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敘事中，往往強調「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帶來的負面後果。然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卻切切實實的給大清續了五十多年的命。
1850年，19歲的咸豐皇帝從父親手中接過了一個危機四伏的帝國。耗費巨大的對外戰爭連續失利，社會問題積重難返，天朝上國感受到了真正的威脅。
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大清戶部銀庫的儲銀只有187萬兩，而僅僅一年後，一場規模空前的農民戰爭就將席捲半個中國。1851年太平天國之亂爆發，當年所花軍費就達1,800萬兩，到1853年6月，花費軍餉已達2963餘萬兩，而戶部存銀僅剩20餘萬兩。與此同時，大清最重要的稅源，江南富庶之地盡失。
咸豐皇帝面對的內憂外患，有如當年崇禎皇帝面對的危局，隨時有丟掉祖宗江山的可能。
然而大清不僅沒有亡，相反在咸豐去世後，一度平定內憂外患，收復西北國土，開展洋務運動，締造了一支「遠東第一」的艦隊，打出了一波「同光中興」的高潮。
是什麼靈丹妙藥讓幾乎山窮水盡的大清起死回生？
外債下的「同光中興」
1861年咸豐去世後，在兩宮太后和恭親王的領導下，大清國在短時間內一度實現復興。對內平定粵匪，收復新疆；對外編練新軍，組建水師，開展洋務運動，甚至在中法戰爭中取得局部勝利。
這一系列揚我國威的壯舉背後，處處透露出燒錢的氣息。
據估計，從金田起義到1873年回亂平定，清政府的軍費開支約6.27億兩。對於剛經歷過太平天國浩劫，財政已經瀕臨崩潰的清政府而言，如何掏出這筆錢是個巨大的難題。
傳統農業帝國的收入主要依賴農業稅，而農業稅在短時間內缺乏彈性。在府庫沒有充足積蓄的情況下，意料外的大筆支出很容易引起財政突然崩潰，導致王朝猝死。
依靠短時間大額加稅的政策則很容易對社會經濟造成巨大破壞，激起民變。崇禎皇帝的自殺式的三餉加派殷鑑不遠，清廷必須另想其他辦法。
這時候，一箇中國曆朝歷代統治者都未曾見過的新鮮玩意兒出現在清政府眼前，那便是外債。同治中興以來清政府的種種豐功偉績，背後都有數不清的外債作為支持。
中國的首批外債，始自太平天國戰爭時期。由於無法負擔剿匪的鉅額經費，清中央政府不得不向各地督撫下放權力，各省督撫在擁有就地籌餉權和捐輸權後，不但可以自行開徵各類稅金，沿海省份還首次以海關收入作擔保向外商舉借外債。
中國政府獲得的第一筆外債，是1853年蘇淞太道吳健彰為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僱募外國船炮，而向上海洋商借款十二萬餘兩庫平銀。
· 小刀會本屬於白蓮教、天地會一類的普通民間結社反清組織，但因為地處上海，迎頭撞見了帝國主義勢力，而在1949年後的歷史敘事中得到特別優待
此後，各地官員為了鎮壓叛亂，先後向洋商借債12筆，總數約銀188萬兩。淮軍的船費，曾國藩、曾國荃所統率的湘軍軍餉，上海僱傭洋槍隊的部分餉銀，李泰國等在英國購置「阿思本艦隊」的費用，以及天京陷落後阻擊太平軍流竄的軍費，都是用這些錢來支付的。
大清借外債的第一次高峰則是今人眼中晚清最大的軍事亮點——左宗棠收復新疆。
這次西征耗資甚巨，從1875年到1881年，西征軍共耗餉約5,237萬兩。按當時的規定，軍費應由各省「協餉」解決，然而此時清廷的催解已毫無權威，各省紛紛推諉拖延。左宗棠不得不停軍待餉，連連上奏求援：
即以欠餉而言，臣軍積至二千六百餘萬兩之多，所部除火食、馬乾、寒衣、單衣外，每年僅發一月餉，尚須多方設措，似此窘蹙，事何可長。
不得已，朝廷批准左宗棠向洋人借款一千萬兩，攤派各省分十年償還。整個西征期間，左宗棠共借款1600萬兩，大大緩解了前線的壓力，使其順利地完成了收復新疆的工作，也使這位晚清重臣意識到借債對於戰爭的重要性。
在給他人的信中，左宗棠提到「聞俄人因黷武而貧，近舉債五千二百萬兩，而億俄西腴地為質，其橫行無忌，所恃在此。」
從此之後，清政府對於籌借外資一事愈發熟練。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重臣自是大量借款以購置戰船、編練軍隊、開辦工廠。而中法戰爭「勝利」的背後，也是近2200萬兩的對外借款。到了甲午戰爭初期，主戰派張之洞強調要戰勝日本，「只有購兵船，借洋債，結強援三事最為重要」。
