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麼得感情的雜學家大文豪在2020年4月25日寫下的一篇原創文章【7】
晉朝八王之亂
魏晉前期，隨著魏（晉）、蜀、吳三國連年不斷的戰事，以及自公元170年前後開始就一直沒有停歇的自然災害，中原大地的漢族人口十去其九。
在中原漢人人口銳減的同時，北方地區的鮮卑人開始崛起。
崛起的鮮卑
由於嚴重的內耗，當晉國完成統一之後僅僅三十餘年，晉國便因無法抵禦北方以鮮卑人為代表的少數民族的入侵而亡國，這便是著名的“五胡亂華”。
來到中原花花世界的胡人們被中原光怪陸離的景色迷花了眼。於是，在接下來短短不到300年的時間裡，這些原本騎著高頭大馬馳騁於塞外寒風中的胡人們，便也變成了“沉迷種田無法自拔”的漢人的一部分。
本文便從五胡亂華後，長江以北最具影響力的北魏的變化，來展現漢文化世界第一的包容力。什麼叫“兼收幷蓄”？看這篇文章就知道了。
“兼收幷蓄”之開端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要說這一時期的民族和文化融合，必然繞不開的一個重要角色便是我們所有人在初中和高中歷史教科書中都曾學習過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拓跋宏自公元471年至公元499年間在位，此時距離西晉滅亡（公元316年）已經過去了150餘年。而胡人自塞北帶來的原始獸性也在長達150年的燒殺搶掠，姦淫擄掠過程中被中原文化，主要是舊經學和新玄學，稍微教化和抑制了那麼一點點。
有一些少數民族貴族在長期與漢人共同生活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了漢文化對於國家治理的優勢，便積極地致力於宣揚漢文化。儘管他們的初衷是出於維護統治的需要，但在實質效果上已經實現了對漢文化的主動接受。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遊牧文化
拓跋宏登基之後，為國家提出的第一個國策便是國都自北方的平城南遷至洛陽。這一舉措實質上包含有漢文化中的“大一統”思想。
對於以遊牧為生的少數民族來說，對於國土的概念並不如中原文明那麼明晰。這是由其遊牧特性決定的。少數民族遊牧所爭奪的是可供牲畜繁育的春秋季牧場，對於某一地區的概念是“我常來這兒”。而對以在固定田地上精耕細作的中原農耕文明來說，對於某一地區的概念則是“我住在這兒”。
因此，少數民族的國土意識相對隨意，而在中原文化中國土意識則極為嚴苛，由國土意識而衍生出來的土地意識在這一方面則表現得更為直接。
遊戲中的洛陽示意圖
對於北魏來說，如果僅以遊牧民族之傳統來看，國都是定在平城還是定在洛陽並無分別。但隨著百餘年的漢化，遊牧民族也漸漸發現農耕文化可以保證國家和個人更加穩定的收入，同時對於財富的積累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財富積累的角度去看，繁榮的洛陽在這方面的優勢遠遠大於貧瘠的平城。
土地意識由遊牧偏好向農耕偏好轉變，這種思想內涵上的變化，使得少數民族政權在潛移默化之中便接受了漢民族“大一統”的思想。
在這個過程中也有一個極為清晰的邏輯內涵。在孝文帝眼中，農耕比遊牧更利於積累財富，更多的土地更利於農耕發展，擴張國土才能得到更多的土地，進行擴張的理由可以借鑑漢人的“大一統”思想，因此，“大一統”在拓跋宏眼中就等於財富，等於鮮卑族繼續繁榮下去的希望。
農耕文化
而以上邏輯鏈實踐過程中的外在表現就是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的舉措，而這一舉措也從實踐方面證明了鮮卑這個曾經純粹的遊牧民族，已經在思想上被漢文化無形之中所同化。
名為遷都，實為改革
北魏遷都後對南齊發動統一戰爭
孝文帝拓跋宏的遷都政策不僅僅只單純的包含了“國都由平城遷於洛陽”一項，這次的遷都政策實質上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場全面的貴族漢化運動，是一場為日後實現“大一統”而做出的戰爭動員。
在這個過程中，孝文帝拓跋宏做出了“禁胡服，摒北語。禁歸葬，變姓氏”的舉措。希望以這次遷都作為契機，將鮮卑由一個塞北遊牧民族，一氣兒轉變為一個具有“大一統”潛力的“漢化民族”。當然，拓跋宏本身肯定是不會承認自己是在把自己變成“漢人”的。
