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近5个月了，关于SARS-CoV-2（导致COVID-19的病毒）来源的争论一直在激烈进行。早期的一组病例，与武汉的一个动物市场有关，最初表明人类感染来自动物。由于潮湿市场的环境，似乎人与动物的密切接触可能为病毒从一个物种跳到另一个物种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就像SARS一样）。
但越来越多的阴谋论充斥在世界各大媒体上，从指责一种邪恶的生物工程病毒到5G的出现是COVID-19的病因。然而，这些理论并没有得到证据的证实。最有可能的起源，且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支持，新型冠状病毒不是来自实验室，也不是某个疯狂科学家制造出来的，更不可能来自野生动物市场，事实上，病毒可能来自蝙蝠。
我们怎么知道非典是由蝙蝠引起的？
一般来说，疾病不会在物种之间自发地跳跃。但蝙蝠，特别是果蝠，是这一规则的例外。它们是唯一能够充当多种病毒宿主的动物，可以打破这一屏障。人类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包括丝状病毒（可以引起像埃博拉那样的出血热）和亨尼帕病毒属（Henipavirus ），它们在澳大利亚和亚洲引起了小规模但致命的疾病爆发。来自蝙蝠的更为人所知的病毒是冠状病毒，它会引起呼吸道感染。
最近的技术进步，如深度测序，已经被用来检测和测序引起COVID-19的病毒，以及从野外蝙蝠样本中获得的其他病毒。这些研究提供了蝙蝠体内发现的病毒多样性及其进化史的详细信息。事实上，蝙蝠很可能是SARS-CoV-2的宿主，因为这种病毒与类SARS-CoV冠状病毒相似。
我们怎么知道病毒没有从实验室逃走？
虽然越来越多的共识和科学证据表明，SARS-CoV-2起源于蝙蝠，但有关其向人类扩散的性质的问题却越来越多。根据外媒相关报道，最近的一份报告引发了实验室病毒逃逸的恐慌。报告认为SARS-CoV-2是从人类的实验室的病毒研究所逃逸出来的。
事实上，过去曾发生过实验室意外暴露和逃逸事件，包括流感病毒和SARS冠状病毒。然而，本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回应说，大量证据仍然表明SARS-CoV-2是自然产物而非偶然出现，没有其他科学证据支持逃逸理论。研究继续指出，确定SARS-CoV-2的宿主和潜在的中间宿主，因为这仍然是病毒出现的最合理解释。
我们怎么知道它不是从动物市场来的？
尽管武汉动物市场的环境样本检测出SARS-Co-2阳性，但没有动物样本检测出阳性。最近的证据显示，早在2019年11月，该病毒就已经在湖北省传播，这比武汉市场出现该病毒的证据要早。因此，更可能的解释是，它于2019年12月通过人际传播出现在市场上。
病毒可能来自穿山甲吗？
但是，穿山甲这个奇怪的例子呢？在马来穿山甲（一种原产于亚洲的小型鳞片哺乳动物）中发现了类似于SARS-CoV-2的冠状病毒。所鉴定的穿山甲冠状病毒与SARS-CoV-2的基因组相似性为85.5%～92.4%。这种相似性仅次于最近发现的蝙蝠冠状病毒RaTG13，后者的相似性为96%。这导致人们猜测穿山甲可能是SARS-CoV-2的潜在中间宿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切的发现。但即使人类从穿山甲中获得了SARS-CoV-2，其最终来源仍可能是蝙蝠。
我们能不能禁止销售和食用野生动物？
尽管食用野生肉类确实为人畜共患病病毒向人类传播提供了机会，但随着人类越来越多地与动物接触，大多数病毒传播是由城市蔓延造成。森林砍伐和气候变化使包括蝙蝠迁徙范围在内的野生动物生态位最小化，迫使动物与人类的接触越来越密切。
包括蝙蝠在内的野生肉类仍然是世界许多地区人民的重要营养来源。如果没有适当的教育运动和可获得的食物替代品，禁止销售和食用野生动物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由于许多人依靠消费来获取收入和维持生计，这很可能将这些活动推向地下。这将使追踪动物与人之间传播的源头更加难以识别和预防。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阻止蝙蝠传播疾病呢？
不幸的是，答案是我们根本做不到。蝙蝠占所有已知哺乳动物物种的20%以上，在我们的生态系统和经济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蝙蝠除了有助于授粉和种子传播外，还负责控制农作物和森林害虫。此外，人类对蝙蝠栖息地的侵犯有助于加强病毒外溢事件。
为了减少类似新冠肺炎（COVID-19）病毒的再次爆发，许多人呼吁消灭蝙蝠栖息地或消灭蝙蝠种群。但这些活动只会进一步威胁已经遭受粮食不安全的地区的粮食供应。因此，虽然我们仍然无法确定何时何地发生了蝙蝠SARS-CoV-2的外溢事件，但我们确实有一个遏制未来外溢事件的路线图。这将需要加大对野生动物及其不断变化的栖息地的监测力度，以便开发工具来预测这些事件可能在何时何地发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做好准备，在疫情爆发时迅速而准确地采取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