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声誉是双重的。一方面，她因抑郁症广为人知——她是一个小说家，在59岁那年，投进位于度假屋附近的欧塞河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她又以其典型的女性形象而声名远播，我们把她的肖像印在杯子上、T恤上和贺卡上，用一个笼统的姿态来囊括女性为文学史作出的贡献。
但在光环之后，伍尔芙也许算得上是描绘我们精神世界而不用临床心理学术语的最棒的英国作家了。她常借由思维与情绪上最细微的变化，踏上探寻人类思想的旅程。
伍尔芙帮助推动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美学的发展。维多利亚时代的前辈们，他们所创作的小说都是关注外部世界的点点滴滴，诸如城市景象、婚姻、遗嘱和其他社会契约。伍尔夫开创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通过关注精神世界——关注思想情感和思维活动来了解自己和他人，
她为那些隐藏在表面之下的声音辩白，为那些被公众忽视的声音辩白。因为是女性，她不能像就读于剑桥大学的哥哥们那样接受正常的教育，但她想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伍尔芙还患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躁郁症，她的创作动力源源不断，却又总是遭受抑郁症的折磨，发病期间她几乎不思饮食，总觉得听到鸟儿在窗外用希腊语交谈着。她觉得身边的医生虽能迅速诊断出她的病症，却调节不了她的内心世界。所以，她努力为她所说的“局外人社会”建构一种语言，就是那些并不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伍尔芙一生爱好和平，1941年希特勒入侵伦敦之际，她在自己的口袋里装满了石头，跳进了她家度假屋附近的一条河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伍尔芙教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事情。
01
再思性别
性别是我们扮演的一个角色，由文化塑造而成。伍尔芙指出，男人和女人在一种相互关系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文化也因而能发挥作用。想象一个梯子和它的底部，底部防止它下滑。如果一个人是梯子的话，就需要另一个来做他的底部。
但是，为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常忽视了我们完整人格中的一部分。如果想要重现一个完全的自我，我们需要做一些性别转移的工作：去体验一些并不强调何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或者何为“一个真正的女人”的经历。
伍尔芙一生中有过几段同性恋情（和埃塞尔.史密斯还有维塔.萨克维尔.西），她曾写过一本十分大胆的同性恋小说——以她的爱人维塔为原型的《奥兰多：传记》。
伍尔芙鼓励社会交往，因为它至少表明我们的内心都存在着雌雄同体：对于一个不折不扣的男人或者女人来说，它是毁灭性的；人必须是具有女子气的男性或者具有男子气的女性……一些婚姻矛盾尚需完善”（《一间自己的房间》）。
对于伍尔芙来说，性别还是一个至关紧要的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文化在男性很小的时候，就向他们灌输这样的观念，他们是社会的主导——比女性更加强壮、更加聪明、情绪也更加稳定——文化也大体上朝着崇尚男性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如果有一半的人认为依靠权力才能实现自我目标，那么侵略、占有与战争就会由此滋生。
在以反战为主题的随笔《三枚旧金币》中，伍尔芙认为终止战争的唯一方式是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即“所有这一切使一个性别与另一个性别，使一种性质与另一种性质相斗，所有这种自命为优越而中伤他人为低劣的行径，都属于人类生存中的私立学校的阶段，当时人们是分为‘派别’的，而且有必要让一派打倒另一派，而且走到讲台、从校长本人手里接过一个装潢华丽的罐子。”
为了我们自身的赠与和我们的文化，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作为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02
有限移情
伍尔芙对这个世界产生的最初依恋便是移情。但是，移情是什么呢？
移情，她说，是想要了解他人性格的冲动；移情让我们抓住别人的内心世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可能。
“要是不对人物性格进行判断，我们一年也活不下去，非得闯祸不可，我们结婚、交朋友都靠它，我们的公事也主要靠它；每天有很多问题出现都得靠它才能解决。”
但是了解一个人是个很微妙的任务——因为当我们试图对一个人有着充分的了解时，我们会不由之主的把她想象成我们心里的样子，而忽略了现实中的她。
罗杰.弗莱于1917年所作的伍尔芙的肖像
