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身习俗，作为一种传统而又古老的文化要素，其产生必然亦是为了达到特定时代的人的需要，也就是说特定时代的文身对特定时代的人士是有特定的用处的，用处即为功能。所以，我们要了解文身文化的意义就必须要明白文身文化对人类的用处何在。
区分的功能也许可以算是传统文身最早的功能，也是最为基础的一种文身功能。其他种种的文身功能，都脱离不了区分这一目的。在原始时期，同一族群内部可能因为身份、性别等各种因素的差异而需要明显的界线来区别；不同族群之间更是因为不断的接触和交往，而需要特定的标志来划分各族的族别，以避免混乱。为了相互间的识别和区分，族群内部不同身份的群体以及族外不同群体间往往选择不同的方式来标明自己族人与他族人群之间的差异，由此而产生很多不同的风俗。也许原始社会存在的种种风俗习惯，已知或是未知的习俗，都有可能是为了达到区分这一目的而出现的。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意识，才有了各个群体分别用自己所崇拜或畏惧的动植物、无生命物等形象刻画在脸上或身体某些部位的文身习俗。当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文身的区分功能也逐渐地增多，甚至出现变异，比如说阶级社会各阶层的区分。
很多学者认为，人类早期的族群性文身与图腾文身、成人礼式文身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早期的文身既是族群标志，也是图腾标志，更是成人礼的标志。文身的人必然是成年的人，而由这个成年人的文身图案，我们可以明确地了解到他所属的族群以及这个族群所崇拜的对象。
当代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及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曾深入地研究过文身习俗，在他的著作《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中，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就毛利人、中国人、日本人、卡杜卧人等的文身艺术性特征作过细致探讨。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伟大的人类学家曾说过，文身具有氏族标志等多重象征意义和功能，他指出：“毛利人的文身不仅旨在肉体上印下图样，还为了在精神上打下这个部族的所有传统与哲理的烙印。”而这刚好同前苏联学者普列汉诺夫的言论有着一致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曾指出，文身还反映着集团的整个社会生活，或是集团内部的一切关系。女人文身与男人文身总是不同的，甚至于男人之间的文身也并非全部相同，因为富有者力求与贫穷者不同，而奴隶主也力求与奴隶不一样。由此可见，文身的氏族标志作用就是以文身的形式标明一个人所属的族群，以及他必须遵守的有别于其他族群的传统规范、社会生活方式。格罗塞虽然认为装饰的功能是文身的原初文化功能，但也从不否认文身与氏族部落标志密切相关，他曾经还借助盖尔兰德的话说：劙痕“往往是部落或家族的印记”。这样以氏族或部落标志功能为目的的文身案例数不胜数。
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文身要算作一种永久性的装饰，它多布满在胸部、背部、肩部和手上……这些斑纹通常是在举行成丁礼或献身仪式时刻画在身上的，作为已是成年男子和属于某一特定部落的标记”。澳大利亚南部斯宾塞湾的伯尼凯亚部落中的一个支系，以袋鼠为氏族标记，他们在举行成年礼时往往要在背上绘制三个袋鼠象征的圆圈。与澳大利亚邻近的托列斯海峡，其附近岛屿上的美彪安岛人，他们的氏族标志则是从鼻尖到前额，再沿着脊背而下直到腰际所文刺的一条红线。巴布新几内亚的氏族标志文身更是神圣不可侵犯，他们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身图样，如果别的族群错文了某一群体的纹样，就是对这一群体的藐视和挑战，从而引起这一群体采用战争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这简直可以和现当代国家领土主权之间的争端相提并论。
