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行石斗，青石质，清代，长方形，通长94厘米，宽57厘米，高31.5厘米，现存于内乡县衙博物馆。
粮行石斗
粮行石斗于1986年在内乡县衙县丞衙院内（当时的内乡县公安局院内）一水池旁发现。经清洗拓印，正面左侧一平面内有“道光十六年（1836年）六月十五日。行内升斗不足者，除禀官究责外，罚钱一千文，行头胡德校准行斗，永以为式”的楷书铭文40字。右侧距边棱约30厘米处有一直径约5厘米的椭圆形孔，使用时塞实该孔倒入交易粮食，退出时取出堵塞物粮食流入盛粮器物中。
该石斗内口长69厘米，宽35厘米，深16厘米，计算容积约为38640立方厘米，经实测，能容普通小麦29.4公斤，基本符合清代河南宛西一带使用的50斤小麦为1斗的容量。然而，仔细观察此斗，制作粗糙，四壁厚薄不等，上口左侧自左至右三分之一处又有稍低于右侧约2毫米之状，显然这是在反复校准时所为。
推测制作此斗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粮食市场交易混乱，斗的标准不一，常出现贸易纠纷等现象。粮行头目胡德呈请知县选择一只民间使用的标准斗（25斤），按2次计量所容小麦50斤作为通用斗。与其做一只容易损坏的木斗，且容易作弊，不如做一只石斗（重约百余公斤），不易移动，不易摇晃，也不易损坏，并刻上行规公约共同遵守，使其在市场上起到“公平秤（斗）”的作用。使用时用一个叫做“概”的木板荡平，是盈是亏，是多是少，一目了然。该石斗的制作，对加强粮食市场管理，打击不法商贩，维护百姓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清代内乡县度量衡法制管理中的一项创造。
在1991年召开的首届内乡县衙学术研讨会上，此斗引起了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等专家的高度重视。他们一致说:“复核斗为石质，这在全国实属罕见”。2009年2月邓学忠先生在《清道光内乡校准石斗》一文中称：“这方道光石斗蕴含着朴素的物理原理，是以自然物为基础建立度量衡标准史上的又一实证”。由此可见，这方粮行石斗为清代与现代度量衡的对比提供了依据，作为一个中国计量发展史上的独特实物例证，具有重要的文物保存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比较研究
在度量衡发展史上，历代统治者都制定了严格的检定制度，对升、斗、斛等量器的制作、计量、管理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后，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命令，亲自监制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具发至全国各地。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商鞅铜方升，便是证经补史的珍贵实物资料。该器全长18.7厘米，内口长12.4厘米，宽6.9厘米，深2.3厘米。器壁三面及底部均有刻铭，左侧刻“十八年，齐□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器壁与柄把相对科“重权”二字。底部刻“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该器是商鞅任“大良造”时所颁发的标准量器。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证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秦二世时继续统一度量衡，量器的形制除了长方形铜升外，小型铜量多呈椭圆形，量值分别为1/2斗量、1/3斗量和1/4斗量。《墨子·杂守》中记载，当时的军队分配粮食就是以斗为基本单位，共分五等，按定量发给。
商鞅铜方升
汉代继承和发展了秦代的度量衡制度。对度量衡的材质也做了明确的规定。《汉书·律历志》中记载：“凡律度量衡用铜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齐风俗也。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可见青铜是当时制器的上等材料，事实上所能完好保存至今的度量衡器，也确实多为青铜制品。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新莽嘉量”，就是一件五量合一的铜制标准量器。量器的主体部分是一个大圆柱体，近下端有底，底上方是斛量，下方是斗量；右侧是一个小圆柱体，为升量；器底在下沿，右侧也是一个小圆柱体，上为合（ge）量；底在中端，下为龠；故斛、升、合三量口朝上，斗、龠二量口朝下。汉代新莽“始建国”时，遵从旧制，重铸度量器，称之为“嘉量”。其中，“嘉”是好的意思，“嘉量”就是指这是当时的标准量器。新莽嘉量 是公元9年制造的标准量器，通过对器物和铭文的研究和测量，还可以得出度量衡三者的单位量值，在中国度量衡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新莽嘉量
新莽嘉量横截图
《明会典》中汇集了历年有 关度量衡器制造、管理等典章制度，仅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到嘉靖末年（公元1566年）的近200年间，共颁布有关度量衡法令17次。明朝官方使用的度量衡器在中央由工部统一制造，由负责钱粮的户部颁发使用。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明代成化兵子铜斗，是目前仅存的明代官制度量衡容器据测量，实测其容量为9635毫升。
明成化兵子铜斗
清代康熙皇帝亲自主持编纂了《数理精蕴》，其中所列度量衡表以尺度定容量和重量，即：铁升、斗、斛，以寸法定容积之准。升方三十一寸六百分，斗方三百一十六寸，斛方一千五百八十寸，两斛为石，方三千一百六十寸。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知，历代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量器的制作、规范与管理，其材质、容量、检定制度也随着时代更替而不断变化。就材质而言，铜的使用一直占据主体地位，陶器在战国时使用，清朝和民国出现了铁质、木制量器，石材做量器实属罕见。就容量而言，由于计量标准不统一，造成诸多不便，因此历朝历代都尽量实现计量标准的相对统一，从而利于社会发展。就检定制度而言，从秦朝开始，就逐步建立检定制度，并且为后世沿用，利于维护统治权威。就量器的体系而言，斗这一计量单位始终是作为主体存在，因其重量适中，在日常交易、购买和储存、计量粮食上有着重量上的独特优势，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内乡县衙现存的石斗就是实物例证。
作者简介
闫子琦，女，文博馆员，现任内乡县衙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兼讲解部主任。致力于衙门文化研究和汉英语讲解工作，《内乡县衙与衙门文化》《内乡县衙廉政文化》和《解读内乡古衙》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