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么得感情的杂学家大文豪在2020年4月25日写下的一篇原创文章【7】
晋朝八王之乱
魏晋前期，随着魏（晋）、蜀、吴三国连年不断的战事，以及自公元170年前后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歇的自然灾害，中原大地的汉族人口十去其九。
在中原汉人人口锐减的同时，北方地区的鲜卑人开始崛起。
崛起的鲜卑
由于严重的内耗，当晋国完成统一之后仅仅三十余年，晋国便因无法抵御北方以鲜卑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入侵而亡国，这便是著名的“五胡乱华”。
来到中原花花世界的胡人们被中原光怪陆离的景色迷花了眼。于是，在接下来短短不到300年的时间里，这些原本骑着高头大马驰骋于塞外寒风中的胡人们，便也变成了“沉迷种田无法自拔”的汉人的一部分。
本文便从五胡乱华后，长江以北最具影响力的北魏的变化，来展现汉文化世界第一的包容力。什么叫“兼收并蓄”？看这篇文章就知道了。
“兼收并蓄”之开端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要说这一时期的民族和文化融合，必然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角色便是我们所有人在初中和高中历史教科书中都曾学习过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拓跋宏自公元471年至公元499年间在位，此时距离西晋灭亡（公元316年）已经过去了150余年。而胡人自塞北带来的原始兽性也在长达150年的烧杀抢掠，奸淫掳掠过程中被中原文化，主要是旧经学和新玄学，稍微教化和抑制了那么一点点。
有一些少数民族贵族在长期与汉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了汉文化对于国家治理的优势，便积极地致力于宣扬汉文化。尽管他们的初衷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但在实质效果上已经实现了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游牧文化
拓跋宏登基之后，为国家提出的第一个国策便是国都自北方的平城南迁至洛阳。这一举措实质上包含有汉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
对于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来说，对于国土的概念并不如中原文明那么明晰。这是由其游牧特性决定的。少数民族游牧所争夺的是可供牲畜繁育的春秋季牧场，对于某一地区的概念是“我常来这儿”。而对以在固定田地上精耕细作的中原农耕文明来说，对于某一地区的概念则是“我住在这儿”。
因此，少数民族的国土意识相对随意，而在中原文化中国土意识则极为严苛，由国土意识而衍生出来的土地意识在这一方面则表现得更为直接。
游戏中的洛阳示意图
对于北魏来说，如果仅以游牧民族之传统来看，国都是定在平城还是定在洛阳并无分别。但随着百余年的汉化，游牧民族也渐渐发现农耕文化可以保证国家和个人更加稳定的收入，同时对于财富的积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财富积累的角度去看，繁荣的洛阳在这方面的优势远远大于贫瘠的平城。
土地意识由游牧偏好向农耕偏好转变，这种思想内涵上的变化，使得少数民族政权在潜移默化之中便接受了汉民族“大一统”的思想。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个极为清晰的逻辑内涵。在孝文帝眼中，农耕比游牧更利于积累财富，更多的土地更利于农耕发展，扩张国土才能得到更多的土地，进行扩张的理由可以借鉴汉人的“大一统”思想，因此，“大一统”在拓跋宏眼中就等于财富，等于鲜卑族继续繁荣下去的希望。
农耕文化
而以上逻辑链实践过程中的外在表现就是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的举措，而这一举措也从实践方面证明了鲜卑这个曾经纯粹的游牧民族，已经在思想上被汉文化无形之中所同化。
名为迁都，实为改革
北魏迁都后对南齐发动统一战争
孝文帝拓跋宏的迁都政策不仅仅只单纯的包含了“国都由平城迁于洛阳”一项，这次的迁都政策实质上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场全面的贵族汉化运动，是一场为日后实现“大一统”而做出的战争动员。