非洲西部的利比里亚土著部落，其传统的习俗就是青少年必须接受名为“波罗会”和“桑德会”的宗教色彩训练，之后才能正式成为部族成员，而其训练中所烙下的“族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身，则是由土著医药师傅用尖锐钩状物钩住肌肤所留下的疤痕，且这种疤痕在各个部落里边所占据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在头部，有的可能在颈部，还有的可能在胸部或背部甚至是腹部等处。苏丹的土著居民们也是以文身作为氏族标志的，他们会在婴孩的脸上刺上相同的纹路，然后在伤口处抹上灰、硝和一些药草混合物，最后让刺文的伤口肿大成形并留下疤痕。在苏丹的一些土著中，每个部落虽然都有相同的面纹，但是在同一部落内部的不同家族或家庭之间，其脸上的刺文也是不尽相同的。
亚洲地区台湾山地民族的男性文身更是氏族部落标志的典型代表，其中的泰雅人、赛夏人、排湾人、卑南人等都有不同的文身风格，且这种文身与山地民族的馘首习俗紧紧相连，只有成功夺取敌人首级的男人才有资格文身，同时也可以避免在猎头时不伤及自己的族人。在山地民族的内部，男女群体之间也有不同的文身纹样。
在对海南黎族妇女的文身研究调查工作时，我们发现，海南岛黎族妇女的文身也具有很明显的族群标志功能，在现存文身的哈、润、杞、美孚黎四大方言区中，各个方言区的文身图案极为不同，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身范本，而且都是按照祖辈们的样子传承下来的，接受文身的妇女们更是不得随意更改自己方言的文身图样，只有那些因为难以忍受的疼痛而放弃完整文身的事例。
我们还发现广泛分布于海南白沙县南开乡的润黎，其妇女的文身还存在着地域性的群体标志，那就是妇女们脸上的纹线，居住于高地的会比居住于低地的多一条。与台湾山地民族一样，黎族内部也有一层性别因素导致妇女们选择文身，在采访过程中，有的黎族妇女就明确的表示她们文身是为了和男性群体区别开来，因为不文身就像男人，所以才选择文的。比如海南五指山的黄玉英就说自己文身的原因之一便是：“文腿的才是女孩子，不文的则像男孩子。”
从以上所列举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某些群体中，不管是氏族争斗还是部落战争，抑或是族群内部的社会生活，文身几乎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这就是文身族群标志功能的延伸和发展。在原始氏族部落社会中，伴随着氏族部落生活的一些习俗如馘首，其过程中产生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而且随着财富积累的增加和私有制的发展，氏族部落之间的争斗更是频繁得无可避免。为了在猎头生活和战争生活中便于识别我族和敌族，各个氏族部落间便有了这种永久性的族群标志——文身，且文身的图案各不相同，独具一格。台湾高山族的文身就是此类案例，在馘首和部落争斗中，无论是谁都不会伤害和自己的文身图案相像的本族人，而只杀害与自己文身图案相异的他族人。在前面所提及的苏丹，这个曾被列为“世界上最不安定的国家”，其历史上领土内部族众多，文面盛行，作为区别部落和教派标志的文身，也可以提醒部族混战和教派争端中的人们不要误伤了自己的族人。
总之，不管是同族和异族间的识别需要、男女两性之间的区别需要还是战争争斗的需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传统文身的族群标志功能，随之而来的还伴有图腾崇拜和成人礼的标志功能。不仅如此，由这种族群标志功能还能衍生出其他新的功能，比如盟誓或信约仪式等功能，用来警惕和区分自己的团体有别于其他。这在我国的古籍《淮南子·齐俗训》中有相关的记载：“故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东汉学者高诱曾对此处的“契臂”作过解释，即为“刻臂出血”，也就是在古代越人氏族或部落中，有这样的一种风习，所有信守某种盟誓和条约的人，都会在手臂上或身体的某一其他特定部位刺画特殊的标记，即文身图案，用来作为遵守这种盟誓和信约的凭证，表明这些人都拥有与这种契约和盟誓相关的身份。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传统文身的这种区分功能可以说是涉及面非常的广，关乎传统文身的很多其他功能，可以说是由此而派生出其他许多具体的功能分类，而族群标志性功能在其中又算历史较为悠远的一类，是人类赋予传统文身的较为原始的文化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