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後，曾經有數支葡萄牙僱傭軍部隊為南明的江山作戰。 他們的規模往往非常迷你，卻因超值的貢獻而留名青史。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發生在1647年的桂林。300名招募自澳門的葡萄牙傭兵，幫助勢如危卵的南明永曆政權，暫時挫敗了南下清軍的兵鋒。
奇怪的是，偏偏是這支規模最大、作用最為凸出的葡萄牙僱傭軍，在歷史上的記載最為模糊。不僅在很多本土的明清記載中不見經傳，就連西方的歷史記錄也鮮有提及。以至於在今日，還有自作聰明之人跳出來稱其子虛烏有。
今天，我們就好好整理下當時留下的歷史碎片。通過明朝、清朝、葡萄牙人和天主教會這四方的立場，看看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1646年，自滿洲南下的清軍勢力，已經越過長江而飲馬東南海岸。曾被寄予厚望的南京弘光政權被迅速撲滅，浙江地方派支持的魯王勢力也損失慘重。明朝留在兩廣與西南的地方勢力，擁立桂王朱由榔稱帝。這就是南明歷史上的永曆政權起源。
但永曆政權從一開始就看上去勢如危卵。 桂王本人對於出面主持大局是非常猶豫的。福建地方派建立的唐王隆武政權，又在實際上同他們有不可調和的競爭關係。小朝廷不僅善戰之兵，也無足夠的募兵糧餉。名義上可以掌控的西南大地，實際上已經被同宗對手、清軍與同時南下的農民起義軍一起，瓜分過半。
永曆本人更是一個缺乏主見和歷練的文弱宗室，對於逃跑時機的過度敏感，是其唯一可以用來自保的天賦。因此，不少人對大明殘山剩水的未來，表示擔憂。掌握國際關係與先進武器技術的歐洲傳教士，就成為了永曆政權的救命稻草。
但這批後來在桂林參與戰鬥的葡萄牙部隊，並不是永曆政權首先招募的。一直在福建依靠鄭氏集團支持的隆武政權，比西南腹地的桂王更有財力保障。執掌實際事物的福建地方士紳，也比大部分省份的同僚更有國際眼光。組建一支300人的僱傭軍部隊，對於尚有大量餘錢的隆武政權來說，真不是什麼問題。同時，利用鄭芝龍過去在日本的關係。隆武政權還一直期望德川幕府能夠派遣大規模部隊助戰。但因為後者的觀望態度，沒有最終成行。
隨著滿清對鄭氏內部人員的收買與分化，隆武政權以最快的速度崩潰。300名葡萄牙傭兵還在澳門附近的兵營與船塢裡準備，就已經失去了召集他們的僱主。好在有長期在中國區傳教的德國人瞿安德協調，這支小部隊的指揮官弗雷拉同意轉而為永曆政權服務。這才有了後來的桂林之戰。
1647年3-5月的兩次桂林之戰，並不是一場驚天動地的決戰。哪怕是在小戰不斷的南明史上，都稱不上大規模戰役。南下的清軍因為進展迅速，造成了兵力被稀釋。朱由榔的小朝廷，則更因為沒錢發餉而無法調動周圍的大規模兵團。皇帝本人則在清軍前鋒抵達之戰，就已經開啟了逃生之路。如無意外，他的政權可能在這一年就被敵軍瓦解。但在廣西巡撫瞿式耜等人的堅持下，桂林城內數量有限的守軍還是進行了激烈抵抗。
300個葡萄牙士兵按照當時的殖民地部隊模式，由火槍手為主。所攜帶的火炮數量有限，並有一些來自東非的黑人奴僕士兵擔任近戰部隊。他們成功的將數百衝入城中的清軍擊退，保住了永曆皇帝丟棄的首都。兩個月後的較大規模交鋒，這些傭兵繼續用火力支援並肩作戰的明軍。
他們的勝利，也確保了永曆政權度過了建立以來的首次重大危機。正是由於這次勝利，讓不少原本看衰南明的漢人軍頭選擇反正。永曆的政權獲得了湖南、廣西和廣東的不少地盤。儘管形勢仍舊嚴峻，但好歹是將反清的大旗給豎了起來。不然又何以等來大量的張獻忠殘部加盟呢？
