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曾说过：与海外打交道，以《红楼梦》为最好。
这话不假。我多次给外国留学生讲《红楼梦》，在外国青年眼中，《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是中华民族心理和习惯的代表，像希腊奥林匹克、西班牙斗牛、埃及金字塔一般，是中华民族鲜明特征之一。
留学生奇怪地问：王熙凤怎么能公然这样做
外国留学生特别注意《红楼梦》的情节和细节。
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云轩，识分定情悟梨香院”，王夫人突然向王熙凤查问：为什么姨娘们的丫鬟月钱短了一吊钱？凤姐回答：他们外头商议的，姨娘们每位的丫头分例减半，一人各五百钱，两位丫头，所以短了一吊钱。
王熙凤用“他们外头”做挡箭牌，实际是她扣了姨娘丫鬟的月钱。
留学生奇怪地问：王熙凤怎么能公然这样做？她不怕王夫人进一步查吗？
我解释说：王熙凤说“他们外头”指林之孝等管家。中国封建世家有“三尺男童不得入于内宅”的规定，王夫人不可能找男管家来查问，这就使王熙凤有机可乘。把自己克扣月钱栽到“他们外头”身上，这是描写王熙凤钻封建礼教空子的神来之笔。
有一回，刘姥姥为贾府算螃蟹账：“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
这二十多两银子怎么得出来的？日本留学生小岛算不明，我只好拿起笔给他加减乘除。这样看《红楼梦》，真像钻牛角尖。曹雪芹在写王熙凤的利钱、大观园的螃蟹账时，大概早拿笔细算过吧？如果没有十年披阅、五次增删、捻断数茎须的艰辛劳动，怎经得起异域他邦学人的反复推敲，细细查考？
这两人对话真是又啰嗦又不明白
有时，外国留学生对红楼人物的对话瞠目不知所措。例如，李嬷嬷奉宝玉之命去请贾芸，路遇红玉，有这样一段对话：
“（红玉）刚至沁芳亭畔，只见宝玉的奶娘李嬷嬷从那边走来。红玉立住笑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去了？怎打这里来？’李嬷嬷站住，将手一拍道：‘你说说，好好的又看上了那个种树的什么云哥儿雨哥儿的，这会子逼着我叫了他来。明儿叫上房里听见，可又是不好。’红玉笑道：‘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依着他去叫了？’李嬷嬷道：‘可怎么样呢？’红玉笑道：‘那一个要是知道好歹，就回不进来才是。’李嬷嬷道：‘他又不痴，为什么不进来？’红玉道：‘既是来了，你老人家该同他一齐来，回来叫他一个人乱碰，可是不好呢。’李嬷嬷道：‘我有那样工夫和他走？不过告诉了他，回来打发个小丫头子或是老婆子，带进他来就完了。’”
外国留学生说：老师您看，这两人对话真是“又啰嗦又不明白”！我解释说，这段对话，把受“男女之大防”、“主奴有序”压制、而又对贾芸钟情的红玉，写得栩栩如生。
红玉正在思念贾芸，听李嬷嬷说什么“云哥儿雨哥儿”，正中下怀，急欲从李嬷嬷嘴里套出贾芸什么时间来大观园。但她不能直接问，只能旁敲侧击。经过这样一番貌似啰里啰嗦、实则心机妙用的问话，红玉终于问清贾芸的行踪，就没事人一般在那儿“守株待兔”，果然见到了贾芸。
弄明白了这段对话的内涵后，日本留学生小岛英夫感触很深：西洋文化是“钥匙文化”，神州文化是“无钥匙文化”，极难得其门而入。
其实，神州文化也是钥匙文化，这钥匙，就是中华民族的心理特点。别林斯基曾经论述：只有遵循不同的道路，人类才能够达到共同目标；只有过各自独特的生活，每一个民族才能够对共同的宝库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红楼梦》描写出了中华民族的理念和心理特点，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具有“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价值。
瑞典青年喜欢王熙凤，日本小伙夸赞袭人
外国留学生对红楼人物的看法也极有意思。
“老师，贾宝玉算不算同性恋者？不是？您说他同蒋玉菡、柳湘莲的关系，表现了他对被压迫者的同情。那么，他和秦钟呢？照贵国的观点，他俩属于同一阶级吧？这算不算同性恋？”1980年瑞典学生傅瑞东在课堂上这样提问。
贾宝玉搞同性恋？在“文革”刚结束，人们仍用阶级观点分析人物形象时，这观点新老红学家都不能接受。其实傅瑞东的看法不全无道理，只是我自己囿于贾宝玉是“正面人物”的观念，不肯用违反常规的观点分析他。
讲到王熙凤时，我把有的评论家的论断“蛇蝎美人”四个字往黑板上一写，傅瑞东便摇头咋舌：“哎呀，可怕呀！”他说：贵国学者、教师为什么都骂王熙凤？我倒喜欢她。她非常有能力，善于理家又风趣横生。我希望我将来娶的妻子像王熙凤。我说：你说得有一定道理，有位著名红学家早就说：骂凤姐恨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
瑞典青年喜欢王熙凤，日本小伙小岛英夫却夸赞袭人。讲到宝玉冒雨回怡红院，因开门晚踢了袭人一脚时，我给小岛分析袭人的话，“但只是别说打了我，明儿顺手也打起别人来”；“刚是我淘气，不叫开门的”。我说：“你瞧，袭人真是奴性十足！她无故挨了一脚，不埋怨踢人的宝玉，反而规劝他：不要打顺了手，再打别人，再得罪别人。还要自认不是，说是她不让开门才惹火了二爷。这两句话不是把她忍辱负重、曲意奉承的奴性写透了吗？”
不料小岛说：袭人真温柔和顺，将来我娶妻子，就娶袭人这样的！
为何外国留学生和中国读者有如此天差地别的看法？其实曹雪芹塑造人物原本没有什么“正面”、“反面”框框，倒是我们许多评论家把红楼人物片面化、绝对化、理想化了。留学生这些标新立异之说提醒了我：不能用固定的模式、不变的定义去分析艺术形象。用简单的“好”、“坏”去套人物，固然很便当，但常失之于偏颇。
跟留学生说不用研究红学，他们却不乐意了
我给外国留学生讲《红楼梦》，说到第五回就用诗词框定人物命运。英国留学生说：小说不能这样写，我们英国小说从来不会开头就把人物命运告诉读者，那读者还会往下看吗？后来我想起这话总乐——欧洲小说家不会这样写，中国小说家兰陵笑笑生开始这样写，而曹雪芹写到了极致。要不怎么全世界就一本《红楼梦》？
我开始给留学生上《红楼梦》课时，一句带过了红学状况，他们却不乐意了，要求讲讲旧红学、新红学。我按他们的要求做了，但说了一句“外国留学生读好《红楼梦》本身便可以了，至于进一步了解红学，那是中国学生才需要的。”
课后，跟留学生同住的本科学生来“告密”，说留学生对这样的说法不满。傅瑞东说：这是瞧不起留学生。日本的伊藤说：红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我们留学生为什么不该了解红学的过去和现状？
（作者：马瑞芳）
（常乐摘自《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