· 張之洞
然而，甲午之前的外債給大清解決問題的同時，並沒有給帶來太大的財政負擔，而甲午之後，鉅額的賠款卻給大清的財政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清政府為甲午戰爭軍費及賠款所借債的總額，合計即達庫平銀3億5千萬餘兩，比甲午戰前所借總額，超過6.6倍。而當時清政府的年收入合計不過七八千萬。
甲午戰爭打完不過數年，清廷又捲入戊戌變法和百日維新的漩渦。維新運動失敗後，慈禧太后因廢除光緒帝的企圖多次被列強和洋務派阻撓，而放任義和團襲擊各國在華使館和教堂。隨後戰敗而來的庚子賠款，高達4.5億兩。
清政府無力籌付鉅額賠款，當即將庚子賠款轉化為39年期的外債，加上年息四釐，總計9.82億兩。清國每年需籌款約2200餘萬兩，其中300餘萬兩由中央財政提供，餘1800萬兩「按省份大小、財力多寡為斷」向各省攤派，全國除東北外的19個省無一例外。
清廷的外債攤派，加劇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矛盾，並使中央財權下移，為清朝滅亡之時地方與中央的離心離德埋下伏筆。
「清末新政」的最後一搏
庚子之後，朝廷威信掃地，清廷痛定思痛，決定進行一場全方位的改革。在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人的推動下，晚清規模最大的一場改革拉開了序幕，史稱「清末新政」，內容包括廢科舉、興實業、練新軍、預備立憲等。今人所熟知的晚清諸多「成就」便是清末新政的成果。
· 中國首條自主設計的「京張鐵路」就是清末新政的成果之一
不過，任何改革都離不開金錢的支持。僅僅編練新軍一項，按計劃每年的花費就在5400萬兩以上，這對於連支付賠款都困難的清王朝來說無異於天價。用於新政的經費，除了強行向地方督撫攤派以外，又只有籌借外債一條路了。
據統計，清末新政時期，清廷對外借款共計5238.44萬兩。如果把賠款借款和鐵路、工礦、電報借款都計算在內，借款達31,067萬兩，平均每年借款3,400多萬兩。庚子以後，清政府每年的財政赤字高達3000多萬兩，也都是靠借外債填補的。
不僅中央舉債，地方政府在賠款攤派和新政壓力下也紛紛越過中央政府私自借債，各地總計約4000萬兩。雖然中央政府嚴格命令，對外借款需經度支部同意，但對入不敷出的地方政府也無可奈何。
· 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廷改組部院，將戶部更名為度支部，專理財政，列銜於戶部之上
面對財政危局，清廷以「立憲」為掩護，開始逐步回收地方督撫的財政軍事大權，企圖以此增強中央政府的經濟實力。然而此舉遭到了地方督撫的聯合抵制，清廷與地方的裂痕進一步加深。
終於，1911年清廷推出取消各省商辦幹路，由國家強制收回的「幹路國有」政策，以此為抵押與四國銀行訂立川漢粵鐵路六百萬借款合同，引發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最終發展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索。
· 盛宣懷，「幹路國有」政策的執行人，大清的掘墓人之一
即便在大清最後的時刻，即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清政府依然把外債視為最後的救命稻草，向各種可能提供貸款的外國求援。
但由於清廷的形象太過惡劣，革命黨佔據道義優勢，各國政府皆不願揹負幫助清廷打內戰、鎮壓革命的惡名，要麼聲稱「暫守中立」，要麼要求不得「用於軍事目的」，甚至直接拒絕。
清廷將最後的希望寄託於外國私人財團和銀行家。雖然許多財團都樂意支持清廷，但各國政府卻從中阻礙。革命黨也積極活動，孫文直接與英國外交部、四國銀行團交涉，要求其不予清廷財政援助，得到其原則上的同意。
1911年11月，清政府最終與法國金融資本家勾堆男爵（Baron Cottu）簽訂了名為「中國整理各項新政之借款」的兩筆合同，共計1.5億法郎。但這筆上上下下翹首以待的救命錢，最終還是因為法國政府的中立政策而流產。
· 辛亥革命爆發後的1911年11月2日、4日的英文報道，都強調「勾堆借款足以決定中國未來的命運」