在她的小说《到灯塔去》中，有这样一幕，一对已婚夫妇坐在客厅里，肩并肩静静地阅读，互相观察、审视着彼此，但是他们之间横亘着一道距离。他们不能把所有的事都告诉对方，那道距离会永远存在着。
我们渴望了解彼此的思想，但也知道这会经历一些等待，一些拒绝。想着能洞悉一切并总能预测到他人的想法，会给予我们一种安全感；但我们必须体验未知带来的不愉快，才能和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们将它们牢牢固定在一种意义上……如果词语被固定后，就敛翼而亡了”（《工艺》）。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伍尔芙描写了一个古板的学者坐在书桌前，试图用文字把一个人详尽透彻地刻画出来。“他是有些激动地工作着，这使他用笔在纸上戳着，就好像写作的时候他正在杀死一只害虫，但即使当他把它杀死之时，这也未令他满意，但他必须继续杀死它，但即使如此，也存在着让他愤怒和生气的理由。”
我们竭力了解他人时，总生出控制的欲望。但是，了解他人意味着允许差异的存在，我们并不清楚这个差异是什么但满怀尊重。
03
有独立的空间和时间
伍尔芙十分喜欢记日记。日常生活中接踵而来的琐事——对上司的义务、家庭的义务还有爱人的义务——总将我们搜刮干净。然而，伍尔芙相信，一些让你从公共生活中逃离出来的日常活动，会让你在幻想与沉默中观察你的思想。我们需要一方无用的清闲之地。
“这个实验是要营造一个空间，理所当然地，在这个空间你能自由发表言论，我想说的不会遭到打击，我能自由地驰骋，不受约束，不被歪曲。”伍尔芙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没有人会因为他们的事由来到这个空间；或者把我拉到他们的领地。”只有当你要保护那些看似无用的隐私之时，这个空间才会出现，它也许是做一个治疗、练一次瑜伽、写一篇日记或者是开始一场长途旅行。
罗杰.弗莱，《河与杨》，1912
我们需要隐私，部分是因为自然之美总是隐藏于一个谋求效率与结果的世界之下。在散文《论生病》中，伍尔芙写到一个主人公因患感冒不得不躺在床上，“而现在，斜躺在床上往上凝视，会发现天空与刚才描述过的景象如此不同，让我们的确有几分讶异。各种形状频频变幻而后消失！”——天空！
我们需要从日常琐事中盗取一点时间，让思想自由自在，异想天开。
04
女性主义
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随笔《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以她的一次剑桥大学之行开篇，她决定去那儿的三一学院图书馆看看，拜读一下弥尔顿的诗《利西达斯》和萨克雷的小说《亨利.埃斯蒙德》的手稿。然而，正当她要踏进图书馆之时，“一个表示不赞成的、头发银白的和蔼绅士立即就走了出来”，“低声表示遗憾，说只有在学术委员会委员的陪同下或者带有介绍信时，女士方可获准进入图书馆。”不无忧伤，伍尔夫遇到的正是社会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即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她们无法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大多数女性可能会对这一事件非常生气，但却不可能拿起政治武器作出反抗；而是埋怨自己、埋怨自然、埋怨上帝。毕竟，历史上女性从不曾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有哪个杰出的英国医生或是议会政治家提到过女性的精神世界吗？那个存在于小小的头骨里的精神世界？哪个女性能有权质疑那个阻止其进入图书馆的绅士是何动机呢？特别是当这个绅士有着满头银发，用遗憾的口吻微笑着跟你说时。
伍尔芙很难保持沉默。她展现出高超的政治伎俩，而不是埋头自问。“我是怎么了才不让进入图书馆”，她问到，“那些守门人是怎么了才不让我进去。”当所有社会观念与体制都被视为理所当然，遭受责备的责任要么不会特别地落到谁的头上，要么就由受苦的一方独自承担。但是一个政治观念改变了对于责备的理解。我们并没有被迫因行为与地位的不符感到羞愧，而是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那可能就是理想的状态，而非我们性格中的某些东西出了错。我们没有狼狈不堪地闲逛，而是大胆发问“（作为一个肤色黝黑、身无分文的女人）我有什么错？”，“他们为什么要指责我们，这么不公平、不合逻辑？”——问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相信我们一定是无辜的（那些为避免自我批评而偏执地使用政治激进主义的人，正持有这样的立场），而是因为，那些存在于体制、观念与法律之中的愚蠢与党派之争，比自然主义的观点更能让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
因此在回剑桥宾馆的路上，伍尔芙放下自己所受的伤害，思考起女性的普遍地位来。“我思索着，贫穷对头脑有什么影响，财富对头脑有什么影响，我想到被拒之门外有多么不愉快，想到一个性别的富足与安全以及另一个性别的贫穷与无保障。”她反思着这些，对流行的观点“何为一个体面的女人”产生了质疑；换句话说，女人是这样一种生物，她们“极富同情心，极有魅力，毫不自私，擅长家务，天天自我牺牲。如果家里吃鸡，她只吃鸡腿；如果家里有穿堂风，她坐在风口。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想法与期望，总是喜欢按照别人的想法和期待来做出牺牲。”
