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健/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8月22日《南方周末》国史新记·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报道之中国言者）
“农民毫无疑问是弱势群体。乡村振兴的本质应该是让弱势群体受益。”
2019年小暑过后，李昌平回了一趟老家——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王垸村。村庄四面环水，是远近闻名的小龙虾种苗基地，农田里“虾稻共生”，亩均收入近万元。
距离李昌平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时间已过去十九年。2000年春耕时节，李昌平还是监利县棋盘乡的乡党委书记。深感农民负担过重，他直接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引起举国上下对“三农”问题的聚焦和中央的高度重视。
那封信也改变了李昌平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不久后辞去公职，离开体制，先南下打工，又北上求师。2011年，李昌平创建了以乡村建设为使命的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简称“乡建院”），自己担任院长。
“原来我做基层干部，事事总想听上面的指导。现在服务于农民，得听农民的真实需求。”2019年8月12日，李昌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些年，他的角色从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转变为和农民站在一起解决问题，“我比以前更懂农村、更懂农民了”。
“我们欠农民太多”
“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中国是乡土中国。”
2001年，李昌平为让《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顺利出版，特请杜润生作序。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重要推动者，当时已年近九十。他拿着放大镜看完书稿，郑重写下一篇序文，题为“我们欠农民太多”。
这也是李昌平的心声。
在给朱镕基的信中，李昌平很具体地谈到了监利农村的一些现实境况，如农田大面积抛荒、农民负担沉重、乡村债台高筑等，并认为这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他用两句话来概括当时的“三农”问题：人缺思想地缺肥，普遍缺少人民币。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这只大手把乡土中国推向了城市中国。到二十一世纪初，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反思，传统城镇化的实质是将农民利益“边缘化”，牺牲农村以发展城市。
李昌平是点起这把“反思之火”的人之一。他一面吸收学院派的“三农”理论，一面以十几年的农村工作经验，为这场大讨论贡献鲜活素材和接地气的话语。他在众多场合疾呼，要给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
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启动了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中心的农村税费改革，最终在2006年废除延续千年的农业税。
李昌平还尤其关注农民的政治权利。应“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邀请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当记者时，李昌平参加了四川步云乡长直选换届的全过程，写出独家报道《步云直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他采访全国第一个依法罢免村干部的村庄——哈尔滨集乐村，写出《有无民主两重天》。这被他视为记者生涯的代表作。
“千斤拨不动四两”
正式创建乡建院之前，李昌平花了好几年在社会组织做农村扶贫。他选择自己的家乡作为第一个实验点。
2005年，李昌平带着10万元“种子资金”回到王垸村，引导村集体和村里的老人共同出资，组成一个养老资金互助社。村民可以从互助社里贷款，前提是先存款，而贷款的利息收益分配给老人。贷款者如果不还钱，村庄下一次调整土地就不给他们，实则是以成员权作为抵押。
四年后，李昌平将类似的“村社内置金融”实验成功带入河南郝堂村。他相信，自己找到了乡村建设的突破口。
“农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千斤拨不动四两’，很难钱生钱。原因主要是分散的小农没有能力参与市场，无法获得市场好处。”李昌平希望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共同抵御风险，而村社内置金融正是一种组织手段。李昌平认为，村社有了内置金融后，农民的承包地、村社集体成员权甚至宅基地和房屋等都可以用来抵押贷款，农民手上就有活钱，村庄就可能有发展。
到2019年，乡建院已经把村社内置金融推广到了中国两百多个村庄。李昌平定义的乡建院，是一家为乡村建设提供系统性、创新性解决方案的专业机构，不是公益组织。乡建院的合作方有县政府、村委会，也有地产商或私人老板，“我们能够盈利，这样做乡建才具有可持续性”。
与十多年前不同的是，如今李昌平对农村的认识与判断，面临着更多挑战。对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人们不再能给出像“减轻农民负担”那样异口同声的回答。
在复旦大学2017年举办的“保底还是进取：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出路大讨论”学术会议上，李昌平的老乡、武汉大学教授贺雪峰就提出批评，他认为郝堂村式的乡村建设“不具有可复制性”，微观有效、宏观无效。郝堂村能成功，但周边的村庄都难以复制其成功，因为乡村旅游或者乡村养老不可能遍地开花，一个市场在局部往往只能支撑一个“郝堂村”的崛起。
重要的是要有选择自由
事实上，李昌平从不指望每个村庄都能“复制”郝堂村的成功。
在李昌平看来，未来中国有10%的村庄最终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60%会“凋敝”，只剩下农业功能，适宜发展规模农业，最后那30%成为中心村，以更完备的功能辐射周边未进城的农民。
“这是自然规律。乡建院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只参与30%的中心村建设。”李昌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国家优先发展城市时，李昌平就在操心农业、农村、农民。如今，“乡村振兴”已成为国家战略，但李昌平仍旧放心不下。
“大家是反应过来了，过去忽视了农村的发展，现在必须要振兴，但到底怎么振兴，以什么路径去振兴才真正符合农民的利益，目前是没有共识的。”
李昌平尤其担心，有的地方搞乡村振兴演变为资本下乡圈地捞钱，最终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农民毫无疑问是弱势群体。乡村振兴的本质应该是让弱势群体受益”。
至于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一个村庄是“凋敝”还是成为中心城，一个农民是进城还是坚守，李昌平认为，具体如何选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选择的自由。
就像在王垸村，不少年轻人养殖小龙虾，能挣得一份好收入，做农民也生活得很安逸。“如果他们还是想过城里人的生活，那就进城去打工，但不能是他们在村里过不下去、没有发展时，被迫离开。”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