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中國的一次最高層會議指出：面對嚴峻複雜的國際疫情和世界經濟形勢，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這是在全球抗議疫情的戰爭中，中國的最高層關於疫情對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深遠影響，對中國未來30年內外環境的巨大變化做出的最重要的判斷，這句話，需要每一個人，特別是思考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仁人志士認真思考，更值得每一個在創造財富的企業家在思考企業戰略時必須認真研究的重大命題。
國際上，關於這次疫情對全球政治經濟、地緣政治以及戰略態勢的重大影響，雖然大家的看法各異，但共識是，這次疫情對全球的影響是超越想象的，必將對全球秩序產生顛覆性的劃時代的影響：
《人類簡史》的作者以色列的尤瓦爾·赫拉利在《金融時報》發表文章《冠狀病毒之後的世界》認為：疫情導致的這次全球性的危機，“也許是我們這一代人最大的危機。”
《地球是平的》的作者，紐約時報的專欄作者托馬斯·弗裡德曼在他的《新冠肺炎是新的歷史分期的起點》中認為新冠肺炎將成為“公元前和公元后”那樣的歷史分期的起點, 即B.C-Before Corona 和A.C. — After Corona。
資深政治家、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最近發文《冠狀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在文章中，基辛格指出：在這場冠狀病毒危機之後，世界將永久性改變。“雖然對人類健康的攻擊是暫時的（希望如此），但它引發的政治和經濟動盪可能會持續幾代人的時間。”
疫情後的世界秩序將會如何，世界將會走到哪裡去？這個問題既令人激動，也令人恐慌。在人類社會任何一次重大的變革之後。總有一些國家會得益，同時，也總有一些國家會衰落，這是歷史發展的鐵律。面對這次前所未有的對人類社會秩序造成巨大影響的新冠疫情，一個國家如何應對，將最終決定這個國家在“後疫情時代”的國際地位和前途。
其實，在疫情爆發之前，全球政治經濟已經在醞釀鉅變，2008年肇始於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過去40多年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已經改變了全球經濟的版圖。中國成為過去40年全球經濟最為成功的國家，中國也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國超越美德日，成為全球第一貿易大國，第一製造業大國，全球形成了以中國以核心的供應鏈體系。這是過去40年，甚至過去20年發生的事實。
中國在堅持自己政治道路的同時，在經濟領域實行市場化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讓歐美很多強國非常不適應。2008年金融危機，成為對這種發展格局發洩不滿的出口。歐美等國的民粹主義以及反全球化潮流暗流湧動。一些政客不失時機煽動對中國的仇視情緒和脫鉤行動，歐美一些人認為過去的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成了中國，希望把中國屏蔽在他們的全球化之外，搞名副其實的“半球化”。而這次疫情，無疑為這種情緒最後的發洩提供了更大的出口。
這也就是高層所言的“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毫無疑問，歐美這種情緒對於中國的復興夢想無疑是有害的，一些政客煽動情緒，希望和中國脫鉤，希望遏制中國的崛起，希望打破以中國為核心的供應鏈體系。中國需要的不是和他們尋求直接對抗。而是捍衛過去推動中國發展的全球化，捍衛以中國為核心的供應鏈體系。和他們對著幹，中國就是上了美國的當。所以，我一直說，不要和一些美國歐洲的政客爭論，不要吵架。吵架對於中國的利益而言，毫無價值，卻正中他們抹黑中國的下懷。
我倒覺得，中國在全球大國中率先控制住疫情，這一方面是中國的國運，另一方面又是中國捍衛自己利益，再造更加有利於中國自身發展戰略的巨大歷史契機。中國完全可以在全球對抗疫情的戰爭中體現大國擔當，承擔主動角色，幫助疫情嚴重的國家戰勝輸出中國的經驗和物資以及有經驗的醫療人員，這對於塑造中國的大國擔當的形象，提升中國的軟實力，擊敗一些政客抹黑中國的企圖，彌補我們在戰略應對上的短板，無疑很重要。如此，則中國因為幫助全球對抗疫情而繼續發揮大國作用，另一方面，在未來的國際秩序的再造中，中國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這就是，我為什麼一直說，中國應該在疫情應對中推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的戰略要義。
二戰結束的時候，歐洲深陷廢墟，大英帝國正式告別了全球第一強國的地位，美國躍升為全球第一超級大國。美國在戰後推出了幫助歐洲復興的“馬歇爾計劃”，這個計劃美國當時總共拿出了130億美元，美國國內對此也不乏反對的聲浪。但歷史已經證明，這個資助計劃，是人類歷史上最合算最偉大的計劃。美國在戰後過剩的產品和產能找到了歐洲市場，歐洲的地緣政治形成了美國希望的格局。其收益超130億美元萬倍。
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不是中國向全球撒錢，而是在全球對抗疫情的戰爭中發揮主導作用。中國在後期控制疫情方面無疑是很成功的，中國也籍此培養了大批的有經驗的醫療人員，我們可以幫助疫情嚴重的國家去戰勝病毒，包括歐美等大國。
同時，在全球對抗病毒這個共同敵人的戰爭中，中國應該聯合美國一起和病毒鬥爭。新冠疫情是一場全球危機，各國都面臨著同樣的敵人，需要團結全人類的力量與之戰鬥。中美兩國應該成為抗擊疫情戰爭中的“盟軍”。在這一點上，我同意美國著名學者斯蒂夫·奈的觀點，中美應該形成很好的“合作競爭”的模式。雙方在傳統的大國競爭領域展開競爭的同時進行合作，生產全球公共產品，以應對流行病和氣候變化等跨國威脅。雙方不應該再吵架。全球疫情仍然在蔓延，沒有看到轉折點，中美兩大國無疑需要更多的團結和合作。
第三，中國應該積極主導聯合全球各大國，發起成立“全球新冠病毒醫療基金”，幫助那些窮困的國家應對疫情。
在3月26日的G20首腦視頻特別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呼籲國際社會齊心協力、團結應對，全面加強國際合作，凝聚起戰勝疫情強大合力，攜手贏得這場人類同重大傳染性疾病的鬥爭。這次峰會發布的會後公報也呼籲成立應對疫情的“全球聯盟”條件。
疫情之後，世界將大為不同。但正如基辛格在他的文章中所言的：“但是，我們鄙視所有那些提前預判世界將變得更加貧窮、更加冷酷，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將相互保持距離的人。我們未來幾周和幾個月的決策將決定世界未來的面貌。”病毒的確有瓦解人類社會秩序的作用，一些國家甚至想借此實現對中國的屏蔽，拋開中國搞“半球化”。中國需要做的，就是拿出大國擔當，在疫情中充分展示中國的軟實力和與國際社會的同舟共濟。如此，不管未來的世界如何不同，中國將不會是未來社會秩序重建的缺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