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一直流傳於後世，儘管他自己本人從未提到過，但現實生活中，司馬光的確是以誠實作為伴隨他終生的座右銘。現代人對司馬光的評價大多來自於三件大事，第一件當然是司馬光砸缸之事，另外便是聞名於後世的《資治通鑑》和抵制王安石變法。
諸如秦朝的商鞅變法、明朝的張居正改革、清代的戊戌變法等等，因此與王安石變法相對立的司馬光便想當然地被扣上了保守派和落後派的帽子。但事實上，對於經歷了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的宰相司馬光做評價，此種說法就顯得過於片面了。
公元1085年，司馬光臨危受命第二次出任宰相，將王安石變法內容一概廢除，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周旋於改革派和他所認為的理想國家藍圖之中，無奈其能力有限，於公元1086年病逝，諡號文正。
一、司馬光的性格特點充滿理想主義，性格決定他無法勝任宰相這個職位
他當時的政治思想太過理想化，與當時所處的時代格格不入。但是司馬光的理解中，天下應當是這樣的：“人臣各獻其謀，而人君裁決是非”，群臣努力為民請命，在盡力排除皇權的干擾下對天下大事先行討論決策，並經過互相爭辯和無數次斟酌考量後選出最合適的方案，然後再交給皇帝聖裁，皇權在其中承擔的角色只是最終的保障性角色。
這種思想從現代社會的視角來看，無疑是非常先進的，有一種君主立憲式的民主之風，無奈的是這是一千年前中國封建王朝達到鼎盛時的宋朝，註定他的理想無法實現，況且這種帶有內閣式的民主真正得以發言廣大的是明朝，而非當時司馬光所處的時代。
精神上的潔癖和非黑即白的人生箴言與宋朝官場格格不入。 其中體現最為明顯的屈野河西地事件，司馬光的老師龐籍和當時的河西地守將都有意識地將司馬光送向外地，用自己的處分換來了司馬光的政治生涯，但由於他精神和道德上的潔癖，竟然無數次向朝廷說明真相，並斷絕與他們的來往，讓自己的老師和好朋友的善意付諸東流，這一點上來說，司馬光是一個不成熟的官員，甚至是一個不合格的學生和朋友。
不懂得圓滑和妥協的他永遠不會認清何為“中間地帶”。由此我們不禁聯想到在電視劇《大明王朝》中，修仙的嘉靖帝對海瑞說的那番話：
長江之水可用，黃河之水亦可用，黃河之水氾濫便要治理黃河，而長江之水過清亦無法造福兩岸百姓。
海瑞永遠不會懂這個道理，同樣的司馬光也不會懂，中庸之道是一門高深的學問，身為孤臣的司馬光，註定了他在最後的18個月裡無力迴天，孤掌難鳴。
二、宋仁宗、宋英宗期間興盛的科舉制和寬容納諫的官場風氣塑造了司馬光的品格，使其無法在宋神宗期間順利地完成過渡和轉變。
深受儒家倫理思想影響，並通過科舉制入仕的宋朝官員們，多數身懷家國天下而又剛正不阿，尤其宋朝的臺諫官制度使得大臣們敢於直言向皇帝諫言，而這主要得益於宋朝對官員尤其是諫官的過度寬容，不殺諫官，少殺大臣，以至於諫官集團在表面上形成了對於皇權的威脅。
這種寬容風氣雖然無法達到司馬光的理想狀態，但也卻是他所喜聞樂見的，並且在這種寬容納諫的風氣中，司馬光已經形成了自身的為官之道，而到了宋神宗期間王安石變法時，迅速轉變的政治大環境使司馬光無所適從。
王安石變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與司馬光清平盛世的政治理想漸行漸遠。 宋英宗的“皇考”之爭使得作為宋英宗後代的宋神宗急迫想要做出政績以證明自己有能力擔負起這個皇位。年輕氣盛的宋神宗重用王安石開始變法革新，因為只有變法才能打碎過去的一切，改變宋朝當時面臨的最大的問題——財政短缺。
仁宗、英宗期間寬容的政治風氣的確使政治上顯得一片祥和，但是由於對於官員隊伍的寬容，大量的冗官、冗政嚴重拖累了宋朝的經濟發展，稅收減少，政府機構入不敷出，所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法家思想得以登上歷史舞臺。
事實證明，二十年的王安石變法使宋朝官府經濟收入大幅增長，對於趙家的王廷來說確是一項偉大的功績，但是以我們現代的眼光來看，王安石變法是否是一場堪稱商鞅變法而於民於國均有利的偉大變革，恐怕很難做出中肯的評價。
