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最小的反抗力量與最大的攻擊力量相當，則可取得平衡。但實際情況僅允許人為的非穩固的平衡存在，唯有若干大國秉持中庸及公正之精神，此一平衡始得以持續。
——（法）塔列朗
戰爭的起因
克里米亞戰爭在近代歐洲外交史上具有轉折性的意義。因此，對其起因的分析也應立足於19世紀歐洲外交格局的演變。
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歐洲形成了以奧地利、普魯士、俄國、英國及隨後被接納的法國為核心的“歐洲協調機制”。其核心運作原理在於，經過拿破崙戰爭的教訓，五大國認識到只有彼此尊重各方的核心利益才能避免歐洲大戰的重演。但是，與以往的戰後安排不同，拿破崙戰爭帶給歐洲的不僅是戰爭的恐怖，還伴隨著法國大革命的自由派思想。因此，奧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親王施展其高超的外交技藝，在歐洲協調的框架內，又打造了一個由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組成的“保守派同盟”，相互支持共同壓制歐洲的自由派力量。在這個同盟內，奧地利民族成分複雜，是保守派最薄弱的環節、普魯士的實力尚不足夠強大，因此，俄國成為了歐洲保守力量最堅實的後盾。
維也納會議，歐洲均勢外交的傑作
雖然同為歐洲協調的一員，英國和法國對“歐洲協調”的態度卻截然不同。歐洲協調對英國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這是因為，歐洲協調在客觀上實現了歐陸國家之間的勢力均衡，大英帝國在此一時期也達到了國勢的頂峰。但是，英國也十分擔心歐陸國家以歐洲協調的名義對他國的干涉。一旦這樣的行動成為常態，就會嚴重威脅到英國的行動自由。因此，英國始終對歐洲協調持一種警惕的態度。1848年革命中，俄國幫助平定了奧地利國內的亂局，成功壓制住了自由派運動。再加上，俄國對波蘭的實際佔領、對奧斯曼帝國的不斷蠶食以及對印度殖民地北部邊界的威脅，使得英國對俄國的恐懼達到了頂峰。
法國的態度就更值得玩味了。1848年革命對歐洲外交格局的一個長遠影響就是拿破崙三世的上臺。拿破崙三世一心想重建他叔父拿破崙大帝的榮光。因此，他設計了一條乍看上去頗為長遠的外交戰略。其核心邏輯是這樣的：拿破崙三世認為，歐洲協調的本意就是為了防範法國的崛起。因此，破壞歐洲協調是重建法國榮光的關鍵；由於俄國是歐洲協調和保守派同盟的中流砥柱，因此，關鍵中的關鍵就是破壞俄國與其他歐洲國家之間的關係。在實際的外交操作中，拿破崙三世利用英國對俄國的恐懼以及法國作為歐洲自由派“聖地”的地位，聯合英國、支持自由派運動，從而一步步的瓦解“歐洲協調”。挑起克里米亞戰爭正是其中的關鍵一環。
戰前的外交危機
克里米亞戰爭直接的導火索是法國對俄國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基督教聖地的保護權發起的挑戰。奧斯曼帝國境內擁有眾多的基督教徒，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因此，擁有對奧斯曼帝國境內基督教聖地的保護權不僅僅關乎宗教，更能給本國在東地中海和巴爾幹地區帶來巨大的影響力。面對這一情勢，奧斯曼帝國是喜聞樂見的，因為他們非常希望能有其他國家介入抵消俄國的影響力。
面對法國的挑戰，俄國的外交戰略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一方面，俄國錯誤的引用1774年的庫楚克·開納吉條約來主張自己的權力。但是，該條約中並沒有規定俄國擁有對奧斯曼帝國聖地的保護權。相反，這一權利只是俄國在隨後的時間裡從奧斯曼帝國手中搶來的。
俄土戰爭戰敗後，奧斯曼帝國被迫簽署了庫楚克·開納吉條約
另一方面，俄國轉向保守派同盟的中另外兩個盟友尋求支持，他本以為奧地利和普魯士會出於同盟的道義以及俄國在1848年革命中對二者的幫助來“回報”自己。但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沒有根據的。對於普魯士來說，奧斯曼帝國離普魯士非常遙遠，自己在那裡沒有重大利益。相反，一旦普魯士支持俄國就不得不承受來自英國和法國的壓力。因此，普魯士的回應是非常不積極。
