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優雅的鬍子（吳永剛-Max）
進入新世紀後，中國拍攝了許多反映清代歷史的影視作品，是中大量“色彩”各異的人物及蕩氣迴腸的情節給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與此同時，境外也湧現了眾多反映清代歷史的優秀影視作品，如韓國在2011年出品的《最終武器：弓》和2017年出品的《南漢山城》，就是朝鮮李朝時期與當時清政權有關的歷史故事。公元1636年，清軍為了解除後顧之憂，對朝鮮發動了第二場戰爭（第一場戰爭發動於1627年），這段歷史在韓國史書中被稱為丙子胡亂（병자호란）。其中，影片《南漢山城》因探討了“偷生算不算苟且，赴死是不是忠烈”這個大話題，而引發了中韓大量觀眾的深思。而在這部影片中，出場較晚，鏡頭不多的清太宗皇太極，作為這次戰爭的發動者和最終受益者，也給觀眾留下了特殊的印象。
《南漢山城》中面色陰鬱，聲音低沉的皇太極
皇太極接手的“爛攤子”
公元1626年（後金天命十一年），老罕王努爾哈赤因傷病去世，其第四子皇太極受推舉襲承汗位。在現代人的印象裡，當時的後金應當是兵強馬壯、虎視周遭的強大政權，可事實並非如此。皇太極即位時，後金政權已然處在生產衰退、社會動盪、各類矛盾激化（《清代前史-下卷》）的危局之中。
由於努爾哈赤在統治後期窮兵黷武、連年征戰，國立損耗較大，導致其沒有堅持“計丁授田”、“各守舊業”等改革措施，以“女真、尼堪合居一村，合食糧谷，合以草料飼馬……田要同耕”（《滿文老檔案-太祖》）的合住政策，來解決新加入旗藉的女真人沒有住房、糧食、耕田等問題，導致漢人變相成為新居民的農奴。“合戶”對以農耕為主的漢族居民傷害極大，隨後多次推行的“強遷邊境漢民”、“
捕殺無谷之人”（存糧少的貧困漢人）、“編莊屠儒”等政策更加劇了遼瀋地區的局面混亂，使得女真人與漢人成為利益對立的兩大陣營——種種失民心的政策最終導致了生產衰退和社會動盪。由於努爾哈赤實施的諸多弊政，加之突來的天災，使得皇太極即位時，政權“所費不如所得”，曾經富庶的遼瀋地區，鬥米貴到7、8兩銀子，百姓群起為盜，大批難民逃亡朝鮮的價川地區。然而普通百姓的流離失所，並未讓後金統治階層的搜刮享樂有所收斂。面對危局，具有遠大志向和清醒認識的皇太極不由得感慨：“乃攫取貧民辛勤孳畜之牲牢以供口腹，彼何所恃以生乎？”（《東華錄》）
皇太極即位後，不僅經濟形勢糟糕，政治形勢更不容樂觀。由於皇太極繼汗位，是通過八和碩貝勒及執政貝勒們公議任置的（《清代前史》），中央集權的政體並未形成。許多勢均力敵的貝勒，經常以“出格”的言行挑釁皇太極的權威，針對新汗違令、抗命的行為時有發生。天聰五年（1631年）八月，在大淩河前線，貝勒
莽古爾泰甚至在頂撞皇太極之際，“御前露刃悖亂”。然而一切不利因素並未桎梏皇太極的宏圖大願。通過一系列努力，初步穩定了局面後，明朝再次成為皇太極兵鋒所指。而逐鹿中原前，側翼的朝鮮李朝則成為一個眼中釘、肉中刺。
第二次徵李朝緣於其對明朝的高度依賴
一直以來，朝鮮李朝骨子裡大有“崖山之後無中華”的念頭，素以中華文明的繼承者自居，特別看重儒家的綱常禮教。由於後金以女真人為主體民族，而女真在自榜漢家正統的李朝眼裡，實為不開化的蠻夷。在後金成立後，與朝鮮李朝的關係是比較緊張的。這其中既有後金“殺其人，取其物”——對外以掠奪為經濟支柱的因素，更有李朝感念明朝援朝再造之恩的因素。
雙方摩擦日久，第一次過招還是在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的薩爾滸之戰。當時朝鮮國王派姜弘立為五道都元帥，率兵1.3萬，助明將劉綎作戰。但是這幫隊友幫的卻是倒忙：由於運送糧餉的尹守謙遲遲不到，李朝軍隊因此貽誤戰機，拖累了明軍部署，最終導致劉綎被殲。而後雖有李朝名將金應河以火器和“三大弓迭射”而略有戰績，但在戰略性失敗的大局面下，最終還是由元帥姜弘立率領剩餘的五千士兵向後金投降。
