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最富盛名的女性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文學世界

弗吉尼亞.伍爾芙的聲譽是雙重的。一方面,她因抑鬱症廣為人知——她是一個小說家,在59歲那年,投進位於度假屋附近的歐塞河裡,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她又以其典型的女性形象而聲名遠播,我們把她的肖像印在杯子上、T恤上和賀卡上,用一個籠統的姿態來囊括女性為文學史作出的貢獻。

走進最富盛名的女性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文學世界

但在光環之後,伍爾芙也許算得上是描繪我們精神世界而不用臨床心理學術語的最棒的英國作家了。她常藉由思維與情緒上最細微的變化,踏上探尋人類思想的旅程。

伍爾芙幫助推動了我們今天所說的現代美學的發展。維多利亞時代的前輩們,他們所創作的小說都是關注外部世界的點點滴滴,諸如城市景象、婚姻、遺囑和其他社會契約。伍爾夫開創了一種新的表達方式,通過關注精神世界——關注思想情感和思維活動來了解自己和他人,

她為那些隱藏在表面之下的聲音辯白,為那些被公眾忽視的聲音辯白。因為是女性,她不能像就讀於劍橋大學的哥哥們那樣接受正常的教育,但她想要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伍爾芙還患有我們今天所說的躁鬱症,她的創作動力源源不斷,卻又總是遭受抑鬱症的折磨,發病期間她幾乎不思飲食,總覺得聽到鳥兒在窗外用希臘語交談著。她覺得身邊的醫生雖能迅速診斷出她的病症,卻調節不了她的內心世界。所以,她努力為她所說的“局外人社會”建構一種語言,就是那些並不從事文學創作的人。

伍爾芙一生愛好和平,1941年希特勒入侵倫敦之際,她在自己的口袋裡裝滿了石頭,跳進了她家度假屋附近的一條河流,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伍爾芙教給了我們很多有益的事情。


01

再思性別

性別是我們扮演的一個角色,由文化塑造而成。伍爾芙指出,男人和女人在一種相互關係中扮演著各自的角色——文化也因而能發揮作用。想象一個梯子和它的底部,底部防止它下滑。如果一個人是梯子的話,就需要另一個來做他的底部。

但是,為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們常忽視了我們完整人格中的一部分。如果想要重現一個完全的自我,我們需要做一些性別轉移的工作:去體驗一些並不強調何為“一個真正的男人”或者何為“一個真正的女人”的經歷。

伍爾芙一生中有過幾段同性戀情(和埃塞爾.史密斯還有維塔.薩克維爾.西),她曾寫過一本十分大膽的同性戀小說——以她的愛人維塔為原型的《奧蘭多:傳記》。

伍爾芙鼓勵社會交往,因為它至少表明我們的內心都存在著雌雄同體:對於一個不折不扣的男人或者女人來說,它是毀滅性的;人必須是具有女子氣的男性或者具有男子氣的女性……一些婚姻矛盾尚需完善”(《一間自己的房間》)。

對於伍爾芙來說,性別還是一個至關緊要的政治問題。因為我們的文化在男性很小的時候,就向他們灌輸這樣的觀念,他們是社會的主導——比女性更加強壯、更加聰明、情緒也更加穩定——文化也大體上朝著崇尚男性主導地位的方向發展。如果有一半的人認為依靠權力才能實現自我目標,那麼侵略、佔有與戰爭就會由此滋生。

在以反戰為主題的隨筆《三枚舊金幣》中,伍爾芙認為終止戰爭的唯一方式是重新思考這個問題,即“所有這一切使一個性別與另一個性別,使一種性質與另一種性質相鬥,所有這種自命為優越而中傷他人為低劣的行徑,都屬於人類生存中的私立學校的階段,當時人們是分為‘派別’的,而且有必要讓一派打倒另一派,而且走到講臺、從校長本人手裡接過一個裝潢華麗的罐子。”

為了我們自身的贈與和我們的文化,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作為一個男人或者一個女人到底意味著什麼。


02

有限移情

伍爾芙對這個世界產生的最初依戀便是移情。但是,移情是什麼呢?

