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和徐向前兩位開國元帥，一個是紅四方面軍的締造者，一個是中央紅軍的創始人之一 ，皆戎馬一生，為新中國的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雖然兩人在紅軍時期就已經聲名在外，也相互敬仰，卻無曾會面。兩人的第一次會面是在1935年7月6日，兩河口會議之後，紅軍北上的行軍途中。因為特殊的歷史環境，他們的會面方式也非常“特殊”。
1935年6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和第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同天，中共中央領導人接見了四方面前來迎接的代表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
兩大主力會師後，面對國民黨大軍窮追不捨的追堵，紅軍面臨的最要緊問題是會合之後該向何處去？
1935年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在兩河口的一個喇嘛寺廟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兩河口會議”。因為國民黨胡宗南部和川軍分三路大軍步步逼近，徐向前留在了茂縣紅四方面軍總部駐地指揮作戰，因而沒有參加會議。
兩河口會議最後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決議，即《關於紅一、四方面軍會和後的戰略方針》：兩部會和後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首先取得甘肅南部，創造川陝甘蘇區。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會議增補張國燾為軍委副主席，陳昌浩、徐向前為中革軍委委員。同時決定紅軍分三路一併北進:
右路軍由陳昌浩率領，包括紅四方面軍的十師、十一師、九十師共計8個團。
中路軍由徐向前率領，包括紅四方面軍的二十五師、八十八師、九十三師共10個團。
左路軍由林彪、彭德懷、聶榮臻、楊尚昆率領，包括紅一方面軍的第一軍團、第三軍團、第五軍團、第九軍團和四方面軍的八十九師共16個團。
同時，在東面掩護側翼的紅四方面軍8個團為岷江支隊，由王樹聲率領；在南面掩護的紅四方面軍二十七師4個團由何畏率領；紅四方面軍散佈在各要點的部隊由周純全率領為後衛警備部隊。
兩部會合後的十萬人馬從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方向開始向北移動。
然而，張國燾不願北上的心思越來越重，雖然兩河口會議上他沒有反對中央的北進計劃，但兩河口會議後，他南下的意圖越來越明顯。一再致電中央要求解決組織問題，實際上就是紅軍指揮權的問題。
1935年7月6日，徐向前率領部隊到達黑水河地區時，被彭德懷知道了。他立刻回到紅三軍團軍團部，帶了兩名警衛員和特務連的一個排順著黑水河前去尋找。這是兩位紅軍高級統帥的第一次見面。
沿著黑水河一路尋找的彭德懷等人發現了河對岸出現了一支隊伍，不過過河的溜索已經被人破壞，無法過河。相互喊話也因為河水衝擊岩石的巨大響聲而無法聽清楚。
於是，彭德懷寫了張“我是彭德懷，紅三軍團一部在此迎接”的字條，綁在一塊石頭上使勁扔過了過去。
過了一會兒，對面也扔過來一張字條：“我是徐向前，很想見到您。”電話兵受到啟發，用同樣的辦法把電話線連接起來。在電話裡，彭德懷和徐向前約定次日到上游一個有橋的地點見面。
第二天中午，兩人幾乎同時來到了約定的地點。可是這裡的鐵索橋也被破壞了，雙方不斷的喊話，不斷的扔石頭。警衛員在附近發現了一根溜索，溜索上掛著用竹條編的筐沒被破壞。徐向前爬進筐裡，順著溜索溜過來了。
彭德懷大步跑上前去，把從竹筐裡跳出來的徐向前緊緊地抱住。
彭德懷和徐向前兩人立即交換軍情，也同時感覺：部隊行動的速度太慢了。
在當時特殊的環境下，雖然兩部勝利會師，但都肩負軍事指揮重任的彭、徐二人想要見一面是十分不容易的。另外，張國燾極力的阻止中央高級幹部與紅四方面軍的幹部過多接觸。
中央紅軍已經開始北上，紅四方面軍在張國燾的干預下遲遲不動身，為了將兩部主力擰成一股繩，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蘆花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宣佈張國燾擔任紅軍總政委 ，原總政委周恩來調中央工作；宣佈陳昌浩擔任軍委常委，常委由過去的三人增加到四人。
同時變更了番號和幹部任命，紅一方面取消軍團番號改為軍，紅一、三、五、九軍團改為紅一、三、五、九軍，紅四方面軍番號不變。另外組成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任總指揮， 陳昌浩任總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
沙窩會議的前一天，中革軍委制定了《夏洮戰役計劃》，張國燾堅持兵分兩路北進，反對集中兵力。於是紅軍分為左右兩路北上，中央紅軍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的番號：
左路軍由紅一方面軍的第五、九軍團和紅四方軍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軍組成，由紅軍總司令朱德和總政委張國燾率領。
右路軍由紅一方面軍的第一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第三十軍組成，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和總政委陳昌浩率領。
紅四方面軍的第四軍為鉗制部隊，紅一方面軍的紅三軍團擔任後方掩護，兩部皆歸右路軍指揮。
這個編制後來再沒變過，右路軍過了草地後，張國燾下令四方面軍南下，徐、陳帶著第四軍和第三十軍折返南下再過草地。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和第三軍團在毛主席等人的率領下向甘南挺進，第五軍團和第九軍團在朱、劉的帶領下為了避免造成分裂，被動隨左路軍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