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對於拜占庭（以下簡稱拜）而言，7世紀確實是一個充滿重大變化的時代。這些變化有的從過去就已經開始，只是到了這一時期才變得更加明顯。但大多數的變化，卻是由新發生的政治事件所導致的。其中的關鍵因素是資源——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資源的匱乏與管理。
7世紀拜占庭
新的人口現狀，軍隊結構的變化，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的改變
首先，拜帝國必須面對新的人口發展現狀。在這期間，拜遭受了好幾次瘟疫浪潮的襲擊。雖然現在不可能統計出當時具體的死亡人數，但估計很可能超過了總人口的20%。正常情況下，在進入現代社會以前的那些朝代，在遭受瘟疫襲擊之後，經過幾代人的發展，人口規模就可以得到恢復。
鼠疫席捲拜占庭
但增長的人口被戰爭引起的巨大社會動亂所抵消了，其中包括大量領土的淪陷（埃及、巴勒斯坦、敘利亞和後來的北非地區）以及由於阿拉伯人不斷侵襲安納托利亞邊境地區而引起的人口遷移（它破壞了正常的婚姻和繁衍模式）。
人口減少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是表現為納稅人的基數減小，它還造成了農業生產和徵兵打仗時的人手短缺。為此，國家制定政策對特定民族人口大規模遷移到人口稀少或敏感地區，雖然這算不上是一種新現象，但在7世紀末到9世紀的這段時期裡較為常見，當然也是拜政府針對上述問題找出的一種解決辦法。拜帝國必須設法快速適應資源短缺的現狀。於是君士坦斯二世開始推行一種基於人頭的賦稅制度——人頭稅 ，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基於土地徵稅。
拜占庭一覽
稅制改革的目的是籌集資金創建可以迎擊阿拉伯人的帝國艦隊。拜政府似乎是借鑑了伊斯蘭世界新實施的稅制方法。在整個7世紀期間，拜帝國都是處於守勢，因此軍隊就成為其唯一併且最大的財政開支對象。在羅馬帝國，自願參軍從來都不是補充兵源的主要渠道，所以政府不得不付給士兵
現金和實物作為報酬。這樣一來，國家最關心的事情之一顯然就是如何保障這兩種報酬的來源，以及如何逐漸減輕這些支出對國家財政產生的壓力。在君士坦斯二世統治時期，為了對抗穆阿維葉新建海軍帶來的威脅，拜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來創建一支作戰艦隊，但創建以及運轉這樣一支艦隊所需的花費轉嫁到了意大利和非洲地區的人口身上，成為他們必須承擔的財政負擔的一部分。這支艦隊被稱為"卡拉比斯亞諾伊"，並且成為拜帝國重建軍事力量過程中的一個新鮮舉措。
當然，拜軍隊的組織結構也經歷著一些變化。由於伊斯蘭征服的影響，拜東部的戰軍只能撤退到帝國剩下的領土範圍之內，即安納托利亞地區。這些軍隊的名稱，如"安納托利亞軍區"或"亞美尼亞軍區"，就是晚期羅馬軍事指揮部的名字，同時也反映了它們的結構特徵。
在7世紀80年代，色雷斯的大部分地區都處於保加利亞人的統治之下，而原先駐紮在此的拜帝國軍隊只能撤退到西部的小亞細亞，這支部隊被稱為
"斯拉克西恩"。最後，在查士丁尼二世第一次統治時期，拜帝國創建了一支新的精銳機動軍隊，稱作"奧普西金軍區"，他們就駐紮在比提尼亞，離帝國首都很近，成為拜最精銳的軍隊。
查士丁尼二世破碎的畫像
所有這些大型軍區都叫作"斯爪提吉艾" ，每個軍區由一位將軍（軍區將軍）統領，而將軍本人則是由皇帝親自選擇和委任。早期的拜政府通過在全國各地設立軍需倉庫和後勤官員來負責給這些部隊提供軍糧和武器：後勤官員通過稅收或政府強制購買的方式收集這些軍需品，並負責分發到位。安納托利亞地區的軍需倉庫分佈在全省各地，雖然這不是出自最佳的戰略考慮，但至少讓軍隊的補給變得更為靈活。