移情,她說,是想要了解他人性格的衝動;移情讓我們抓住別人的內心世界,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變得可能。

“要是不對人物性格進行判斷,我們一年也活不下去,非得闖禍不可,我們結婚、交朋友都靠它,我們的公事也主要靠它;每天有很多問題出現都得靠它才能解決。”

但是瞭解一個人是個很微妙的任務——因為當我們試圖對一個人有著充分的瞭解時,我們會不由之主的把她想象成我們心裡的樣子,而忽略了現實中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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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傑.弗萊於1917年所作的伍爾芙的肖像

在她的小說《到燈塔去》中,有這樣一幕,一對已婚夫婦坐在客廳裡,肩並肩靜靜地閱讀,互相觀察、審視著彼此,但是他們之間橫亙著一道距離。他們不能把所有的事都告訴對方,那道距離會永遠存在著。

我們渴望瞭解彼此的思想,但也知道這會經歷一些等待,一些拒絕。想著能洞悉一切並總能預測到他人的想法,會給予我們一種安全感;但我們必須體驗未知帶來的不愉快,才能和他人建立親密的關係。

“我們將它們牢牢固定在一種意義上……如果詞語被固定後,就斂翼而亡了”(《工藝》)。

在《一間自己的房間》裡,伍爾芙描寫了一個古板的學者坐在書桌前,試圖用文字把一個人詳盡透徹地刻畫出來。“他是有些激動地工作著,這使他用筆在紙上戳著,就好像寫作的時候他正在殺死一隻害蟲,但即使當他把它殺死之時,這也未令他滿意,但他必須繼續殺死它,但即使如此,也存在著讓他憤怒和生氣的理由。”

我們竭力瞭解他人時,總生出控制的慾望。但是,瞭解他人意味著允許差異的存在,我們並不清楚這個差異是什麼但滿懷尊重。


03

有獨立的空間和時間

伍爾芙十分喜歡記日記。日常生活中接踵而來的瑣事——對上司的義務、家庭的義務還有愛人的義務——總將我們搜刮乾淨。然而,伍爾芙相信,一些讓你從公共生活中逃離出來的日常活動,會讓你在幻想與沉默中觀察你的思想。我們需要一方無用的清閒之地。

“這個實驗是要營造一個空間,理所當然地,在這個空間你能自由發表言論,我想說的不會遭到打擊,我能自由地馳騁,不受約束,不被歪曲。”伍爾芙在一篇日記中寫道,“沒有人會因為他們的事由來到這個空間;或者把我拉到他們的領地。”只有當你要保護那些看似無用的隱私之時,這個空間才會出現,它也許是做一個治療、練一次瑜伽、寫一篇日記或者是開始一場長途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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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傑.弗萊,《河與楊》,1912

我們需要隱私,部分是因為自然之美總是隱藏於一個謀求效率與結果的世界之下。在散文《論生病》中,伍爾芙寫到一個主人公因患感冒不得不躺在床上,“而現在,斜躺在床上往上凝視,會發現天空與剛才描述過的景象如此不同,讓我們的確有幾分訝異。各種形狀頻頻變幻而後消失!”——天空!

