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引
毫无疑问：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李世民是一位取得显赫政绩的卓越人物。
他在任期间，执行轻徭役、疏缓刑法等政策，在政治上知人善用、坚持法制、虚怀纳谏、以史为镜，为国家的统一，为唐朝前期的强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是他能够明于知人，善于用人。李世民对用人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晚年所写的《帝范》一书中特置《求贤》一篇
开明宗义的指出：
“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又说：“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
他一再强调，举贤任能，斥退邪佞是朝廷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任务。在他的心目中甚至宰相的主要职责也是为帝王“求访贤哲”。他认为：要使国家繁荣昌盛，惟在使用贤才。他一生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是他取得赫赫政绩、名垂青史的原因。李世民不但这样说且身体力行。
（一）早在继位之前，他就把搜罗人才作为自己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褚亮曾是薛秦的太常博士，但未被委以重任。李世民平薛仁果后，慕名访之，以礼相待，并云：
“寡人受委专征，喜于克敌得俊”。
一语道破了他在东征西讨中，网罗人才的辅佐目的。秦王府人才济济，是与他有意识的招贤纳俊分不开的。
继位后，他仍然非常重视招募人才，发现和重用马周就是一个例子。贞观三年，马周为中郎将常何代写了一个奏疏，李世民觉得常何写不了这么好，便问常何，常何只好说是马周代写的。李世民闻知，立即遣使召来马周破格擢用委以中书舍人，后迁升其为吏部尚书。
他一再地说：“周见事敏速，性甚慎重，朕委任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朕，实为此人，共康时政也。”
求贤若渴的心情跃然纸上。李世民为了广泛搜罗人才，还注意不因政治身份及家族门第的不同而厚此薄彼。张亮出身寒贱，李世民同样对他信任有加。正是在上述认识和行动的基础上，贞观一朝才能出现多士盈廷的盛况。
（二）唐太宗既然求贤若渴，那么，他的用人标准是什么呢？
魏征曾提出了十二条识别官员的标准：
即《说苑》中所说的“六正”和“六邪”，并为李世民所“嘉纳”。在“六正”中的六类大臣里，良臣、忠臣、贞臣、直臣主要是指德行而言的，智臣和圣臣主要对才行而言的。而“六邪”中的具臣、奸臣、谗臣、贼臣、谀臣和亡国之臣都是由于无德。
由此可见，李世民用人坚持的是“德才兼备”，但实际上他是把“德”置于“才能”之上的。即用人首先是看其人政治上是否可靠，作风是否正派，至于工作能力则是属于第二位的。他认为，果用人只注意才能而不注重德，危害是极大的，虽然事后可以发现其“恶迹始彰”加以处罚，但已经使百姓深受其害了。关于这一点，魏征说得更清楚：
“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若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害，然后用之，设今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能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今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
在实际生活中，李世民基本上是按照“德才兼备”的
原则选拔任命官员的。重用虞世南是因为他“博闻、德行、书瀚、词藻、忠直一人而已”，是具有五善的全面人才。越级提拔卢祖尚是因为他“
才兼文武、廉平正直”。对不称职的官吏，他也能够按正、邪的标准行事，坚决罢免。对于缺乏政治品德的人，他更是拒之不用。隋朝重臣苏武一次要谒见李世民，遭到他的斥责：
“公隋朝宰辅，政乱不能匡救，遂令品物涂炭，君弑国亡。见李密，王世充皆拜优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也。”
便是明证。
（三）要做到选贤任能，首要的是要知人。
不知人，就谈不上合理用人。所以，知人是用人的前提。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李世民能够明察秋毫，对臣下的优缺点了如指掌，的确是值得称道的。一次他对长孙无忌等人说：
“朕闻主贤则臣直，人若不自知，公宜面论，攻朕得失。”
无忌不敢直说，反而把皇帝颂扬了一番，李世民非常失望，故而面论群臣得失，并首先提到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此；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高士廉猎涉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启齿；事朕三十载，遂无一言论国家得失。杨师道性行纯善，自无愆过，而情实怯懦，未甚便事，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长，而持论常据经达，自当不负于物⋯⋯”
上述事例说明，李世民对臣下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这为他正确合理的使用人才提供了条件。
人总是有缺点的，巨细兼顾，面面俱到的人毕竟只是少数。一个人如果在某疆域过五关、斩六将，就免不了在另一场合 走 麦 城，所 以 用 人 要 舍 长 取 短。李 世 民 认 为：
“人才有长短，不必兼达。”关于这一点，他在所著的《帝范》中有一段极其精辟的议论
“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末，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而弃其善，无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今人智有长短，能有巨细，或蕴百而尚小，或统一而为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
按照这样的原则使用人才，当然就能够使百官各得其所，人尽其用了。所以，大材小用，小材大用，乃至学非所用都是错误的。
（四）功与过，优点与缺点往往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
这种人格和行为矛盾的现象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如何根据这种并存的人格行为，赏罚分明，却是用人之道的又一重要方面。对此，李世民主要的做法是抓住主流，舍其支流。房玄龄、杜如晦、温彦博都是当朝重臣，功绩卓著，但御史大夫萧 王禹 却因他们“尝有微过”而上书弹劾。
对此，李世民置之不理，并批评萧 王禹 ：
“卿之守道耿介，古人无以过也，然而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
因有大功而放纵臣下的贪残而不问，自然失之过宽，但不以小过而忘大功则抓住了事物的主流。李世民这样做，赢得了大臣们对他的赤胆忠心。对于那些罪大于功的渎职贪官，李世民是从来不肯因小功而舍大罪的。
贞观二十年李世民遣使巡察天下，一次就处死七人，流放和罢免数百名官吏，唐政权当时能够对贪官污吏进行有力的打击，是具有生命力的表现。李世民从维护政权统治出发，赏罚分明，选贤任能是难能可贵的。
一次李世民的姐夫长广公主的丈夫杨师道鞫狱失当受到处罚，为此，他向其姐姐解释说：
“赏不能避嫌，罚不阿亲。此天下至公之道。”
他不但能不私亲属，对秦王府的旧部下，也能出于公心不无故升迁。玄武门事变后，有人建议给秦府旧兵授以武职，李世民说：
“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唯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
总结综述
在这方面他是身体力行、言行一致的。尉迟敬德是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由于自持有功，攻讦房、杜等大臣，甚至动手殴打任城王李宗道。对此，李世民对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魏征原是李建成的太子洗马，李世民即帝位后对他深信不疑，便是很好的证明。
虽然李世民在选用人才方面也有缺点，如规定工商杂流不能授官，玩弄权术等等，但纵观李世民的用人之道，总体上也是从江山社稷的根本利益出发，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来择官用人的，这也是他政治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