王安石變法一定程度上集民眾的資財於國庫，合官員之聲音於皇帝一人，對於皇室來說自然貢獻巨大，但是對於百姓和整個社會的發展來說，並不盡然，對此司馬光與之完全針鋒相對。
一則抨擊官場；司馬光如此描述當時的官場生態：
“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
以法家思想去治理天下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對待官員的態度嚴苛，塑造了一種重壓的官場生態，群臣向上諫言之路堵塞，同時用重刑主義管理宋朝官吏，在司馬光看來這是一種政治上的倒退，完全背離他的理想政治局面。
二則重擊社會底層。改革後的宋朝雖然可能國庫充盈，但天下百姓卻十分疾苦，民富皆斂於國，秉持民本思想的司馬光無法忍受此種變革所帶來的後果
。在此就筆者來看，民財之去處，放之任何社會之中都是一個有研究價值的問題，這是一個政治管理學的問題。
百姓要依賴國家維護其安全，並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故而盧梭所說的天賦人權之後，百姓讓渡出一部分公共權力給政府，以求得到保護，但問題的關鍵是百姓亦有自己的生活和權利，讓渡出的權力或財富佔有自身擁有的所有物資的分量該如何確定成為歷朝歷代永久的難題，偏差過甚便立馬天翻地覆。
三、司馬光在最後的18個月中無法改變朝局早已註定
第一，司馬光歷經四朝，在元祐年間又重新回到宰相之位的司馬光早已年近古稀，無論是面對高太皇太后依賴他改變時局的厚望，還是面對年幼的宋哲宗，亦或是面對滿朝同僚們，此時的他即便有能力實現他所期望的完美的政治生態，卻無奈年事已高，沒有精力去面對。
第二，即便在前朝，司馬光過於孤芳自賞的性格和不懂圓滑處事的為官之道使其孤立無援，且面對自己的老師和好友，也同樣如此，“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識不過三四，舉朝之人悉非舊識”是真實的寫照。因此，在當時面對滿朝文武時，他已經是確確實實的孤臣了，更別說在宋哲宗時期，經歷了20年王安石變法之後，身邊擁立新法之人比比皆是。
雖然他一上臺便立馬廢除王安石的各項變法措施，同時大肆培養自己的門生，卻沒想到自己的這些措施卻成為引發朝局動盪的新的因素，熙豐時期的舊臣表面上看似司馬光的對立之敵，元祐時期的新晉之臣也看似與司馬光處於同一利益集團，但他既不針對敵人做出打擊，也不維護幕僚的權益，而只想在其中尋找一個平衡點，最終的結果便是兩頭不討好，使自己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孤立之臣。
第三，人之晚年性格往往有所改變，二次入相的司馬光因為經歷了太多官場上的爾虞我詐，為了走向與王安石完全對立的一面，他自己變得固執己見，加之高太皇太后在政治上的言聽計從，使司馬光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只要一味地否定王安石變法便是對的，並拒絕自我反省，這無疑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所以晚年的司馬光二次入相，憑藉高太皇太后的完全信任，他意欲以孤立之臣的形象去撬動整個朝局，一方面想在擁護變法的老臣與反對變法的新臣之間尋找平衡，另一方面，卻又急切想要革除他所認為的王安石變法時期的各種弊端，充滿了矛盾。
經歷了歲月洗禮和官場的無數次磨練，他不再像年輕之時可以為了自己的理想抱負而勇往直前，卻想在各大利益群體之間作“老好人”，欲要改變，卻無法放開手腳，年事已高而又固執己見，雖懷揣美好理想，但卻也只能把它作為過眼雲煙，但無論如何，終其一生，憑藉《資治通鑑》這一流傳後世的史學鉅作和其鞠躬盡瘁的治世態度，“文正”這一諡號他都足以承受。
參考文獻：
《宋史》
《司馬光集 》
《續資治通鑑長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