很多當代的懷疑論者，都會指出葡萄牙傭兵部隊的結局與去向不明問題。以此作為弗雷拉及其部下都不存在的有力證據。然而，如果看看當時澳門的自身處境，我們就不難明白這支部隊在歷史上的異常低調。
作為葡萄牙人在遠東僅剩的基地，澳門在17世紀後期已經渡過了自己的黃金時代。在城市建立之初，澳門當局依靠聯通長崎、馬尼拉和馬六甲之間的國際航運貿易，成為遠東最富裕的地方之一。
隨著荷蘭人不斷髮起挑戰，澳門的形式已經岌岌可危。荷蘭人曾數次發起對城市的進攻，擾亂了正常的貿易秩序。同時，挑戰者從其他地區下手，逐步蠶食掉葡萄牙人建立的勢力範圍。
日本的德川幕府，就在17世紀30年代開始頒佈一系列鎖國令。葡萄牙人最終被曾經歡迎他們的日本人永久驅逐，用於遠東轉手貿易的日本白銀就此斷供。接著，馬六甲在1641年被荷蘭與柔佛人的聯軍攻克。澳門與印度果阿總部之間的交通線，變得危險而時斷時續。同時，葡萄牙本土已經爆發了脫離西班牙王室統治的起義。馬尼拉的西班牙當局，自然開始斷絕同澳門的貿易。這樣就意味著來自墨西哥的美洲白銀和生意也沒有了。
在這種艱難困苦的情況下，澳門就比過去更加依賴同兩廣及遠東內陸的貿易。但明末的亂世又讓內陸的商品和物資供給變得困難。所以，當支持南明的耶穌會傳教士開始牽頭後，澳門當局非常樂意幫助恢復內陸的局面。300人規模的部隊看似渺小，但對於人口有限的澳門來說，已經是非常盡力的表現。
當時的葡萄牙人在澳門是沒有正式的常備駐軍的。整個澳門的防務依靠一些武裝商船的水手和市民承擔。 1626年，尚在黃金時代尾聲的他們，也不過是湊出了150人的衛隊去抵抗荷蘭人的強攻。所以，在1647年協防桂林的僱傭軍，勢必是招募大量市民和冒險家才湊出來的。這些人員的離開，也就意味著城市本身防禦力量的真空。一旦局勢出現任何風吹草動，澳門當局都有理由將他們召回。
這支300人的僱傭軍部隊，很可能在當年就回到澳門並被解散。原因也不難理解，就是永曆政權在實質上沒有穩定的賦稅和財政。葡萄牙人雖然願意幫助南明，卻也需要後者承擔士兵的工資與糧秣。但永曆的小朝廷在根本上沒有足夠的軍費去長期維持傭兵。在桂林之戰後的幾年裡，大量駐紮在湖南前線的明軍投誠滿清。就是因為皇帝沒錢給他們發餉。一些窮瘋了的明軍部隊，甚至在潰退中肆虐周圍的鄉村，造成了不輸於清軍的破壞。這也讓永曆政權進入了建立之後的第二次重大危機。
1648年，深感局勢危機的南明還再次向葡萄牙人借兵。德國人瞿安德再次抵達澳門，卻只招募到了1隊士兵和2門大炮。匆忙成軍第二批傭兵部隊，也沒有直接去永曆皇帝的所在地效力，而是被用於防守重回南明一邊的廣州。到1650年，廣州再次因為內部問題而迅速陷落。澳門當局已經在對華政策上，開始了決定性的轉變。
南下廣東的清軍部隊，非常希望獲得新朝廷的命令去攻陷澳門，以便奪取城裡儲存的剩餘財富。他們為對付鄭成功勢力而開始的海禁，也波及這座城市。遠在北京的清廷下令葡萄牙人不得出海貿易，對城市經濟造成了更深層次的重創。澳門的葡萄牙人只能在搞有限的走私之餘，不斷賄賂廣州地方官。以便保住這個來之不易的前哨基地。
至此，澳門當局從過去支持南明反攻的立場，完全切換到獲得清朝朝廷的認可。他們不僅不再派出僱傭兵參戰，連相關事情也很少提及。
作為南明特使的波蘭人卜彌格，就是在當年抵達那裡。結果，澳門當局一度將他扣留，禁止其鬧出讓滿清不愉快的外交風波。數年後，卜彌格從歐洲返回，又被禁止在澳門口岸登陸。無何奈何的大明洋忠臣，只能改走更為艱辛的內陸，最後病死在邊境上。
