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引
毫無疑問：在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中，李世民是一位取得顯赫政績的卓越人物。
他在任期間，執行輕徭役、疏緩刑法等政策，在政治上知人善用、堅持法制、虛懷納諫、以史為鏡，為國家的統一，為唐朝前期的強盛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條：是他能夠明於知人，善於用人。李世民對用人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認識。他在晚年所寫的《帝範》一書中特置《求賢》一篇
開明宗義的指出：
“夫國之匡輔，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又說：“黃金累千，豈如多士之隆，一賢之重？”
他一再強調，舉賢任能，斥退邪佞是朝廷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任務。在他的心目中甚至宰相的主要職責也是為帝王“求訪賢哲”。他認為：要使國家繁榮昌盛，惟在使用賢才。他一生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是他取得赫赫政績、名垂青史的原因。李世民不但這樣說且身體力行。
（一）早在繼位之前，他就把蒐羅人才作為自己政治生活的重要內容。
褚亮曾是薛秦的太常博士，但未被委以重任。李世民平薛仁果後，慕名訪之，以禮相待，並雲：
“寡人受委專征，喜於克敵得俊”。
一語道破了他在東征西討中，網羅人才的輔佐目的。秦王府人才濟濟，是與他有意識的招賢納俊分不開的。
繼位後，他仍然非常重視招募人才，發現和重用馬周就是一個例子。貞觀三年，馬周為中郎將常何代寫了一個奏疏，李世民覺得常何寫不了這麼好，便問常何，常何只好說是馬周代寫的。李世民聞知，立即遣使召來馬周破格擢用委以中書舍人，後遷升其為吏部尚書。
他一再地說：“周見事敏速，性甚慎重，朕委任之，多稱朕意，既寫忠誠，親附於朕，實為此人，共康時政也。”
求賢若渴的心情躍然紙上。李世民為了廣泛蒐羅人才，還注意不因政治身份及家族門第的不同而厚此薄彼。張亮出身寒賤，李世民同樣對他信任有加。正是在上述認識和行動的基礎上，貞觀一朝才能出現多士盈廷的盛況。
（二）唐太宗既然求賢若渴，那麼，他的用人標準是什麼呢？
魏徵曾提出了十二條識別官員的標準：
即《說苑》中所說的“六正”和“六邪”，併為李世民所“嘉納”。在“六正”中的六類大臣裡，良臣、忠臣、貞臣、直臣主要是指德行而言的，智臣和聖臣主要對才行而言的。而“六邪”中的具臣、奸臣、讒臣、賊臣、諛臣和亡國之臣都是由於無德。
由此可見，李世民用人堅持的是“德才兼備”，但實際上他是把“德”置於“才能”之上的。即用人首先是看其人政治上是否可靠，作風是否正派，至於工作能力則是屬於第二位的。他認為，果用人只注意才能而不注重德，危害是極大的，雖然事後可以發現其“惡跡始彰”加以處罰，但已經使百姓深受其害了。關於這一點，魏徵說得更清楚：
“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若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害，然後用之，設今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能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今強幹為害極多。但亂世唯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兼備，始可任用。”
在實際生活中，李世民基本上是按照“德才兼備”的
原則選拔任命官員的。重用虞世南是因為他“博聞、德行、書瀚、詞藻、忠直一人而已”，是具有五善的全面人才。越級提拔盧祖尚是因為他“
才兼文武、廉平正直”。對不稱職的官吏，他也能夠按正、邪的標準行事，堅決罷免。對於缺乏政治品德的人，他更是拒之不用。隋朝重臣蘇武一次要謁見李世民，遭到他的斥責：
“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優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
便是明證。
（三）要做到選賢任能，首要的是要知人。
不知人，就談不上合理用人。所以，知人是用人的前提。作為至高無上的皇帝，李世民能夠明察秋毫，對臣下的優缺點了如指掌，的確是值得稱道的。一次他對長孫無忌等人說：
“朕聞主賢則臣直，人若不自知，公宜面論，攻朕得失。”
無忌不敢直說，反而把皇帝頌揚了一番，李世民非常失望，故而面論群臣得失，並首先提到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此；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獵涉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啟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便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達，自當不負於物⋯⋯”
上述事例說明，李世民對臣下的情況是比較瞭解的，這為他正確合理的使用人才提供了條件。
人總是有缺點的，鉅細兼顧，面面俱到的人畢竟只是少數。一個人如果在某疆域過五關、斬六將，就免不了在另一場合 走 麥 城，所 以 用 人 要 舍 長 取 短。李 世 民 認 為：
“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達。”關於這一點，他在所著的《帝範》中有一段極其精闢的議論
“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末，直者以為轅，曲者以為輪，長者以為棟樑，短者以為拱角，無曲直長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無棄材，明主無棄士。不以一惡而棄其善，無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機，盡其所有⋯⋯今人智有長短，能有鉅細，或蘊百而尚小，或統一而為多，有輕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賴以成職。”
按照這樣的原則使用人才，當然就能夠使百官各得其所，人盡其用了。所以，大材小用，小材大用，乃至學非所用都是錯誤的。
（四）功與過，優點與缺點往往在一個人身上體現出來
這種人格和行為矛盾的現象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如何根據這種並存的人格行為，賞罰分明，卻是用人之道的又一重要方面。對此，李世民主要的做法是抓住主流，舍其支流。房玄齡、杜如晦、溫彥博都是當朝重臣，功績卓著，但御史大夫蕭 王禹 卻因他們“嘗有微過”而上書彈劾。
對此，李世民置之不理，並批評蕭 王禹 ：
“卿之守道耿介，古人無以過也，然而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
因有大功而放縱臣下的貪殘而不問，自然失之過寬，但不以小過而忘大功則抓住了事物的主流。李世民這樣做，贏得了大臣們對他的赤膽忠心。對於那些罪大於功的瀆職貪官，李世民是從來不肯因小功而舍大罪的。
貞觀二十年李世民遣使巡察天下，一次就處死七人，流放和罷免數百名官吏，唐政權當時能夠對貪官汙吏進行有力的打擊，是具有生命力的表現。李世民從維護政權統治出發，賞罰分明，選賢任能是難能可貴的。
一次李世民的姐夫長廣公主的丈夫楊師道鞫獄失當受到處罰，為此，他向其姐姐解釋說：
“賞不能避嫌，罰不阿親。此天下至公之道。”
他不但能不私親屬，對秦王府的舊部下，也能出於公心不無故升遷。玄武門事變後，有人建議給秦府舊兵授以武職，李世民說：
“朕以天下為家，不能私於一物。唯有才行是任，豈以新舊為差？”
總結綜述
在這方面他是身體力行、言行一致的。尉遲敬德是玄武門之變的關鍵人物，由於自持有功，攻訐房、杜等大臣，甚至動手毆打任城王李宗道。對此，李世民對尉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魏徵原是李建成的太子洗馬，李世民即帝位後對他深信不疑，便是很好的證明。
雖然李世民在選用人才方面也有缺點，如規定工商雜流不能授官，玩弄權術等等，但縱觀李世民的用人之道，總體上也是從江山社稷的根本利益出發，按照德才兼備的原則來擇官用人的，這也是他政治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