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1日下午3时，在上海西摩路宋家宅邸（（今陕西北路369号），蒋介石与宋美龄遵循基督教仪式举行了一场西式婚礼，谭延闿、何香凝、王正廷和李德全是以介绍人的身份出席，而主婚人是蒋介石兄长蒋锡侯夫妇和宋美龄姐夫孔祥熙夫妇，证婚人则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担任，余日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蒋介石和宋美龄为何要请他作证婚人呢？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照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曾有一份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在中国政界和知识阶层很有影响力，该刊曾评选出了12个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按读者投票多少排序分别是：孙中山、顾伟军、冯玉祥、王宠惠、吴佩孚、蔡元培、张謇、阎锡山、余日章、王正廷、黎元洪、陈炯明，而余日章就名列其中，可见其当时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余日章
余日章（1882—1936）湖北蒲圻人，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基督教家庭，其父余文卿是中华圣公会的牧师，余日章从小入读沙市宜昌诸教堂的附设小学堂，1895年考入武昌文华书院，因其学习成绩优异，每逢考试必得第一，并经常参加演说、辩论等活动。
文华书院旧址
1900年是“庚子之变”之年，余日章随父亲前往上海，入读圣约翰书院神学科，当时该校已经形成了文科、理科、医科、神学科及预科教学格局，并且是全英文授课，余日章在校期间就开始为“青年会”服务，并接受军事训练，还曾被擢为队长。
余日章于1905年毕业，这一年圣约翰书院升格为圣约翰大学，他回到武昌文华书院担任英文教师，创办了《文华学界》月刊，还加入了湖北革命团“日知会”，1907年1月“日知会”总干事刘静庵被逮捕后，余日章曾参与营救，因而余日章也被通缉，幸得圣公会美籍主教吴德施施以援手，介绍余日章赴美留学。
圣约翰大学旧址
由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可以直读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因此余日章是于1908年免试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主修教育学，期间曾任北美基督教学生会副总干事，1910年6月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于当年底返回武昌，并于1911年春被聘为武昌“文华大学校”附属中学第一任华裔校长，任内曾举办夏令营，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夏令营。
余日章
“武昌起义”爆发后，因起义军与清军浴血奋战，余日章联络中西人士成立了“武昌红十字会”并自任总干事，组织人员投入到战场救护，并掩埋阵亡将士遗体，此为中国最早的“红十字会”组织。
前来清剿起义军的是海军提督萨镇冰，而新任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因与萨镇冰有师生之缘，遂拟一信欲与萨镇冰“和解”，余日章自告奋勇前往拜见萨镇冰并进行游说和劝阻，余日章的大义之举，让黎元洪甚为感动，挽留余日章当了自己的英文秘书，并在军政府协助处理外交事务。
中华民国成立后，在吴德施主教的引荐之下，余日章前往上海，在教会办的私立光华大学附中主持校政，1913年由王正廷推介进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担任演讲部主任干事，经常被派到各地青年会演讲，其卓越的才华和演讲口才，使他的声名渐渐鹊起。
1913年5月，余日章曾出席世界学生青年会第八次会议并借机游历欧洲各国，1915年5月曾应邀参加了北洋政府农商部实业考察团并担任秘书兼发言人，在美国各大城市考察时讲演90余次，深受美国民众的欢迎。
实业考察团成员在美国合影
1917年9月，时任大总统黎元洪曾邀请余日章出任教育总长，但信奉基督教的余日章没有选择做官，而是接替王正廷出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期间曾与寓居上海的孙中山往来频繁，经常前往位于莫里哀路（今香山路7号）上的孙公馆探望孙中山先生，并与蒋梦麟、宋庆龄等人参与孙中山《建国方略》的编撰工作。
《建国方略》
1920年夏，晏阳初从美国留学归来，他没有去政府和高校谋职，而是接受了余日章的邀请，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全国协会智育部平民教育科主持平民教育，由此开启了其一生从事平民教育生涯，而余日章可堪称是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引路人。
1921年11月，余日章与蒋梦麟以国民代表身份随北洋政府代表团赴美参加华盛顿会议，奔走于美国朝野之间，介绍古老的中国，征询各方意见，助力中国代表施肇基、王宠惠和顾维钧，以求美国赞助，回国后被上海工部局聘为顾问，还被母校圣约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并自1923年起又兼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成为中国基督教界的领袖。
余日章
1927年7月，余日章奉南京国民政府之命，率中国代表团赴美国檀香山出席太平洋国民会议，回国后于12月1日按基督教仪式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主持了西式婚礼，第二天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的盛大中式婚礼上，余日章与蔡元培一起又作为证婚人出现在结婚典礼上，余日章也曾是宋美龄的领导，宋美龄于1917年8月回国后，就曾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担任英语教师工作。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照
1932年8月，余日章前往美国治病，期间曾拜见了时任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因为当时中国军队正在进行长城抗战，急需国际社会主持正义，尤其是希望美国政府出面遏制日本的侵略行为，并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当他与史汀生谈及中国抗战形势时，忽闻山海关失守，由于悲愤而引发脑溢血，竟在史汀生的办公室晕倒。
余日章被紧急送往华盛顿海军医院抢救，史汀生经请示胡佛总统按国宾医治，余日章的表现，让史汀生感慨万端，“余日章是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使他康复，使他继续为世界服务。”尽管余日章捡回一条命，但却因脑溢血而导致瘫痪。
余日章
1933年9月，余日章从美国治病归来不久，就因健康原因辞去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此时的余日章刚过知天命之年，曾经终日奔忙的他，一旦闲暇下来，考虑最多的还是教育事业，曾于1935年慷慨解囊捐献了1000银元，在其家乡创办小学，并责成其族侄余新祥具体经办，命名为“日章小学”，由余日章担任名誉校长，教师薪水及办公经费均从其捐款中支付。
1936年1月22日，余日章在上海病逝，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通过了《全国协会董事部纪念余日章博士决议案》，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余日章生前好友范子美为其书写了墓表，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学问宏道，道德高尚，其自强不息之精神，迈进无前之毅力，能贯彻于其始终不渝之意志中，则先生为真实之基督徒，奉耶稣服务牺牲之训言，身体力行，实践而无愧，此所以成就之伟大，至于如斯也。”这也是对余日章一生最精准的概括。
《纪念余日章博士专号》
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也为老朋友余日章撰写了《余日章君纪念碑》，对余日章的一生进行记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