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智慧城市專欄 | 太極股份仲愷:疫後智慧城市將更注重數據共享與市民數字身份應用

後疫情時代智慧城市專欄 | 太極股份仲愷:疫後智慧城市將更注重數據共享與市民數字身份應用
後疫情時代智慧城市專欄 | 太極股份仲愷:疫後智慧城市將更注重數據共享與市民數字身份應用

疫情期間,智慧城市建設成果被寄予厚望,一些城市依託信息化技術展開防疫戰。然而,有些現象的出現也讓大家開始質疑智慧城市“不夠智慧”,整個城市或社區防控還是靠人力,如社區人口摸排和疫情統計主要靠打電話、反覆填表,居民出入通行靠紙片,測量體溫靠人工,登記信息靠紙筆等。智慧城市的公共資源及感知信息也不能迅速整合到以個人為主的疫情防控體系,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我們該如何看待智慧城市在疫情期間的表現與外界預期的差距,在疫情之後智慧城市建設思路和重點是否有變化,打造真正的智慧城市的關鍵所在和可行路徑是什麼?就上述問題,《中國信息化週報》記者近日獨家採訪了太極計算機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太極股份)副總裁、智慧城市基礎設施業務集團總經理仲愷,聽他講述後疫情時代智慧城市建設的重點。

後疫情時代智慧城市專欄 | 太極股份仲愷:疫後智慧城市將更注重數據共享與市民數字身份應用

仲愷

太極計算機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

智慧城市基礎設施業務集團總經理

智慧城市建設是長線工作

城市數據共享應用是關鍵

在仲愷看來,智慧城市是個相當長線的工作,之所以在疫情期間的作用表現和老百姓的預期有差距,是因為智慧城市在最開始的時候“調門”起得太高,“智慧”一詞被用偏了。仲愷把智慧城市建設總結為三個階段:數字城市、智能城市和智慧城市。他認為,目前的智慧城市還在數字城市階段,部分實現了智能城市的程度,還遠沒有達到真正的智慧城市。但也不能因此否定過去開展的智慧城市建設工作成績。正是因為有了之前七八年的智慧城市建設基礎,有了政府層面和各行業領域的建設鋪墊,才能夠在疫情中後期出現“健康碼、暢行碼”等一些整合應用。這些應用背後都有相當多的資源數據支持。

作為國內首批從事智慧城市建設的服務商,太極股份從2012年就開始參與智慧北京頂層設計與相關標準的制定,並先後參與智慧北京、智慧烏魯木齊、智慧榆林、中新天津生態城等智慧城市的建設,特別是近幾年,在中國電科的統一部署下,太極股份先後參與深圳、福州、嘉定等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從城市運營管理中心到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從頂層設計到實施建設再到數據運營,太極股份不斷在實踐中探索智慧城市建設的可持續發展路徑。

“如果沒有前期智慧城市的建設、數據的積累和一定程度的橫向打通,就不會有現在這些有效的應用。”仲愷說。更為關鍵的是,這次疫情給智慧城市基礎建設需求帶來新的方向,比如在線辦公、在線教育、不見面審批等方面機遇都很大。同時,疫情也極大地觸發了用戶對數據共享應用的需求。早在2月10日左右,仲愷所在的業務集團就陸續接到很多地方政府用戶的電話,希望太極股份輔助他們去做數據共享,因為他們的業務系統建設是條塊分割進行的,在真正碰到社會化應急的需求下,數據的互通共享問題就更突出。城市數據共享應用是接下來智慧城市建設必然要面臨且必須重點解決的問題。

城市數據共享應用問題該如何解決?仲愷認為,這不僅僅是個技術的問題,更關鍵的是優化治理結構。比如原來各地方各部門都有很多數據,但治理結構不清晰,主體即“誰來做”不清晰。現在各地紛紛成立了大數據局,如此一來,大數據的事情就有專門的機構來管了。隨著治理結構越來越清晰,人們將會看到大數據在社會化事件處理上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未來的智慧城市建設將轉變為自下而上

過去政府主導的智慧城市建設,更多是從上到下的角度,關注上層的城市治理、社會治理、經濟服務,偏重城市行業設施與中心建設,但與個人身份相關的數據採集不夠,同時採集的數據很難傳導到城市中心。

疫情之後,智慧城市建設將由下至上注重市民數字身份應用。仲愷認為,未來智慧城市建設在強調“大腦”的同時,更應該關注城市“神經元”的佈局。而所謂的“神經元”就是基於“客戶端”個人信息數據的收集與應用。

“我們發現,過去的智慧城市更多圍繞的是群體,比如智慧政務、智慧醫療都是從關注群體角度出發的,很少圍繞個體公民個人;而能介入到個人的更多是電商、互聯網服務。”仲愷認為,未來智慧城市建設,打通末端神經元是必然趨勢,會由上而下轉變為從下到上,更加關注發展數字市民身份應用。他回憶,十多年前,市民卡火熱過一段時間,但因為條塊分割——交通有交通卡、社保有社保卡、銀行有銀行卡,最終市民卡並沒有通過整合更廣泛地應用起來。

但現在是發展基於數字市民身份應用的好契機。因為,疫情之下的很多應用是基於市民身份的,比如社區管理,“你是不是這個小區的、有沒有接觸過特殊人群、曾經去過哪裡等”這些信息都是基於個人身份的,再比如目前備受關注的“快遞人員進小區”問題,核心也是社區無法確認快遞人員身份及相關信息。面對社區管理的剛性需求,如果能基於個人身份認證、行為信息以及行動軌跡等綜合信息在安全認證基礎上實現社區管理,再疊加社會化應用服務,價值是非常巨大的。

在本次疫情期間,中國電科集團推出了“一碼暢行”應用。“我們在探討能不能與一碼暢行後面的數據相結合,去做一些基於個人身份識別的擴展應用服務,在現階段是特別好的機會。”仲愷說。

新基建帶給疫後智慧城市建設更多機遇

對於疫情期間中央提出的新基建話題,仲愷表示,這也是針對疫後國家對智慧城市建設的新挑戰,“拉動和賦能,這是新基建項目的兩個核心。一方面看這些項目是不是能拉動社會資本,拉動經濟發展,而非完全是政府投資;另一方面要看基建項目的成果平臺是不是能賦能更多的中小微企業參與創新。”

新基建會給智慧城市帶來很大機遇。5G、AI、大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的部署都會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中,新基建與智慧城市的建設密切相關。其中5G+AI的重點投入應用一定是智慧城市,特別是在終端客戶端的數字市民個人智能應用必然需要通過大帶寬的5G通道,而互聯網數據、工業物聯數據以及5G+AI智能數據都會集中在大數據中心領域,今明兩年就會有200萬機架的規模部署,推動新型數據中心建設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採訪的最後,仲愷總結說,疫情與新基建對智慧城市建設的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在政府層面,加強頂層數據共享,打破縱向條塊分割,橫向打通數據將是下一階段智慧城市建設的重中之重,而基於市民數字身份應用的社會化服務將是未來智慧城市的重要部分。未來更多政府服務將下沉社區,基於市民數字身份應用疊加更多社區增值服務,實現基層自治,將是可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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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息化週報(信息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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