帝謂：“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以下，語言不聽仍舊。”，又曰“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故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覆成被髮之人。”
自是代人遷洛者，悉為河南洛陽人。拓跋改氏元，其他如長孫（拔拔），奚（達奚），叔孫（乙旃），穆（丘陵穆），陸（步六孤），賀（賀賴），劉（獨孤），樓（賀樓）等，皆胡改姓，凡一百八十姓。
孝文帝遷都示意圖
遷都洛陽之後，孝文帝拓跋宏以“中原正統”的身份對處於南方的漢人政權南齊發動了統一戰爭，但在戰爭中這位有著宏偉抱負的鮮卑皇帝因病去世，享年三十三歲。此時，距離北魏完成遷都僅僅過了五個年頭。
孝文帝死後，北魏變亂，隨孝文帝南遷的鮮卑貴族被南方的花花世界迅速腐化，在一片歌舞昇平中以讓後人驚歎的速度完成了漢化。而孝文帝遺留在北方用於抵禦北方柔然帝國的六鎮老鮮卑卻因始終無法完成與南方漢化鮮卑的融合而產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這為之後爾朱榮擁兵入洛陽，將兩千餘漢化鮮卑貴族沉水溺死，徹底激化北魏孝文帝改革產生的鮮卑族內部矛盾埋下了伏筆。
北齊，被染上濃郁漢文化氣息的老鮮卑們
常年滋擾北魏的柔然人
當洛陽的護城河因死屍而掀起波瀾的同時，歷史便呈現出了非常有趣的一面。
代表老鮮卑利益的爾朱榮大肆殺戮洛陽的漢化鮮卑，之後洛陽漢化鮮卑又通過反撲消滅了大量老鮮卑，鮮卑人反而因種由文化衝突而引發的動盪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勢力，不論是老鮮卑還是漢化鮮卑，在社會中的影響力產生了肉眼可辨的下降。
在北魏動盪的同時，代表著漢文化的漢人傳統士大夫階層在一連串的政治博弈之中不斷取得勝利，勢力迅速膨脹，完成了政治上的崛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北齊的建立者，原北魏權臣高歡。
北齊開國皇帝高歡（劇照）
高歡是一個漢人和鮮卑人的混血兒，本來在民族的傾向上並沒有特別的偏好。但在北魏動盪過程中，高歡深切地體會到了漢文化在國家政治方面的天然優勢，因此在依託此種優勢建立北齊之後，高歡對於漢文化的認同程度遠遠高於鮮卑文化。這也就成為了漢文化在北齊全面抬頭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儘管高歡的北齊相較於宇文泰的西魏而言在軍隊之中擁有著更為廣泛的老鮮卑基礎，但鮮卑傳統文化亦日益被漢文化所滲透。北齊初立時，高歡于軍中訓話尚且使用鮮卑語。時日漸長，亦嘗用漢話。而政府中的官吏更是漸漸發展出了在每日工作之後研討漢學的習慣。
西魏，純血派鮮卑亦被漢文化“收蓄”的作證
鮮卑純血派宇文泰
說完了北齊，再來看北魏動盪之後的另一產物，純血鮮卑派宇文泰的西魏。
高歡有一半漢人血統，宇文泰為純血鮮卑，按理說西魏的鮮卑之風應當更甚，但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
宇文泰建國之時，依從他的鮮卑人絕大多數都是當年隨著孝文帝南遷的漢化鮮卑，而建國之後意識到漢文化優勢的宇文泰也沒有選擇積極主動的去吸納老鮮卑。這就使得西魏的漢化情況教北齊更甚。
尤其是寫出了《六條詔書》的蘇綽和在蘇綽死後接替蘇綽在西魏推行《周官》的盧辯，更是將整個西魏的基調徹底拉回了正統的漢文化軌跡。因此，西魏在盧辯之後，其精神內核雖仍略有屬於鮮卑文化的瑕疵，但主體上已經可以算作是漢文化復興的最大作證。
蘇綽畫像
而自宇文泰時期漢文化復興所取得的成效成制，在不久之後便被隋朝和唐朝拿去使用，成為了隋唐時期再度燦爛起來的漢文化的發展基石。
黎明就在眼前
大唐盛世
自此，對漢人來說，在長久的黑暗之後，天空終於出現了一線曙光。而通過這線曙光，飽受苦難的漢人們驚訝地發現，原來在不知不覺之中，曾經那些將自己當做牲畜牛馬的異族，已經和自己一樣，穿起了長衫，扛起了鋤頭，念起了詩詞，用漢話互問安好......
參考文獻：
《國史大綱》 錢穆 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