拜帝國一般不會與敵人陷入酣戰，而是選擇加強地方武裝，通過修建大量堡壘來擊退伊斯蘭軍隊對安納托利亞發動的進攻。這種打法雖然很保守，但是卻起到了效果。
在這樣一段為生存而苦苦奮鬥的歷史時期，軍隊顯然是拜帝國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機構，並在拜社會中成為一支不斷增長的強大力量。這一點在查士丁尼二世於687年寫給羅馬教皇的一封信件中表現得特別清楚。
在信中，包括
意大利軍隊、非洲軍隊和撒丁島軍隊在內，這位拜皇帝直接借用可以凸顯指揮官個體特徵的稱呼來指代這些軍隊，例如：奧普提馬通軍區、奧普西金軍區、斯拉克西恩軍區、卡拉比斯亞諾伊艦隊……這種稱呼讓人印象深刻，它說明拜皇帝和自己的軍隊之間關係密切，而這些軍隊通常在文獻資料中稱自己為"受保佑或眷顧的部隊"。
索利多金幣
打擊元老院精英的鬥爭是由那些出身行伍（如福卡斯）或親自統帥大軍（如查士丁尼二世）的拜皇帝們發動的，而新的精英階層則是由他們手下大多出身卑微的軍隊指揮官構成的。在某種程度上，查士丁尼二世對元老院貴族的處置代表了他們最後的發展結局。
伊斯蘭征服給了元老院貴族致命一擊——顯然很多貴族的土地被這些來自東方的民族所奪取，不過其中也有人留在被佔領區域，適應了新的環境並在新政權中找到了謀生之道。征服者沒有破壞被征服的領土，也沒有改變原來的土地所有權。被征服民族可以繼續耕種原來的土地，但是需要向這些新的征服者們納稅。
例如，埃及在被征服之後，直到8世紀以前，大多數的土地所有模式仍然保持原樣；但是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區，由於它們已經處於波斯人統治之下，當地原來的社會精英們所擁有的財產則被大量剝奪。
於是其中一些精英分子可能就搬到了拜帝國的領土範圍，並逐漸在拜的政府和軍隊中
佔據了重要職位。另外一些身居要職的精英分子主要來自亞美尼亞地區，我們從史料中得知，在8世紀40年代，亞美尼亞大部分地區被阿拉伯人佔領之後，當地的許多貴族就移居到了拜帝國。元老院貴族要設法保住自己的權力，但由於在很多方面，支撐這種權力的政治環境已經改變並在逐漸消失，所以他們的這種努力註定只會走向失敗。
拜占庭騎兵
在拜帝國最終消亡之前，君士坦丁堡元老院還將一直存在，但它的組成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新出現的精英階層只有在朝廷或軍隊中擔任官職才可以名利雙收。由於史料稀缺，我們很難找到反映7世紀時期元老院貴族在這方面的變化情況。
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變化趨勢是可以區分出來的。首先，拜帝國的權力越來越集中在君士坦丁堡朝廷以及皇帝身邊的親信集團手裡，而這不利於把權力下放給各個地方行省、重要的城市中心以及這些地方的統治階層——主要是那些擁有土地的元老院貴族們，此外這種發展趨勢也不利於地方政府參與帝國的政治和經濟網絡。
這或許是出於形勢所逼：這些社會精英原本居住在城市中心並管理周邊的鄉村地產，但這些地方卻因伊斯蘭征服而急劇收縮。許多城市也消失了，它們要麼是被直接廢棄了，要麼是在形貌、大小和功能上都發生了顯著變化。
拜占庭軍隊
資源控制權的收縮
此外，為了更好地監督和控制日益縮水的資產，拜帝國逐漸把地方當局的資源控制權收歸中央政府。這樣一來，以前那種開放的公共空間、柱廊林立的街道、公眾設施、劇院和浴場就不再適合這個四面楚歌的拜社會了。取而代之的是卡斯特拉，它的四面都是圍牆，是一種設有防禦措施的更小的城鎮，它即使在惡劣條件下也能養活小規模的人口，因此成為拜帝國的
