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绝对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曾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倡导了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最早期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一生为了理想四处奔波，他曾五次被捕入狱，1937年他最后获释后，曾拒绝了只要承认错误，就可以恢复党籍的建议，也婉拒了周恩来多次劝说去延安的邀请。蒋介石曾见缝插针，许诺出资让他组建“新共党”，被陈独秀断然拒绝。此后陆续有胡适邀他去美国，谭平山请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等建议，都被陈独秀所婉拒。
陈独秀所具有的文士气质，使他身上始终有一股傲然之气。他不愿轻易地接受来自四方的接济，这也导致了他晚年生活境况的惨淡，他晚年生活仅靠微薄的稿费收入支撑。多年的牢狱之灾，又使他的身体十分不好，在他人生最后的一段岁月里，曾因支付不起医药费而被赶出了医院，只能靠廉价的偏方来医治病痛，直至63岁时在清苦之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令人唏嘘不已。
陈独秀青少年时聪颖过人，志向远大，学习成绩非常优异，他曾考中过清朝的秀才，在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还在逃亡日本期间，入东京高等师范学习。
陈独秀除了是一位学者，是一位政治家，他在书法艺术方面还颇有造诣，陈独秀在幼年时期，就在书画方面受到家学渊源的熏陶。陈独秀两岁时就没了父亲，他被四叔立为嗣子。陈独秀的四叔陈衍庶是清末民初的一位非常有名的书画家，而陈独秀受四叔的教育与影响自幼就习字作书，对篆书的学习尤为用功，后又转学隶书与行草书。
陈独秀的一生为了理想而跌宕起伏，四处奔波，反复入狱是他生活中的常态。成年以后，他终日忙于革命事业，很难将心思与精力放到书法之上，可以说，他在书法艺术上的见解与成就均得益于他幼年与青少年时期所打下的坚实基础。
陈独秀的书法艺术理念亦受到他革新思想的影响，他主张笔墨要展现自我个性，他认为碑与帖都是千年所传承的精华，主张书法既要临帖，也要习碑，碑与帖不可偏废，应走碑帖结合的道路。
陈独秀喜欢有个性的碑帖，对千人一面的馆阁体嗤之以鼻。他曾作诗论书，诗中说：
珊珊媚骨吴兴体，
书法由来见性真。
不识恩仇识权位，
古今如此读书人。
诗中可见他对书法艺术追求与展现个性的推崇。秉持这种艺术理念的陈独秀，曾对当时颇为闻名的书法家沈尹默有过十分严厉地批评，认为沈的书法偏爱学习馆阁体，有媚俗之气，“其俗在骨”，没有个性。
陈独秀亦曾在书法上告诫年轻一辈的葛康素：
“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脱，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矣。”
在这番忠告中，可见陈独秀对字要有骨力的重视，这与他本人的个性及人格操守亦十分相符。
陈独秀诸体皆擅，而且书风个性十足，在当时有很多名士学者均对其书称羡不已。即使在他入狱羁押期间军政要人与各路文化名士也想尽办法求得其一幅墨宝，对那些慕名而来的索字者，他不论其有无地位名气，都慷慨应允。
陈独秀在羁押期间，曾手书两条幅赠与一名侦缉队长，内容为“还我河山”与“先天下忧”。他还给一位不知名的来人写下了一幅“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的对联。
国民党政要何应钦心慕陈独秀书法，单独面见他并向他索字，陈独秀奋笔写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喻明其心义。他的学生陈中凡来狱中探视，陈独秀作篆书借谢枋得《北行》诗句“雪中松柏愈青青”，表达了自己坚定的信念。
刘海粟到狱中探望陈独秀时赠了他一幅画，陈独秀则挥毫作：“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对联回赠。此联彰显了陈独秀雄阔的襟怀与刚直的秉性。
陈独秀最终从监狱获释后，辗转到了重庆江津乡下生活，其间手书有大量行草书诗稿与函札等。这些行草书有二王的笔意，但夹杂有大小篆书，随性而为，率性而书，极具个人特点。洋溢着浓郁的文人书法气息。
陈独秀不但在书法上造诣颇深，还在中国古文字方面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著有《说文引申义考》，又撰有《字义类例》，把字类分成假借、通用、引申、反训、增益、辨伪、异同、正俗、类似十类。陈独秀在狱中不甘沉沦，而是作起了学问，他的训诂、音韵之学，于狱中始得大造。
胡适就曾经赞说：
“我真羡慕陈独秀，监狱里虽然生活艰苦，却有许多闲暇来著述，他若脱离苦厄就不能安心著作了。”
陈独秀在狱中所写的著作，有《实庵自传》两章，还有《实庵字说》、《识字初阶》、《甲戌随笔》、《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荀子韵表及考释》、《广韵冬钟江中元古韵考》、《干支为字母说》等，可谓著述颇丰。
这些著述，对考证中国文字的起源及演变极具价值。陈独秀还著有《小学识字教本》，此书从文字的形式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有价值的文字学专著。
与民国时期众多学者们相比较，陈独秀的书法堪称上佳。在陈独秀那些所遗传下来的书法作品与大量的信札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所展现出扎实的功力与驾驭笔墨的能力。陈独秀的书法传统功力深厚，艺术创造力十足，很多作品笔墨精彩纷呈，显示了他卓尔不群的艺术天赋与坚韧不屈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