澳門的葡萄牙人，其實非常忌憚那些依然為南明殘餘勢力效忠的天主教傳教士。 同時，他們也有站在清朝一邊為自己說話的傳教士隊伍。大名鼎鼎的南懷仁，就是其中代表。葡萄牙人的擔憂，也促成了天主教教會的內部分歧產生。
基於以上所說的背景，抵達遠東的傳教士團體，已經分為了親近南明派與擁抱清朝派。前者希望繼續支持南明抵抗，後者則已經敲開了紫禁城的大門。雙方雖然都致力於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播，但選擇的路線卻大相徑庭。於是便利用文化攻勢，為自己的政策合理性辯護，順便也夾雜私貨的壓制對方成就。
就是在廣州陷落的1650年，順治皇帝頒佈了保護傳教士利益的詔令。這個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耶穌會與南明勢力的脆弱同盟。以南懷仁為首的擁抱清朝派，不僅與澳門的葡萄牙當局利益趨同，也在歐洲本土的教廷獲得了支持。其設想都是希望通過與清朝保持良好的關係，獲得傳教的方便。因為南明在實際上已經無可救藥，繼續糾結下去會讓自己的事業成為滿清打擊的對象。
這種新戰略在歐洲的造勢，充分體現在了擁抱清朝派的相關記載當中。 例如被南懷仁派回歐洲搞偓佺的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就在其撰寫的《韃靼戰記》中對桂林之戰的葡萄牙傭兵選擇略去不表。與其立場相同的還包括比利時傳教士魯日滿。他在廣州奉南懷仁之命，撰寫了介紹清朝崛起與征服明朝的《韃靼中國史》。其中也故意對親近南明派組織起來的僱傭軍，忽略不寫。唯有關於廣州在1650年的陷落記載裡，給葡萄牙僱傭兵留了一個龍套角色。
相比之下，親近南明派的耶穌會傳教士就在文化攻勢方面，大大不如。例如一直負責操辦僱傭軍事物的瞿安德，就在下一次大撤退中被清軍殺死。去歐洲執行外交任務的卜彌格，也在返回的途中積勞成疾而死。他們雖然有留下相關記載，但影響力遠遠不如對手不斷出版的韃靼介紹著作。
他們雖然成功的將永曆政權的後宮和朝廷，變為了東亞歷史上少見的基督教追隨者。但卻無法幫助這個扶不起的阿斗，控制住局面。尤其是當羅馬教廷、耶穌會以及澳門當局的政策集體轉變後，整個親近南明派本身也就淪為了缺乏外援的少數派。
而南懷仁為首的擁抱滿清派，不僅身在紫禁城與皇帝接觸，還在歐洲輿論和澳門口岸的交通線路控制上，都佔據了優勢。這也是今人試圖考察這段歷史時，常常無法在許多歐洲記載中，找到關於葡萄牙僱傭軍參加桂林之戰內容的原因。如果不是花點心思、動點腦筋去找其他材料，可能真的會誤以為葡萄牙僱傭軍只是網絡興起後才出現的謠言和西方人給自己臉上貼金的小故事。
當然，陰謀論的始作俑者，往往不僅僅是對真相不求甚解的無知。更深層次的思維與世界觀衝突，一直在左右他們的視野和良心。這個因素也是古已有之的想象，足以解釋明清方面對於沒有記載葡萄牙僱傭軍的原因。
最後，早期南下的滿清先鋒實際上多以漢軍為主，真正的八旗部隊在其中的成分不多。很多人在後來成為三藩治下的駐軍，並在康熙時代發動了叛亂。因而，這些人的很多事情也不為投靠滿清的士大夫們所待見。何況其本身的階層位置，也是士大夫們異常嫉妒的地方勢力。
直到二十世紀的80-90年代，關於澳門葡萄牙傭兵的記載，才通過一些翻譯作品和論文進入國人的視野。因為其比較特殊的傳奇性質，在互聯網時代得到了進一步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