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行石鬥，青石質，清代，長方形，通長94釐米，寬57釐米，高31.5釐米，現存於內鄉縣衙博物館。
糧行石鬥
糧行石鬥於1986年在內鄉縣衙縣丞衙院內（當時的內鄉縣公安局院內）一水池旁發現。經清洗拓印，正面左側一平面內有“道光十六年（1836年）六月十五日。行內升斗不足者，除稟官究責外，罰錢一千文，行頭胡德校準行鬥，永以為式”的楷書銘文40字。右側距邊稜約30釐米處有一直徑約5釐米的橢圓形孔，使用時塞實該孔倒入交易糧食，退出時取出堵塞物糧食流入盛糧器物中。
該石鬥內口長69釐米，寬35釐米，深16釐米，計算容積約為38640立方厘米，經實測，能容普通小麥29.4公斤，基本符合清代河南宛西一帶使用的50斤小麥為1斗的容量。然而，仔細觀察此鬥，製作粗糙，四壁厚薄不等，上口左側自左至右三分之一處又有稍低於右側約2毫米之狀，顯然這是在反覆校準時所為。
推測製作此斗的原因，可能是當時糧食市場交易混亂，斗的標準不一，常出現貿易糾紛等現象。糧行頭目胡德呈請知縣選擇一隻民間使用的標準鬥（25斤），按2次計量所容小麥50斤作為通用鬥。與其做一隻容易損壞的木鬥，且容易作弊，不如做一隻石鬥（重約百餘公斤），不易移動，不易搖晃，也不易損壞，並刻上行規公約共同遵守，使其在市場上起到“公平秤（鬥）”的作用。使用時用一個叫做“概”的木板蕩平，是盈是虧，是多是少，一目瞭然。該石斗的製作，對加強糧食市場管理，打擊不法商販，維護百姓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是清代內鄉縣度量衡法制管理中的一項創造。
在1991年召開的首屆內鄉縣衙學術研討會上，此鬥引起了著名文物鑑定專家、全國文物鑑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史樹青等專家的高度重視。他們一致說:“複核鬥為石質，這在全國實屬罕見”。2009年2月鄧學忠先生在《清道光內鄉校準石鬥》一文中稱：“這方道光石鬥蘊含著樸素的物理原理，是以自然物為基礎建立度量衡標準史上的又一實證”。由此可見，這方糧行石鬥為清代與現代度量衡的對比提供了依據，作為一箇中國計量發展史上的獨特實物例證，具有重要的文物保存價值和科學研究價值。
比較研究
在度量衡發展史上，歷代統治者都制定了嚴格的檢定製度，對升、鬥、斛等量器的製作、計量、管理等都做了詳細的規定。
商鞅進行第二次變法後，頒佈了統一度量衡的命令，親自監製了一批度量衡標準器具發至全國各地。現存於上海博物館的商鞅銅方升，便是證經補史的珍貴實物資料。該器全長18.7釐米，內口長12.4釐米，寬6.9釐米，深2.3釐米。器壁三面及底部均有刻銘，左側刻“十八年，齊□卿大夫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器壁與柄把相對科“重權”二字。底部刻“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該器是商鞅任“大良造”時所頒發的標準量器。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書，證明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仍以商鞅所規定的制度和標準統一全國的度量衡。秦二世時繼續統一度量衡，量器的形制除了長方形銅升外，小型銅量多呈橢圓形，量值分別為1/2斗量、1/3斗量和1/4斗量。《墨子·雜守》中記載，當時的軍隊分配糧食就是以鬥為基本單位，共分五等，按定量發給。
商鞅銅方升
漢代繼承和發展了秦代的度量衡制度。對度量衡的材質也做了明確的規定。《漢書·律曆志》中記載：“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可見青銅是當時制器的上等材料，事實上所能完好保存至今的度量衡器，也確實多為青銅製品。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新莽嘉量”，就是一件五量合一的銅製標準量器。量器的主體部分是一個大圓柱體，近下端有底，底上方是斛量，下方是斗量；右側是一個小圓柱體，為升量；器底在下沿，右側也是一個小圓柱體，上為合（ge）量；底在中端，下為龠；故斛、升、合三量口朝上，鬥、龠二量口朝下。漢代新莽“始建國”時，遵從舊制，重鑄度量器，稱之為“嘉量”。其中，“嘉”是好的意思，“嘉量”就是指這是當時的標準量器。新莽嘉量 是公元9年製造的標準量器，通過對器物和銘文的研究和測量，還可以得出度量衡三者的單位量值，在中國度量衡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新莽嘉量
新莽嘉量橫截圖
《明會典》中彙集了歷年有 關度量衡器製造、管理等典章制度，僅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到嘉靖末年（公元1566年）的近200年間，共頒佈有關度量衡法令17次。明朝官方使用的度量衡器在中央由工部統一製造，由負責錢糧的戶部頒發使用。現存於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明代成化兵子銅鬥，是目前僅存的明代官制度量衡容器據測量，實測其容量為9635毫升。
明成化兵子銅鬥
清代康熙皇帝親自主持編纂了《數理精蘊》，其中所列度量衡表以尺度定容量和重量，即：鐵升、鬥、斛，以寸法定容積之準。升方三十一寸六百分，斗方三百一十六寸，斛方一千五百八十寸，兩斛為石，方三千一百六十寸。
通過以上比較分析可知，歷代統治階級都十分重視量器的製作、規範與管理，其材質、容量、檢定製度也隨著時代更替而不斷變化。就材質而言，銅的使用一直佔據主體地位，陶器在戰國時使用，清朝和民國出現了鐵質、木製量器，石材做量器實屬罕見。就容量而言，由於計量標準不統一，造成諸多不便，因此歷朝歷代都儘量實現計量標準的相對統一，從而利於社會發展。就檢定製度而言，從秦朝開始，就逐步建立檢定製度，並且為後世沿用，利於維護統治權威。就量器的體系而言，鬥這一計量單位始終是作為主體存在，因其重量適中，在日常交易、購買和儲存、計量糧食上有著重量上的獨特優勢，發揮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內鄉縣衙現存的石鬥就是實物例證。
作者簡介
閆子琦，女，文博館員，現任內鄉縣衙博物館辦公室主任兼講解部主任。致力於衙門文化研究和漢英語講解工作，《內鄉縣衙與衙門文化》《內鄉縣衙廉政文化》和《解讀內鄉古衙》副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