軍事和宗教管理中心。此外，拜帝國剩下的領土也人煙稀少。雖然各個地方的人口變化情況肯定存在地域和時間差異（例如巴爾幹半島的人口就比安納托利亞的人口更早出現變化），但拜帝國的絕大部分領土在這方面的情況都差不多。在這些小規模的新型城鎮裡面，大部分社會精英階層也才形成不久，其中主要包括主教和軍官，他們可沒有要修建宏偉的公共設施以供人們觀瞻的想法。
然而，不再修建公共設施的做法並不是像先前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僅僅只表示衰落，相反，這代表他們對這些公共設施進行了重新利用。例如，他們把原來市中心的主要功能加以改造，使其更利於進行商業經營和生產製造。拜帝國舊的精英階層發現自己在以前的職位上已經沒有了用武之地，但是拜政府現在給他們提供了一些更有利可圖的升官發財機會。
拜占庭軍官
於是，羅馬帝國後期倖存下來的地方權貴們要麼搬進首都為朝廷效力，要麼選擇到軍隊或教會中去供職。在7世紀80年代到8世紀30年代期間，他們中有一些人脫穎而出，其中好幾位來自帝國東部——主要是敘利亞地區——的精英分子當選為羅馬教皇。
當然，有的來自東部地區的教士也在羅馬身居要職，例如在668年，西奧多，一位來自西里西亞的塔索斯的修士，就被羅馬教皇任命為坎特伯雷大主教。與之相比，那些選擇東遷進入君士坦丁堡的貴族們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從上述所有情況可以清楚看出，君士坦丁堡在這一時期表現得尤為另類。它儘管也反覆暴發瘟疫，但仍然是當時一座人口眾多的城市——它顯然在整個基督教世界裡人口最多，也是皇帝、朝廷以及基督教牧首和神職人員的所在之地。
那時的君士坦丁堡仍然缺乏足夠的糧食來養活全城人口，因此，即使只從防止出現饑荒而危及皇帝統治這個單純的目的出發，運糧入城也是一件不容忽視的重要任務。
君士坦丁堡
在埃及陷落之後，能夠給君士坦丁堡提供糧食的就只有西西里島和非洲兩個地區了，於是君士坦斯二世決定在這些地區收購和運送糧食時，實施一種以帝國武力為後盾的強制性措施，這就是拜帝國最初設立後勤官員和軍需倉庫的主要目的，但後來拜政府把他們的職責擴展為負責更多、更一般的財政方面的工作。
君士坦丁堡的人口雖然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得到糧食，但除了駐紮於此的軍隊之外，他們不再享受來自政府的糧食補貼，並且得到糧食的方式也遠沒有先前靈活。總的來說，拜帝國在7世紀的經濟是朝著努力適應資源日漸短缺的方向發展的。
在616年，一種新的銀幣曾曇花一現，它被稱為六角星幣。它的價值幾乎只有金幣的一半，而拜帝國的薪酬就用這種銀幣發放。值得指出的是，以前在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多的銅幣，卻由於持續貶值（在不到100年的時間裡，其重量從先前的12克降為3克多一點）
，現在已不太常用了，因為這一時期的貨幣儲蓄中已經沒有了它的蹤影。此時它的鑄造越來越集中於君士坦丁堡，都稍微有點貶值。《農民法》是在650年之後頒佈的，內容雖然有點令人費解，但反映了當時安納托利亞的農村生活環境，從中可以看出現金交易非常罕見，在社會生活中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7世紀初拜占庭疆域
結語：
雖然有的學者認為在7世紀中，拜帝國的經濟和稅收領域完全沒有使用貨幣，但這應當不符合事實。相反，在那些帝國影響力很強的地方——尤其是君士坦丁堡，當然也包括7世紀60年代的西西里島地區——貨幣經濟仍然很活躍。此外，拜帝國的稅收制度照常運作，雖然實物衝抵可能構成了其中的主要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