在这个过程中，孝文帝拓跋宏做出了“禁胡服，摒北语。禁归葬，变姓氏”的举措。希望以这次迁都作为契机，将鲜卑由一个塞北游牧民族，一气儿转变为一个具有“大一统”潜力的“汉化民族”。当然，拓跋宏本身肯定是不会承认自己是在把自己变成“汉人”的。
帝谓：“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以下，语言不听仍旧。”，又曰“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故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
自是代人迁洛者，悉为河南洛阳人。拓跋改氏元，其他如长孙（拔拔），奚（达奚），叔孙（乙旃），穆（丘陵穆），陆（步六孤），贺（贺赖），刘（独孤），楼（贺楼）等，皆胡改姓，凡一百八十姓。
孝文帝迁都示意图
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拓跋宏以“中原正统”的身份对处于南方的汉人政权南齐发动了统一战争，但在战争中这位有着宏伟抱负的鲜卑皇帝因病去世，享年三十三岁。此时，距离北魏完成迁都仅仅过了五个年头。
孝文帝死后，北魏变乱，随孝文帝南迁的鲜卑贵族被南方的花花世界迅速腐化，在一片歌舞升平中以让后人惊叹的速度完成了汉化。而孝文帝遗留在北方用于抵御北方柔然帝国的六镇老鲜卑却因始终无法完成与南方汉化鲜卑的融合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为之后尔朱荣拥兵入洛阳，将两千余汉化鲜卑贵族沉水溺死，彻底激化北魏孝文帝改革产生的鲜卑族内部矛盾埋下了伏笔。
北齐，被染上浓郁汉文化气息的老鲜卑们
常年滋扰北魏的柔然人
当洛阳的护城河因死尸而掀起波澜的同时，历史便呈现出了非常有趣的一面。
代表老鲜卑利益的尔朱荣大肆杀戮洛阳的汉化鲜卑，之后洛阳汉化鲜卑又通过反扑消灭了大量老鲜卑，鲜卑人反而因种由文化冲突而引发的动荡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势力，不论是老鲜卑还是汉化鲜卑，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产生了肉眼可辨的下降。
在北魏动荡的同时，代表着汉文化的汉人传统士大夫阶层在一连串的政治博弈之中不断取得胜利，势力迅速膨胀，完成了政治上的崛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北齐的建立者，原北魏权臣高欢。
北齐开国皇帝高欢（剧照）
高欢是一个汉人和鲜卑人的混血儿，本来在民族的倾向上并没有特别的偏好。但在北魏动荡过程中，高欢深切地体会到了汉文化在国家政治方面的天然优势，因此在依托此种优势建立北齐之后，高欢对于汉文化的认同程度远远高于鲜卑文化。这也就成为了汉文化在北齐全面抬头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尽管高欢的北齐相较于宇文泰的西魏而言在军队之中拥有着更为广泛的老鲜卑基础，但鲜卑传统文化亦日益被汉文化所渗透。北齐初立时，高欢于军中训话尚且使用鲜卑语。时日渐长，亦尝用汉话。而政府中的官吏更是渐渐发展出了在每日工作之后研讨汉学的习惯。
西魏，纯血派鲜卑亦被汉文化“收蓄”的作证
鲜卑纯血派宇文泰
说完了北齐，再来看北魏动荡之后的另一产物，纯血鲜卑派宇文泰的西魏。
高欢有一半汉人血统，宇文泰为纯血鲜卑，按理说西魏的鲜卑之风应当更甚，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宇文泰建国之时，依从他的鲜卑人绝大多数都是当年随着孝文帝南迁的汉化鲜卑，而建国之后意识到汉文化优势的宇文泰也没有选择积极主动的去吸纳老鲜卑。这就使得西魏的汉化情况教北齐更甚。
尤其是写出了《六条诏书》的苏绰和在苏绰死后接替苏绰在西魏推行《周官》的卢辩，更是将整个西魏的基调彻底拉回了正统的汉文化轨迹。因此，西魏在卢辩之后，其精神内核虽仍略有属于鲜卑文化的瑕疵，但主体上已经可以算作是汉文化复兴的最大作证。
苏绰画像
而自宇文泰时期汉文化复兴所取得的成效成制，在不久之后便被隋朝和唐朝拿去使用，成为了隋唐时期再度灿烂起来的汉文化的发展基石。
黎明就在眼前
大唐盛世
自此，对汉人来说，在长久的黑暗之后，天空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而通过这线曙光，饱受苦难的汉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在不知不觉之中，曾经那些将自己当做牲畜牛马的异族，已经和自己一样，穿起了长衫，扛起了锄头，念起了诗词，用汉话互问安好......
参考文献：
《国史大纲》 钱穆 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