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瑛碑》，又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孔龢碑》等。碑高198厘米，宽91.5厘米，厚22厘米，凡18行，行40字。原石立于山东曲阜孔庙内，现置曲阜碑苑。
原碑文中并没有明确的立碑时间，但后世一般依据碑文中鲁相平上奏牒的时间将它视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所刻。此说虽不甚严谨，但与实际立碑时间当相去不远。
《乙瑛碑》碑文所书写的，乃是东汉元嘉三年三月至永兴元年六月之间，鲁相上书请求为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的往来文书。东汉元嘉三年为公元153年，此年五月，即改为永兴元年，所以碑中虽有两个纪元，其实是同一年中大约三个月间的事。
此碑保存了东汉诏报文书的原始材料，其主体可分为三个部分：一为司徒吴雄、司空赵戒因前任鲁相乙瑛所请，上奏皇帝，请置孔庙守庙百石卒史一人，管理孔庙日常事务，并得到皇帝批准；二是司徒、司空下发鲁相的回报文书，命选拔通经艺、明礼仪者一人，出任守庙一职；三是现任鲁相平的回报文书，将选拔情况和授孔龢为守庙百石卒史的文牒上呈朝廷。
碑文所反映的汉代诏报文书，其说一事，层层引用，不厌繁琐，保存了当时制度的真实情况。这种以文书入碑的例子，除此碑外，仅在《史晨碑》中有所反映。
卒史，本秦官，《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萧何曾为秦泗水卒史，“（萧）何为泗水郡卒史”。又《史记·张丞相列传》及《汉书·周昌传》皆记周昌及其从兄周苛“秦时皆为泗水卒史”，可见秦时郡属吏即有卒史。
汉承秦制，郡属吏亦设卒史，如《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及《汉书·魏相传》皆记魏相曾为“府卒史”。汉代不仅郡太守属吏有卒史，中央官属也有卒史。《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为学官……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注：大行即大行令，秦名典客，西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大行令，至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名为大鸿胪。）
卒史的秩等 ，一般郡卒史秩百石。《史记·儒林列传》引如淳曰：“《汉仪》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补郎中，乙科二百人补太子舍人，皆秩二百石；次郡国文学，秩百石也。”郡国文学，即郡国文学卒史，明言其秩为百石。《乙瑛碑》中请置孔庙守庙卒史亦为百石。
《乙瑛碑》曾著录于《集古录》、《金石录》等书中，历代以来，均被视为学习隶书的经典范本。碑末刻有“后汉钟太尉书，宋嘉祐七年张稚圭按图题记”。考钟繇年代当是后人伪托无疑。
明安世凤《墨林快事》评“此学书人第一宗祖”。明赵崡《石墨镌华》卷一评：“其叙事简古，隶法遒劲，令人想见汉人风采，正不必附会元常也。”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五称：“文既尔雅简质，书复高古超逸，汉石中之最不易得者。”清万经《分隶偶存》卷上云：“字特雄伟，如冠裳佩玉，令人起敬。”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则云：“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杨守敬《平碑记》云：“是碑隶法实佳，翁覃溪云：‘骨肉匀适，情文流畅。’诚非溢美，但其波磔已开唐人庸俗一路，史惟则、梁升卿诸人未必不从此出，或以比《礼器》，则过誉矣。”
乙瑛碑是汉隶最兴盛时期的典型作品，它除了具有汉隶在用笔结字等方面的共性外，还有自己的个性，即艺术特色。
首先，从风格形态来说，乙瑛碑具有宗庙之美。其风格既不像《石门颂》那样豪肆，也不像《曹全碑》那样秀润，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它又比《礼器碑》多一分沉厚，比《史晨碑》多一份雄强。其用笔沉著厚重，结字端庄雍容，体现了传统文化追求的一个向度，深具宗庙之美。正如清代方朔所言“《乙瑛》在三碑为最先，而字之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王篛林太史谓雄古，翁覃溪阁学谓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不虚也。”（《枕经金石跋》）
其次，从技法角度看，用笔方圆兼备，结字匀适调和，章法规矩合度。乙瑛碑是八分隶书完全规范化的极致，具备了汉隶的全副表现手法。其用笔不像《张迁碑》那样多方笔，也不像《曹全碑》那样多圆笔，而是多切锋方笔入纸，顿笔圆转出锋，刚柔相济。平画表现最为明显。作为汉隶最重要表现特征的波碟画显明突出。其结字笔画排列匀整，近小篆之排叠布白，没有大的松紧变化，字内空间较平均，笔画向四周均匀排布，不像《史晨碑》和《曹全碑》那样刻意突出长大的主笔画。
其章法如同许多汉碑一样，横成行竖成列，字距略大于行距。呈森然气象。清代梁巘说：“学隶书宜从乙瑛碑入手”（《评书帖》）。乙瑛碑在汉碑中属平正规范一路，适合初学。自乙瑛入隶，左可通雄肆一路，右可通雅逸一路。
临习《乙瑛碑》，应注意以下事项：
一、注意把握此碑的整体风格。“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王澍《虚舟题跋》）。要注意寻找规律，抓住此碑不同于其他汉碑的用笔结字特点。在临习时，最好与其他汉碑对照临习，互参互证，这样才能更清楚地把握其风格特点。
二、可与简牍书法结合临习。碑刻书迹毕竟与墨迹不同，行笔法较隐晦。简牍书法墨迹的清晰用笔可给有“血缘关系”的碑
隶以笔法的提示。正如郑孝胥《海藏书法抉微》所说：“上虞罗
氏叔蕴辑为《流沙坠简》，由是汉人隶法之秘尽泻于世，不复受拓本之蔽，昔穷毕生之力于隶书而无所获者，至是则洞若观火。”而且简牍的生动活泼与汉碑的端严典重形成鲜明对照，对自己日后风格的形成大有裨益。
三、要注意“碑法”用笔的把握。碑的笔法是与帖的笔法完全不同的另一系统。后人无视这一区别，挪用帖法写碑，只重笔画两端形态，中段一滑而过，致使隶书走向鄙俗一路。唐以后隶书家多难逃此弊。临习时要注意用笔节奏，中段行笔不可过速，而且笔要鳞勒，逆锋涩进，加大笔毫与纸面的摩擦，使笔画沉实杀纸，形成高古浑厚之气。这才是所谓“金石气”，而不是用笔模拟其笔画的剥蚀。
四、注意用笔和结字方面的辨证处理，如方与圆、曲与直、长与短、轻与重、大与小、刚与柔、敛与放、肥与瘦、向与背、动与静等。注意点画和结体之间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许多时候用笔造成结字。
五、由于此碑法度谨严，临写时要注意避免过于工整，以至走向拘谨和俗气。杨守敬称其“波磔已开唐人庸俗一路”，不可不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