在整場克里米亞戰爭中，為和平做出最執著貢獻的當屬奧地利了。這裡有兩個層面的原因：從宏觀層面上說，奧地利在巴爾幹地區擁有錯綜複雜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奧地利是多民族國家，它非常擔心巴爾幹的混亂威脅到本國的穩定。從微觀層面上說，奧地利夾在法國和俄國之間，不論它支持哪一方，都必然要承受另一方的壓力。如果它支持俄國，那麼做為報復法國必然會支持意大利反抗奧地利的統治（當時意大利北部在奧地利的控制下）。這些都是奧地利不願也不想承受的。因此，奧地利非常積極的在各方之間斡旋，最終達成了相對溫和的“維也納照會”。
俄國認識到自己在歐洲各國面前的孤立無援，因此表示原因接受“維也納照會”。其實對於此時的俄國來說，聖地保護權問題並沒有傷及自身的核心利益，更多的是榮譽問題，如果可以達成體面的協議，俄國願意做出讓步。歐洲大國都表示認可的“維也納照會”，本可以結束這場危機。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另一個當事人奧斯曼帝國卻拒絕了。奧斯曼帝國給出的解釋是，必須對照會進行重大修改，否則俄國可能對其做出不利於自己的解釋。但實際上，奧斯曼帝國做為弱者之所以敢於反對五大強國的決定，根本原因在於，它認識到自己扼守黑海門戶的戰略地位，英法不可能坐視自己被俄國控制。相反，只有將英法兩國拉進來才能抵消俄國的影響力。正是這一客觀現實，極大地提高了奧斯曼帝國的談判地位。
戰爭中的外交博弈
事後想來，奧斯曼帝國做為最弱的一方，它的外交邏輯卻最為清晰：充分利用自身獨特地理位置的“不可替代性”作為籌碼迫使英法站在自己一邊。除了上文提到的拒絕“維也納照會”之外，它還利用了俄國另一個戰略失誤。
早在“維也納照會”出臺之前，俄國實際上已經願意讓步了。俄國代表緬希科夫親王提出，只要奧斯曼帝國能夠保證東正教會在蘇丹的庇護下繼續享有原來的特權，他願意結束這場紛爭。但即使是這樣並不過分的要求也遭到了奧斯曼帝國的拒絕。惱羞成怒的俄國軍隊越過普魯特河佔領了“多瑙河兩公國”——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
俄國的初衷是希望以實際的軍事威脅來迫使奧斯曼帝國屈服。但這一舉動在利益交織的歐洲看來絕對是一招臭棋。一方面，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扼守多瑙河出海口，這裡是奧地利重要的貿易通道，他們不可能坐視這一戰略重鎮落入另一個強國手中。如此一來，就徹底堵死了奧地利支持俄國的可能。另一方面，俄國的出兵使得奧斯曼帝國苦心打造的“受害者”形象更加真實，反而降低了俄國本來就靠不住的法理地位，也將英法徹底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上。
不過萬幸的是，英法兩國在戰爭中的表現同樣值得商榷。早在戰爭爆發之前，英國政府內部就形成了兩個派別：一是以時任首相阿伯丁為代表的主和派，另一個是以斯特拉福德·坎寧為代表的主戰派。二者的爭論最終以後者的勝出告終。但是主戰派提出的目標太過遙遠，他們希望通過一場大戰，徹底將俄國排除出歐洲均勢之外。如果要實現這一目標，那麼就不僅需要黑海、同時還需要從波蘭和波羅的海方向發動進攻。這就需要獲得普魯士和奧地利的支持。上文已經分析過，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再看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他同樣是一個好高騖遠之徒。雖然他上臺之初就制定了長遠的外交戰略。但是面對國內出現的反戰聲音，他的優柔寡斷佔了上風。不僅支持結束戰爭，甚至還希望效法拿破崙與亞歷山大一世的《提爾西特和約》，重建法俄同盟。最終，克里米亞戰爭在奧地利提出的“維也納四點”的原則上落下帷幕。
《巴黎條約》：戰爭的影響與啟示
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後簽訂的《巴黎條約》與1815年的《維也納和約》相似，也是一個比較溫和寬大的條約。該條款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俄國撤出佔領的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兩公國，實現多瑙河的國際化；另一個是規定博斯普魯士海峽在和平時期對軍艦關閉並且規定俄國不得在黑海保持海軍力量。