對於李朝降卒，後金非但沒有斬殺或者籍入八旗為奴，反而給予其禮遇，並在第二年給予釋放（姜弘立等人沒有歸國而徹底投降後金，且以嚮導身份參加了1627年的戰爭）。但李朝統治者對後金的示好不屑一顧。堅奉與明朝的“父子關係”，拒絕後金的結盟請求，在內部甚至貶斥後金統治者為“建賊”或“奴賊”。李朝統治者不僅資助明軍糧食，還允許駐紮在皮島的明朝水師毛文龍經其國土進攻後金。在努爾哈赤時代，由於擔心腹背受敵，對李朝的不配合，後金政權始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到了皇太極時代，為了緩解遼瀋大饑荒的燃眉之急，同時解除毛文龍對側翼的襲擾，遂決計派阿敏統兵進攻朝鮮。此為朝鮮史上所稱丙子胡亂。
第一次用兵朝鮮，後金迫使李朝簽訂了城下之盟，雙方以兄弟相稱，後金也取得了一些戰略物資。可隨後，朝鮮並沒有認真履行與後金的約定，雙邊摩擦非常多。從後來皇太極羅列朝鮮十大違約罪狀來看，接納遼東漢族逃人，越境採參，歲貢不足，限制互市等等問題都是這一時期讓後金十分不爽的問題。當然，最讓後金惱火的是朝鮮並沒有徹底與明朝斷絕關係，李朝國王甚至不厭其煩地向皇太極解釋與明朝是父子關係，與後金是兄弟關係——彷彿明朝也是後金的長輩一樣！在皇太極向李朝借船攻打明朝時，李朝國王李倧竟然以“
今徵我父之國，豈可相助以船”為由，斷然拒絕道“船殆不可借也！”（《清太宗實錄》）。李朝對明流露出的耿耿忠心，讓皇太極清醒的意識到“必須徹底征服朝鮮方可剪除徵明後患”。後金天聰十年（1636年）3月，皇太極已經逐步理順了國內的爛攤子，政治經濟形勢有了很大好轉。於是皇太極的手下聯名給李朝寫信，約其共同擁戴皇太極稱帝。此舉自然遭到朝鮮李朝上下的一致拒絕。其間還發生了一件戲劇性的變故，出使朝鮮的後金使者英俄爾岱因顧慮李朝派兵監控，便搶奪了百姓的馬匹，率領使團成員出逃。路上被朝鮮國王的使臣趕上，在朝鮮使臣向英俄爾岱遞交國王給皇太極的回信時，英俄爾岱竟然順手奪走了朝鮮使臣身上其它信件。這封信是朝鮮國王給邊疆官員的三道命令，旨在提防後金可能採取的行動。
英俄爾岱回國不久，即是四月十一皇太極稱帝大典，而運送朝鮮春貢到達盛京的朝鮮使臣羅德憲、李廓參加了儀式，卻拒絕跪拜施禮，以表明朝鮮並未參與擁戴皇太極稱帝。之後，雙方雖有外交接觸，但大戰已難於避免。這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皇太極祭天后，正式宣佈三日後征討朝鮮李朝。
進攻李朝的部署彰顯皇太極與眾不同的政治素養
進攻李朝絕非皇太極頭腦一熱的舉動，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特別是這年四月，返回朝鮮的使臣將皇太極致李倧的信留在邊境（認為信中措辭過分，不宜交給李倧），開戰就已經是時間問題了。不過戰前皇太極還是不斷使用外交手段迷惑朝鮮，並向朝鮮民間散佈信息，言明兵戎相見是李朝的罪過——在政策上攻心，在輿論上造勢，藉以表明皇太極是一個具有仁愛意識的統治者，與朝鮮官民心目中只知殺伐的蠻夷賊酋絕然不同。
皇太極親征李朝帶兵十萬，代善、多爾袞、多鐸、嶽託、杜度、豪格等各大貝勒、貝子大多隨行，可謂興師動眾。可仔細審視，不難發現，有能力覬覦皇太極權位的代善集團和多爾袞集團全被帶在左右。看守大本營盛京的是對皇太極最忠誠的濟爾哈朗，勇猛而城府平常的阿濟格（多爾袞的胞兄）則被隔著盛京，在遼河口牛莊佈防明朝。即皇太極出征而形成的短暫權力真空，不會遭遇來自內部勢力的問鼎——帶著一眾危險猛人同行，看似大動干戈的征討，實際是皇太極稱帝后樹威行動的萬全之舉。
進攻李朝的目的是剪除明朝的羽翼，為避免兩面受敵，皇太極從一開始就有速戰速決的戰略意圖。早在11月19日，皇太極就在篤恭殿（後來的大政殿）傳諭各貝勒挑選精兵：“攜半月行糧於二十九日來會”（八旗士兵出征自備軍糧，《清太宗實錄》）。開戰後，皇太極也是採用了奇襲的戰術，派多次到過朝鮮的戶部承政馬福塔……率兵300，偽裝成商人，星夜赴往朝鮮京城，並將朝京包圍（《清朝前史》），又派多鐸等人率精兵隨後馳援。
