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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拐最早的地毯生产
作者：潘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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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乾隆年间，五当召的寺庙建筑初具规模时，庙方就召集雇用一批工匠，为五当召服务。在这批工匠中，编织地毯的占相当数量，这些织毯工在几十名师傅的带领下，整日在黑暗的作坊里以手工编织地毯。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地毯图纸和毛线都要从北京、张家口等地购进。手工毯坊生产的都是喇嘛们诵经的坐垫和僧舍伽兰中供僧徒铺用的毯子，做工较粗糙厚实。一些精致地毯、如活佛大喇嘛们用的和经殿中上排场的，则须从北京、西藏等地购进，有的是王公贵族所赐赠的。
召庙建成以后，随着对地毯需求的相对减少，一些织毯工就离开了召庙。剩下的一些作坊，就断断续续地一直继承下来。织毯技术除面积大小变化和熟练程度的长进外，再没有什么根本改善。到民国年间，织毯作坊除为召庙织作地毯外，也给地方上的达官富贵王爷牧主们织造一些坐垫、鞍垫之类小玩艺儿，虽然价格低廉，但一般牧民是用不起的。
解放后，在国家改造工商业政策号召下，召庙保留下来的织毯作坊合并联办，开头仍由召庙管理，集体化以后，归属牧业队，当时只有四间土房、三驾机梁、三个师傅、七名工人，资金不到三千元。产品仍是二兰坐垫、鞍垫和小铺毯，销路不广，收入很少。
一九五八年，公社以民族资金资助一千元，翻修扩建了几间土房，派了一名领导，增加了五六名工人和两架织毯机梁。为了改进织毯技术，打开生产新局面，在领导和工人的支持下，老师傅王珍背上炒米做干粮，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好不容易找到外贸部门有关领导张某，详细汇报了五当召地毯生产的历史、现状和工人们改进技术的愿望。外贸领导亲自领王珍到北京一家仿古地毯厂参观学习。王珍一看大开眼界，又是看、又是摸，从绘图设计配线制造到平洗加工，全部工艺流程仔细观看学习，认真牢记心中。他一直学习了半个多月，还留恋不舍。临走时，带了许多图样、线样，满载而归。回厂后，他兴奋地向领导和工人讲述了自己的收获，并提出了改进扩大生产的建议。厂里资金不足，领导师傅就带头凑钱，工人也纷纷集资，派王珍出外采购原料。有了原料，王珍就和大家一起试做，边教边干，昼夜学习。终于在一九六零年春生产出第一块仿古地毯。
这年夏天，王珍和一名领导带着这块仿古地毯到了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他们把这块样品地毯送交北京外贸驻呼办事处，受到了一些内行领导的好评。外贸有关领导邀请他们参加了正要开始的地毯出口订货会议，他们大胆地承揽了生产出口北京仿古地毯任务。
由于这个厂生产的北京仿古地毯是在悠久的织造历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一出手就以其传统的民族特色和古老的艺术风格站立起来。它的原料。完全采用国产羊毛，用特殊植物染色着色，手工织造，化学洗制而成。这个厂的师傅和工人做工精细、制成的地毯质地柔软、色泽牢固，毯面光亮，图案及配色仿照我国历代古老地毯，自己设计构图，主要有历代琴棋书画、文房四宝，还有“紫雪金丹”“国色天香”等名花异卉，“水旱八宝”“龙凤呈祥”和各种飞禽走兽。所有图案都搭配匀称，格调和谐、美观雅致、古色古香，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艺术美感，被中外人士誉为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珍贵品，畅销国内外。
“文革”中，五当召地毯厂受到严重冲击，“造反派”说地毯是“封资修黑货”“走资派的享乐品”，要停产。老师傅受到批斗。生产濒临绝境。粉碎“四人帮”后，公社和牧业大队整顿了地毯厂，加强了经营管理，年产值上升到二十多万元，质量越来越好，出口数量增加了两倍半。在收入增加、资金积累基础上，又扩建了四栋砖瓦车间，有技术人员和工人八十多名。
一九七八年，北京外贸内蒙古外贸的有关领导技术人员专程参观了五当召地毯厂，给于高度评价和热情指导。不久之后，内蒙古广播电台，包头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专题录音通讯。《内蒙古日报》以醒目标题报道：《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