我們先來分析《巴黎條約》的直接影響。該條約最有效的規定當屬恢復多瑙河兩公國的獨立（名義上仍屬奧斯曼帝國）。這兩公國構成了後來的羅馬尼亞的前身，並且一直充當俄國、奧地利和巴爾幹之間的緩衝國，直到二戰的爆發。但是對黑海的規定就值得商榷了。表面上看，俄國失去了在黑海部署海軍的權力。但同時也得到了土耳其海峽在和平時期對外國軍艦關閉的承諾。這實際上足以保證黑海的安全。此外，奧斯曼帝國海軍在戰爭中已經被摧毀，英法艦隊又從黑海撤出。因此，黑海的實際控制權仍然在俄國手中。所以，《巴黎條約》對俄國的限制可以說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克里米亞戰爭對歐洲外交格局的長遠影響卻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方面，克里米亞戰爭迫使歐洲大國改變戰略方向。經歷了戰爭的失敗，俄國將其擴張的矛頭轉向東方，並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直到1905年的日俄戰爭失敗後才再次轉向。克里米亞戰爭對戰勝國英國的影響同樣深遠。英國的戰爭目標遠沒有實現，重大的傷亡和目標上的失意使英國在短時間內產生了強烈的厭戰情緒。有學者指出，這一厭戰情緒直接影響了英國在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做出不干涉的決定。
另一方面，“歐洲協調”宣告瓦解。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奧地利和普魯士都拒絕了俄國的要求，令俄國大失所望。失去俄國的認同，保守派同盟和歐洲協調自然失去了支撐。直到30年後俾斯麥重新搭建起歐洲結盟體系之後，這一局面才有所緩解。但原本的“協調一致彼此支持”的局面再也沒有恢復。
克里米亞戰爭地圖
克里米亞戰爭對後世影響不僅體現在歐洲外交的層面，更超越歷史給予後世以深刻的啟示。這是因為，克里米亞戰爭展現出了兩件足以警醒後世的外交事例。一是，“弱國決定強國”，奧斯曼帝國充分利用了自身地理位置對遏制俄國擴張的不可替代性，迫使英法站在自己一邊。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前危機的加深。不幸的是，“弱國決定強國”的悲劇一再重演，最典型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奧匈帝國同樣利用自身對德意志帝國的重要性，迫使德國支持自己在巴爾幹的主張。這雖然不是一戰爆發的主因，但卻是一戰爆發的重要導火索。我們常說“弱國無外交”，但是這裡的“弱”不僅僅是指軍事經濟這些硬指標上的強弱，一個相對弱小的國家如果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在大國外交戰略中的重要性，同樣可以提高自身的國際地位，化弱為強。外交併非紙面實力的簡單比對，而是依託現實的智慧博弈。
另一個是，“毀滅與重建”之間的矛盾。從結果上看，“歐洲協調”的瓦解似乎是實現了拿破崙三世的目標。實際上卻不然。我們從事後的角度來看就可以發現，克里米亞戰爭雖然瓦解了歐洲協調，但卻並沒有重建新的歐洲秩序。拿破崙三世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已經體現出了他性格中優柔寡斷的致命弱點。在重建歐洲秩序的關鍵時刻，他卻將注意力轉向在遙遠的墨西哥建立霸權。歐洲協調的瓦解直接導致了俄國與奧地利關係的破裂。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普魯士統一德國的過程中，俄國坐視不理。拿破崙三世是一個秩序的破壞者，但卻沒有能力重建新的秩序，最終使德意志帝國壯大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克里米亞戰爭改寫了歐洲的歷史。
參考文獻：
1、《大國外交》（美）諾曼·裡奇
2、《1848-1914爭奪歐洲霸權的戰爭》（英）A`P`J`泰勒
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英）帕特里克·貝爾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