我們需要從日常瑣事中盜取一點時間,讓思想自由自在,異想天開。


04

女性主義

弗吉尼亞.伍爾芙的隨筆《一間自己的房間》(1929),以她的一次劍橋大學之行開篇,她決定去那兒的三一學院圖書館看看,拜讀一下彌爾頓的詩《利西達斯》和薩克雷的小說《亨利.埃斯蒙德》的手稿。然而,正當她要踏進圖書館之時,“一個表示不贊成的、頭髮銀白的和藹紳士立即就走了出來”,“低聲表示遺憾,說只有在學術委員會委員的陪同下或者帶有介紹信時,女士方可獲准進入圖書館。”不無憂傷,伍爾夫遇到的正是社會中一個突出的現象,即女性處於弱勢地位;她們無法享有平等的選舉權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大多數女性可能會對這一事件非常生氣,但卻不可能拿起政治武器作出反抗;而是埋怨自己、埋怨自然、埋怨上帝。畢竟,歷史上女性從不曾享有與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權。有哪個傑出的英國醫生或是議會政治家提到過女性的精神世界嗎?那個存在於小小的頭骨裡的精神世界?哪個女性能有權質疑那個阻止其進入圖書館的紳士是何動機呢?特別是當這個紳士有著滿頭銀髮,用遺憾的口吻微笑著跟你說時。

伍爾芙很難保持沉默。她展現出高超的政治伎倆,而不是埋頭自問。“我是怎麼了才不讓進入圖書館”,她問到,“那些守門人是怎麼了才不讓我進去。”當所有社會觀念與體制都被視為理所當然,遭受責備的責任要麼不會特別地落到誰的頭上,要麼就由受苦的一方獨自承擔。但是一個政治觀念改變了對於責備的理解。我們並沒有被迫因行為與地位的不符感到羞愧,而是被灌輸了這樣的觀念:那可能就是理想的狀態,而非我們性格中的某些東西出了錯。我們沒有狼狽不堪地閒逛,而是大膽發問“(作為一個膚色黝黑、身無分文的女人)我有什麼錯?”,“他們為什麼要指責我們,這麼不公平、不合邏輯?”——問這個問題並不是因為相信我們一定是無辜的(那些為避免自我批評而偏執地使用政治激進主義的人,正持有這樣的立場),而是因為,那些存在於體制、觀念與法律之中的愚蠢與黨派之爭,比自然主義的觀點更能讓我們產生這樣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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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回劍橋賓館的路上,伍爾芙放下自己所受的傷害,思考起女性的普遍地位來。“我思索著,貧窮對頭腦有什麼影響,財富對頭腦有什麼影響,我想到被拒之門外有多麼不愉快,想到一個性別的富足與安全以及另一個性別的貧窮與無保障。”她反思著這些,對流行的觀點“何為一個體面的女人”產生了質疑;換句話說,女人是這樣一種生物,她們“極富同情心,極有魅力,毫不自私,擅長家務,天天自我犧牲。如果家裡吃雞,她只吃雞腿;如果家裡有穿堂風,她坐在風口。她就是這樣一個人,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的想法與期望,總是喜歡按照別人的想法和期待來做出犧牲。”

回到倫敦之後,伍爾芙還在繼續發問:“為什麼男人喝酒,女人喝水?為什麼一個性別如此富裕,另一個性別如此貧窮?”伍爾夫想要把對於女性受壓迫地位“所有印象中的個人的和偶然的東西過濾掉”,她去了大英博物館(二十年之前,女性能獲准進入),去探索從古至今男性對女性的態度。她發現很多權威人士諸如牧師、科學家和哲學家,都對女性有著極大的偏見,講述的事實也都太片面。據說,上帝讓女性低於一等,她們生而不能經營一家企業、做不了醫生、生理期時不足以操作一臺機器,在案件審判中也無法享受公正待遇。伍爾夫在圖書館裡看到身邊有一個年老的學者正做著研究。看到這個膽小的軟體動物,便想到男人對女人的描寫有多少可能是源於性別恐懼的。她還想起了一些男性朋友隨意可現的沙文主義,他們嘲笑那些自詡為“女權主義者”或“婦女參政權論者”的女性。伍爾芙認識到這種歧視的根源在於金錢。因為掌握不了自己的收入,女性便享受不了自由,尤其是思想的自由:“女人歷來是貧窮的,不僅僅是兩百年來,而是有史以來就窮。女人智力上的自由比雅典奴隸的兒子還要少。因而女人也就沒有最起碼的機會去寫作。”