馬福塔（許多人說電影中的龍骨大是英俄爾岱，我覺得從指揮圍困南漢山城的記載上看，應該是馬福塔）及隨後而來的援軍一鼓作氣，殺李朝個措手不及，朝鮮國王李倧慌忙出逃南漢山城。因清軍進攻太突然，南漢山城中的糧草、軍械準備並不充分，城內眾人還是想突圍。可當時馬福塔的援軍不斷到達（多鐸之後，又有許多支清軍繞過朝鮮城鄉，直奔南漢山城馳援）山城城外，杜度還帶來了攻城大炮。李倧幾次突圍都被擊潰，勤王的兩路援軍也被清軍擊潰，於是只好困守山城。
皇太極佔領朝鮮京城後，渡過漢江，直抵南漢山城城下，一方面督師四下攻略，搶奪財物，另一方面則不緊不慢地使用外交手段逼迫李倧投降。不久多爾袞攻佔了朝鮮的江華島，俘虜了朝鮮的后妃、王子及大臣家屬。李倧心裡防線被徹底擊毀，被迫率領屬臣向皇太極投降。
在電影《南漢山城》的最後，展示了清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三十日，在漢江東岸三田渡劇性的受降儀式。皇太極登壇接受李倧投降——兄弟邦交正式改為父子邦交。儀式並不繁瑣，之後還有宴席和賞賜。隨後，李倧的長子和次子為人質。到二月初二日，碩託、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攻打皮島明朝水師，朝鮮排除56艘兵船隨行，則正式宣告朝鮮與明朝決裂，成為清朝的藩屬。皇太極也心滿意足著帶著清軍凱旋。
征討李朝的意義深遠
凡事都有雙面性，作為一種極端的處理方式，戰爭的貽害自不必多言。但歷史地看問題，這種極端方式畢竟也會對推動歷史發展產生著影響。通過對李朝的戰爭，由後金升級的清政權社會矛盾得以緩和，掠奪的成果以及未來與朝鮮互市帶來的物資保障，改變了皇太極即位以來“
金漢之民兩相困斃”的局面。同時，因徹底征服了朝鮮，尤其是破除了明朝水師借朝鮮、用島鏈對清政權領土的襲擾基礎，避免了日後進攻明朝可能出現的多線作戰的不利處境，可以專心致志直面遼西，單向作戰。征討李朝過程中，皇太極合理調度各方勢力，以奇兵快速穿插，直接搗毀朝鮮的行政中樞，最大限度地節省了作戰成本，展示了卓越的領導才能。在戰鬥進程中，作為政治家注意使用武力之外的政治手段，擾亂對手的判斷，激化對手內部的矛盾，在電影中也有許多著墨。同時，在圍困南漢山城後的外圍作戰中，讓代善、多爾袞等大佬通過戰爭實現軍功與實惠雙豐收，進一步獲得了其信任與支持，更藉此強化了其在清統治階層中的個人威信，為日後推進“漸就中國之制”的改革，加速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度奠定了基礎。
儘管在戰爭中，出現了大量搶掠財物、牲畜的行為，與皇太極一再聲稱的不擾平民的保證相違，但諸如寫信勸說、派人安撫等所謂“宣德”表演的高頻使用，確實體現出皇太極處事的與眾不同。特別是皇太極免除了朝鮮兩年的貢賦致使朝鮮在受降處樹立了一通德政碑，“把皇太極侵朝當做盛德來歌頌，把李倧的反抗當做昏惑來譴責”（《清朝前史》），迷惑普通朝鮮百姓，對未來幾百年對朝關係的穩定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結語
在電影《南漢山城》中，對以皇太極為首的侵略者描述比例並不很大，更多的是反映朝鮮群臣百姓在大難來臨時的掙扎。用別國劇作審視本國曆史，感覺不同，但也極自然地產生換位思考的效果。或許這種對歷史事件的多視角考量更容易讓現代人明瞭“以史為鑑”的奧義，明瞭戰爭與和平作為結果，會經歷哪些不堪，哪些波折。李倧也好，皇太極也罷，甚至圍繞在他們周圍的那些臣子百姓，或者是遊離更遠處的明王朝，在戲劇中，都有自己的站位，有自己的擔當，他們共同寫就了一段歷史，而通過藝術作品，讓這些歷史活色生香，給後人以更多直觀的印象和啟迪，往往比書本更能喚起共鳴和感悟，恐怕這也是歷史題材影視劇的魅力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