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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柺最早的地毯生產
作者：潘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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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乾隆年間，五當召的寺廟建築初具規模時，廟方就召集僱用一批工匠，為五當召服務。在這批工匠中，編織地毯的佔相當數量，這些織毯工在幾十名師傅的帶領下，整日在黑暗的作坊裡以手工編織地毯。據有關資料記載，當時地毯圖紙和毛線都要從北京、張家口等地購進。手工毯坊生產的都是喇嘛們誦經的坐墊和僧舍伽蘭中供僧徒鋪用的毯子，做工較粗糙厚實。一些精緻地毯、如活佛大喇嘛們用的和經殿中上排場的，則須從北京、西藏等地購進，有的是王公貴族所賜贈的。
召廟建成以後，隨著對地毯需求的相對減少，一些織毯工就離開了召廟。剩下的一些作坊，就斷斷續續地一直繼承下來。織毯技術除面積大小變化和熟練程度的長進外，再沒有什麼根本改善。到民國年間，織毯作坊除為召廟織作地毯外，也給地方上的達官富貴王爺牧主們織造一些坐墊、鞍墊之類小玩藝兒，雖然價格低廉，但一般牧民是用不起的。
解放後，在國家改造工商業政策號召下，召廟保留下來的織毯作坊合併聯辦，開頭仍由召廟管理，集體化以後，歸屬牧業隊，當時只有四間土房、三駕機梁、三個師傅、七名工人，資金不到三千元。產品仍是二蘭坐墊、鞍墊和小鋪毯，銷路不廣，收入很少。
一九五八年，公社以民族資金資助一千元，翻修擴建了幾間土房，派了一名領導，增加了五六名工人和兩架織毯機梁。為了改進織毯技術，打開生產新局面，在領導和工人的支持下，老師傅王珍背上炒米做乾糧，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好不容易找到外貿部門有關領導張某，詳細彙報了五當召地毯生產的歷史、現狀和工人們改進技術的願望。外貿領導親自領王珍到北京一家仿古地毯廠參觀學習。王珍一看大開眼界，又是看、又是摸，從繪圖設計配線製造到平洗加工，全部工藝流程仔細觀看學習，認真牢記心中。他一直學習了半個多月，還留戀不捨。臨走時，帶了許多圖樣、線樣，滿載而歸。回廠後，他興奮地向領導和工人講述了自己的收穫，並提出了改進擴大生產的建議。廠裡資金不足，領導師傅就帶頭湊錢，工人也紛紛集資，派王珍出外採購原料。有了原料，王珍就和大家一起試做，邊教邊幹，晝夜學習。終於在一九六零年春生產出第一塊仿古地毯。
這年夏天，王珍和一名領導帶著這塊仿古地毯到了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他們把這塊樣品地毯送交北京外貿駐呼辦事處，受到了一些內行領導的好評。外貿有關領導邀請他們參加了正要開始的地毯出口訂貨會議，他們大膽地承攬了生產出口北京仿古地毯任務。
由於這個廠生產的北京仿古地毯是在悠久的織造歷史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一出手就以其傳統的民族特色和古老的藝術風格站立起來。它的原料。完全採用國產羊毛，用特殊植物染色著色，手工織造，化學洗制而成。這個廠的師傅和工人做工精細、製成的地毯質地柔軟、色澤牢固，毯面光亮，圖案及配色仿照我國曆代古老地毯，自己設計構圖，主要有歷代琴棋書畫、文房四寶，還有“紫雪金丹”“國色天香”等名花異卉，“水旱八寶”“龍鳳呈祥”和各種飛禽走獸。所有圖案都搭配勻稱，格調和諧、美觀雅緻、古色古香，既有實用價值又有藝術美感，被中外人士譽為具有高度藝術價值的珍貴品，暢銷國內外。
“文革”中，五當召地毯廠受到嚴重衝擊，“造反派”說地毯是“封資修黑貨”“走資派的享樂品”，要停產。老師傅受到批鬥。生產瀕臨絕境。粉碎“四人幫”後，公社和牧業大隊整頓了地毯廠，加強了經營管理，年產值上升到二十多萬元，質量越來越好，出口數量增加了兩倍半。在收入增加、資金積累基礎上，又擴建了四棟磚瓦車間，有技術人員和工人八十多名。
一九七八年，北京外貿內蒙古外貿的有關領導技術人員專程參觀了五當召地毯廠，給於高度評價和熱情指導。不久之後，內蒙古廣播電臺，包頭人民廣播電臺錄製了專題錄音通訊。《內蒙古日報》以醒目標題報道：《山溝裡飛出了“金鳳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