窮途末路的清政府只得電告各省督撫：「現在時局危迫，庫款告罄；籌措外債，又成畫餅。累蒙慈聖頒發內帑，藉資挹注，刻已無可再發」，低聲下氣的「求各省分籌接濟，稍救眉急」。
然而，各省督撫或自顧不暇，或別有用心，對清廷的「求援」應者寥寥：或不予理睬；或空言搪塞；或藉口紳民反對，拒絕籌解；或乾脆頂回去。在這國內外的眾叛親離下，清政府只得走向終結。
大清國的幸與不幸
和以往的專制王朝相比，大清國是幸運的。它在經歷過太平天國這樣規模空前的毀滅性的農民戰爭後居然能恢復元氣，對外戰爭屢次失利依然屹立不倒，究其原因，正是趕上了全球化的好時代。
· 走出柏林凱賓斯基酒店的載洵，攝於1909年
晚清敘事中，往往強調「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帶來的負面後果。然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卻切切實實的給大清續了五十多年的命。
與國際金融市場的接觸，給了清政府緩解財政危機的一條出路，能夠平滑財政收支，將短期爆發的危機延緩分攤到未來數十年。而政府短期內開支急劇擴大導致的財政崩潰，往往是中國傳統專制王朝滅亡的直接原因。
以前朝崇禎皇帝的命運為例：
明末的財政虧空，源於遼東戰事的失利，朝廷嚴重入不敷出，邊關欠餉嚴重。為應付遼東戰事，崇禎下令加派「遼餉」，前後共六百八十五萬兩。
嚴酷的加派導致大量農民流亡，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為李自成的崛起提供了機遇。為鎮壓農民起義，朝廷進一步加派「剿餉」和「練餉」，合稱「三餉加派」，一共加派一千六百九十五萬兩，甚至比明朝末年財政總收入還多二百萬兩。
· 「闖王來了不納糧」
這些稅負加派進一步給社會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戶部加徵錢糧每畝一錢三分至二錢餘，摺合本色米五斗至一石，相當於當時農業產出的50%至100%，已經到了竭澤而漁的地步。時人描繪，三餉加派後：
村無吠犬，尚敲崔追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
短期劇烈的財政危機往往可以讓貌似強大的專制政府陷入巨大危機，進而走入「虧空——加稅——民變——剿匪——虧空」的死循環中。而大清政府憑藉外債，暫時跳出了這一死循環。
外債將短期爆發的危機化解了，而全球貿易帶來的大量關稅收入又成為了大清籌借外債的重要抵押品，甚至是洋人眼中唯一靠譜的抵押品。兩者一度實現了正向循環，關稅之增收與外債的出現與繁榮幾乎處於同一時期。
然而，外債能為大清續命，卻不能使其起死回生。
清廷財政管理混亂，缺乏統一的受監督的財政規劃，財政總是隻考慮短期目標，且腐敗橫行。政府控制不住花錢的手，以至於到後期嚴重依賴外債，甚至舉債度日，將外債從短時間應急的手段變為日常行為，最終山窮水盡之下，還是走回了老祖宗那套攤派掠奪的老路。
另一方面，大清國對內發行的「公債」卻乏人問津。
戶部曾一度主張「以息借洋款之法施諸中國商人，但使誠信以孚，自亦樂於從事」，相信「中華之大，富商巨賈，豈無急公好義之人」。然而，其發行的「息商借款」和「昭信股票」等具有公債性質的債券都應者寥寥。
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共發行國債2次，地方公債6次，都算不上成功。兩次國債中，一次因找不到國內借款人，只得轉為外債，另一次則只得動用皇帝的內帑銀購買。而六次地方公債的資金總額也不過400萬兩。
大清公債的失敗，並非國內富商不夠「急公好義」，而是公債在發行過程中逐步變為苛派抑勒、借捐並舉的騷擾行為。最關鍵的是，沒有神志正常的大清子民相信朝廷會把吃到肚子裡的錢再吐出來。
· 李中堂也挽救不了大清破產的信譽
比起清政府，百姓們顯然更願意相信洋人。
按陳善同的記載：「我國民商存款於各號莊者，人人自危，念本國既無法律為之保護，於是相率提款，悉數存放於匯豐、道勝等外國銀行。約計近兩年華人資本契入於外國銀行者殆不下萬萬。……全國金融，遂盡操於外國人之手。」
中國的民間資本，以出口轉內銷的形式繞了一圈，回到了清政府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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