回到伦敦之后，伍尔芙还在继续发问：“为什么男人喝酒，女人喝水？为什么一个性别如此富裕，另一个性别如此贫穷？”伍尔夫想要把对于女性受压迫地位“所有印象中的个人的和偶然的东西过滤掉”,她去了大英博物馆（二十年之前，女性能获准进入），去探索从古至今男性对女性的态度。她发现很多权威人士诸如牧师、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对女性有着极大的偏见，讲述的事实也都太片面。据说，上帝让女性低于一等，她们生而不能经营一家企业、做不了医生、生理期时不足以操作一台机器，在案件审判中也无法享受公正待遇。伍尔夫在图书馆里看到身边有一个年老的学者正做着研究。看到这个胆小的软体动物，便想到男人对女人的描写有多少可能是源于性别恐惧的。她还想起了一些男性朋友随意可现的沙文主义，他们嘲笑那些自诩为“女权主义者”或“妇女参政权论者”的女性。伍尔芙认识到这种歧视的根源在于金钱。因为掌握不了自己的收入，女性便享受不了自由，尤其是思想的自由：“女人历来是贫穷的，不仅仅是两百年来，而是有史以来就穷。女人智力上的自由比雅典奴隶的儿子还要少。因而女人也就没有最起码的机会去写作。”
伍尔芙在全书中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要求：为了和男性有同等的智慧，女性不仅要享有尊严，还要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每年500英镑的收入和一间自己的房间”。
05
日常生活
伍尔芙的崇高地位，不仅仅在于历史学家经常提到的之前那几点引入注目的理由（她是20世纪初具有开创性的作家，为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她还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核心成员）。她的崇高地位，还因为在散文《飞蛾之死》中，她用五页的篇幅细致描写了地球上一只最微不足道、最令人不屑一顾的飞蛾，它的生命及其悲惨的死亡。
此举独具个性，因为除了以上这些，伍尔夫还是日常生活的观察者。我们忽视的一切事物都能引起她的注意：天空、别人眼中的痛苦、孩子们的游戏、妇人的斯多葛哲学、百货商店的乐趣、港口码头的利益……爱默生（一个著名作家）对她的评论本来也许只是泛泛而谈，但是当他作出如此评论之时，他已然了解了伍尔芙之所以独特的所有原因：“在一个作家或是一个天才的书中，我们重新发现了被自己忽视的思想。”
保罗.塞尚，《玩牌者》，1892-95
在伍尔芙著名的散文中，有一篇叫做《街头漫步》的，描写了作者为买一支铅笔在黄昏时分于伦敦街头的一次漫步。这件人们熟视无睹的小事，她却观察备至：
“就在外面的大街上不经意间听到一句话，从这句偶然的话中编织出一个人的一生。他们谈论的是某个叫做凯特的妇人。‘昨天晚上我很坦白的跟她说了，如果你还认为我不值一便士的邮票，我说……’ 谁是凯特，那一便士的邮票代表着他们友谊中什么样的危机，我们无从知晓……在街道的拐角，我看见两男人在路灯柱下商量着什么，生活的书卷由此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伍尔芙增强了自己对这最高艺术形式的敏感度。她有信心也很认真地利用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自己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来激发出最伟大的思想。
伍尔芙思想深远，但从不害怕别人口中的渺小之事。她坚信，思想的雄心勃勃——爱美好之事物，生伟大之想法——会和逛街、喜欢蛋糕和小猫这类兴趣完全相融，伍尔芙对这些事物的描写有其独特的文采与深度。
弗吉尼亚.伍尔芙和丈夫伦纳德买了一个小型的手工印刷机，取名为霍加斯出版社，然后就在餐厅里出版书籍——他们的使命是促进那些昭示着新生事物的声音的传播。他们在其他出版社拒绝的情况下出版了伍尔芙的激进小说和政治散文；还出版了首套英文版的弗洛伊德作品集。
伍尔芙终其一生，向世人传达那些本会被重商主义和流行偏见淹没的声音。她支持富有深度的私人对话，把它们比作灯塔的光束。“我曾写了那么多美丽的信给你。”她在去世前两个月的时候给埃塞尔——她的朋友和爱人——的信中写到。“有着香烟气味的信件——你知道是哪种信件……在这个起着风的清晨，湿漉漉的，我给你给了三封信….. 用你那灯塔的光束照亮这漆黑的地方，然后告诉我你看到的景象。”
世界在朋友之间——或者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中，得以不停地转动，也变得日益安全。与历史上的其他人物相比，伍尔芙更加尽心竭力，与我们分享她的内心世界。她给予读者阅读的主动权。换句话说，她的书——没有过激的冷嘲热讽，没有引人入胜的冒险情节，没有轻松惬意的对话——是一份契约。她希望我们深入书的精髓，用她的观点去解读，体味字里行间的微妙之处。她呼吁人们认真观察彼此的内心世界。她说，我们善待彼此，观察处于挣扎之中的人们，凭直觉判断他们的想法，延续那些让我们感动的景象，正因为这些，我们让彼此觉得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