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和徐向前两位开国元帅，一个是红四方面军的缔造者，一个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之一 ，皆戎马一生，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虽然两人在红军时期就已经声名在外，也相互敬仰，却无曾会面。两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35年7月6日，两河口会议之后，红军北上的行军途中。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他们的会面方式也非常“特殊”。
1935年6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同天，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四方面前来迎接的代表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两大主力会师后，面对国民党大军穷追不舍的追堵，红军面临的最要紧问题是会合之后该向何处去？
1935年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两河口的一个喇嘛寺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因为国民党胡宗南部和川军分三路大军步步逼近，徐向前留在了茂县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指挥作战，因而没有参加会议。
两河口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决议，即《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和后的战略方针》：两部会和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苏区。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同时决定红军分三路一并北进:
右路军由陈昌浩率领，包括红四方面军的十师、十一师、九十师共计8个团。
中路军由徐向前率领，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二十五师、八十八师、九十三师共10个团。
左路军由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率领，包括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第三军团、第五军团、第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八十九师共16个团。
同时，在东面掩护侧翼的红四方面军8个团为岷江支队，由王树声率领；在南面掩护的红四方面军二十七师4个团由何畏率领；红四方面军散布在各要点的部队由周纯全率领为后卫警备部队。
两部会合后的十万人马从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方向开始向北移动。
然而，张国焘不愿北上的心思越来越重，虽然两河口会议上他没有反对中央的北进计划，但两河口会议后，他南下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一再致电中央要求解决组织问题，实际上就是红军指挥权的问题。
1935年7月6日，徐向前率领部队到达黑水河地区时，被彭德怀知道了。他立刻回到红三军团军团部，带了两名警卫员和特务连的一个排顺着黑水河前去寻找。这是两位红军高级统帅的第一次见面。
沿着黑水河一路寻找的彭德怀等人发现了河对岸出现了一支队伍，不过过河的溜索已经被人破坏，无法过河。相互喊话也因为河水冲击岩石的巨大响声而无法听清楚。
于是，彭德怀写了张“我是彭德怀，红三军团一部在此迎接”的字条，绑在一块石头上使劲扔过了过去。
过了一会儿，对面也扔过来一张字条：“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电话兵受到启发，用同样的办法把电话线连接起来。在电话里，彭德怀和徐向前约定次日到上游一个有桥的地点见面。
第二天中午，两人几乎同时来到了约定的地点。可是这里的铁索桥也被破坏了，双方不断的喊话，不断的扔石头。警卫员在附近发现了一根溜索，溜索上挂着用竹条编的筐没被破坏。徐向前爬进筐里，顺着溜索溜过来了。
彭德怀大步跑上前去，把从竹筐里跳出来的徐向前紧紧地抱住。
彭德怀和徐向前两人立即交换军情，也同时感觉：部队行动的速度太慢了。
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虽然两部胜利会师，但都肩负军事指挥重任的彭、徐二人想要见一面是十分不容易的。另外，张国焘极力的阻止中央高级干部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过多接触。
中央红军已经开始北上，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干预下迟迟不动身，为了将两部主力拧成一股绳，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宣布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 ，原总政委周恩来调中央工作；宣布陈昌浩担任军委常委，常委由过去的三人增加到四人。
同时变更了番号和干部任命，红一方面取消军团番号改为军，红一、三、五、九军团改为红一、三、五、九军，红四方面军番号不变。另外组成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 陈昌浩任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沙窝会议的前一天，中革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张国焘坚持兵分两路北进，反对集中兵力。于是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上，中央红军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
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和红四方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
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委陈昌浩率领。
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为钳制部队，红一方面军的红三军团担任后方掩护，两部皆归右路军指挥。
这个编制后来再没变过，右路军过了草地后，张国焘下令四方面军南下，徐、陈带着第四军和第三十军折返南下再过草地。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在毛主席等人的率领下向甘南挺进，第五军团和第九军团在朱、刘的带领下为了避免造成分裂，被动随左路军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