伍爾芙在全書中提出了一個明確的政治要求:為了和男性有同等的智慧,女性不僅要享有尊嚴,還要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每年500英鎊的收入和一間自己的房間”。


05

日常生活

伍爾芙的崇高地位,不僅僅在於歷史學家經常提到的之前那幾點引入注目的理由(她是20世紀初具有開創性的作家,為現代主義小說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她還是布魯姆斯·伯裡團體的核心成員)。她的崇高地位,還因為在散文《飛蛾之死》中,她用五頁的篇幅細緻描寫了地球上一隻最微不足道、最令人不屑一顧的飛蛾,它的生命及其悲慘的死亡。

此舉獨具個性,因為除了以上這些,伍爾夫還是日常生活的觀察者。我們忽視的一切事物都能引起她的注意:天空、別人眼中的痛苦、孩子們的遊戲、婦人的斯多葛哲學、百貨商店的樂趣、港口碼頭的利益……愛默生(一個著名作家)對她的評論本來也許只是泛泛而談,但是當他作出如此評論之時,他已然瞭解了伍爾芙之所以獨特的所有原因:“在一個作家或是一個天才的書中,我們重新發現了被自己忽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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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塞尚,《玩牌者》,1892-95

在伍爾芙著名的散文中,有一篇叫做《街頭漫步》的,描寫了作者為買一支鉛筆在黃昏時分於倫敦街頭的一次漫步。這件人們熟視無睹的小事,她卻觀察備至:

“就在外面的大街上不經意間聽到一句話,從這句偶然的話中編織出一個人的一生。他們談論的是某個叫做凱特的婦人。‘昨天晚上我很坦白的跟她說了,如果你還認為我不值一便士的郵票,我說……’ 誰是凱特,那一便士的郵票代表著他們友誼中什麼樣的危機,我們無從知曉……在街道的拐角,我看見兩男人在路燈柱下商量著什麼,生活的書卷由此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伍爾芙增強了自己對這最高藝術形式的敏感度。她有信心也很認真地利用發生在她身上的事——她自己生活中的細枝末節——來激發出最偉大的思想。

伍爾芙思想深遠,但從不害怕別人口中的渺小之事。她堅信,思想的雄心勃勃——愛美好之事物,生偉大之想法——會和逛街、喜歡蛋糕和小貓這類興趣完全相融,伍爾芙對這些事物的描寫有其獨特的文采與深度。


弗吉尼亞.伍爾芙和丈夫倫納德買了一個小型的手工印刷機,取名為霍加斯出版社,然後就在餐廳裡出版書籍——他們的使命是促進那些昭示著新生事物的聲音的傳播。他們在其他出版社拒絕的情況下出版了伍爾芙的激進小說和政治散文;還出版了首套英文版的弗洛伊德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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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爾芙終其一生,向世人傳達那些本會被重商主義和流行偏見淹沒的聲音。她支持富有深度的私人對話,把它們比作燈塔的光束。“我曾寫了那麼多美麗的信給你。”她在去世前兩個月的時候給埃塞爾——她的朋友和愛人——的信中寫到。“有著香菸氣味的信件——你知道是哪種信件……在這個起著風的清晨,溼漉漉的,我給你給了三封信….. 用你那燈塔的光束照亮這漆黑的地方,然後告訴我你看到的景象。”

世界在朋友之間——或者作家與讀者之間——的對話中,得以不停地轉動,也變得日益安全。與歷史上的其他人物相比,伍爾芙更加盡心竭力,與我們分享她的內心世界。她給予讀者閱讀的主動權。換句話說,她的書——沒有過激的冷嘲熱諷,沒有引人入勝的冒險情節,沒有輕鬆愜意的對話——是一份契約。她希望我們深入書的精髓,用她的觀點去解讀,體味字裡行間的微妙之處。她呼籲人們認真觀察彼此的內心世界。她說,我們善待彼此,觀察處於掙扎之中的人們,憑直覺判斷他們的想法,延續那些讓我們感動的景象,正因為這些,我們讓彼此覺得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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