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清平樂》的播出掀起了一波收視高潮的同時，引起了觀眾對於北宋，這個中國歷史上被稱為士大夫精英黃金時代的興趣。
記得在《國家寶藏》欄目宋代節目的錄製時，主持人曾經問臺下的觀眾：“如果你可以穿越回一個王朝，你想去哪個朝代？”
北宋。
《國家寶藏》北宋欄目
臺下的觀眾幾乎異口同聲地選擇了同一個回答。這不僅僅是一個巧合，而是文化認識統一背後展現出的宋代人文精神的文化自信，已深深地依靠歷史的記載與渲染，紮根在了當代帶有文化復古氣息的環境中。
但輝煌燦爛的北宋王朝並沒有因為文化與經濟的強大而從歷史滔滔東逝的長河中生存下來，在時間的前進和紛雜萬變的國家環境中，茂實的文化成果也最終伴隨著汴京之圍的鐵蹄與戰火灰飛煙滅。
金兵南下示意圖
對於北宋王朝滅亡的原因，歷史學家錢穆先生給出了“積貧積弱”的答案，意思是北宋不僅僅是軍事戰略上目光短淺、疲軟脆弱，即使引以為傲的經濟也是根植於國家財政短缺之上的“假繁盛”，經濟決定政治，因此北宋難逃王朝週期論的衰亡。
然而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清明上河圖》中的北宋繁榮
從軍事體量上來說，繼承後周武裝衣缽的北宋王朝在建國伊始就展現出了強大的戰鬥力，無論是軍事實力還是從武將的人才培養、兵源的戰鬥力素質並不像後世以訛傳訛的那樣疲軟無能。面對北方遼國、西夏兩個強大的遊牧帝國，宋軍往往能堅壁清野給予重創。
北宋建國之初長達半個世紀的宋遼戰爭之所以僅僅與遼國相戰平手而不能收復“燕雲十六州”，是因為遼國本身已經在社會生產力空前進步，政治文化高度發展的前提下，軍事政治協調能力已發展成與北宋中原文明水平持平的封建中央集權國家。
因此，北宋在與遼國的長期交戰中，雙方在保障戰爭進行的政治經濟上各有長短，總的體量上呈現出了兩個大國之間的綜合國力競爭的平衡，在這種情況下雙方各有勝敗幾為平手也是正常的。即使是北宋令後世所詬病的軍事戰略冒進主義，以及“兵將分離”的戰場笑話，也是晚唐五代以來，中原政權軍隊驍勇善戰，敢於鬥爭的軍事氛圍所染，與戰役的成敗並沒有絕對性的關係。
雲岡石窟出土的展現遼國繁榮的壁畫
那麼北宋王朝真滅亡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
標誌北宋滅亡的靖難之役，從本質上來說就是這一災難的始作俑者宋徽宗，依靠自導自演的“歷史鬧劇”而引起的。前後種種戰場戰術上的矛盾、戰略用人上的荒誕程度，使我們很難想到這出自一位青年時期，依靠權力險惡的鬥爭突破層層宮鬥廝殺而奪得皇位的政治家。
比如說應該守都城做堅壁清野的防守硬戰的時候不準備，應該放棄都城南逃再尋機會的時候不逃跑；敵人南下長途奔襲時臨戰換將貶謫忠良，甚至荒唐到寄希望於道士在城樓上“作法”以嚇退金兵鐵騎。而宋徽宗父子二人偏偏選擇自斷手臂到金營大帳外請降，主動請纓做亡國之君，即使是文化還未開明的金人顯然也不會放棄這一歷史機會。
因此可以看出，面對政治經濟文化體量再小的敵人，體量龐大的北宋王朝即使精神文明更加先進，竟然在一個歷史瞬間被金兵的鐵騎踐踏得國破家亡，外在的軍事部署固然是失敗的一個方面，但以宋徽宗為首的北宋統治階級的內在原因則是根本性的。
《國家寶藏》中的宋徽宗和蔡京
這就不得不問，為什麼到了宋徽宗時期，北宋中央湧現出了一群圍攏在宋徽宗周圍，幫助其自導自演這一出歷史災難的昏聵之人呢？
這就要追溯到宋徽宗的祖父宋神宗時期，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為迎合宋神宗皇權的集中意志而對北宋政治體制進行的破壞。
北宋經過中前期宋真宗和宋仁宗在一系列官職改革和科舉文化上的改良，使得士大夫文官集團通過以宰相為首的權力平臺和諫官的批評機制，對皇權的有效制約起到了強有力的作用。所謂“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正是以此制約機制為基礎。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北宋皇帝，諸如仁宗、英宗根本沒有明清皇帝那樣殺伐大臣或擅自出兵的權力，國家意志的傳達必須經過文官集團的集體意志展現才能形成執行文件。
北宋文官集團
誠然，這樣繁瑣的決策機制當然會使行政效率上大打折扣，上下權力掣肘，這也正是北宋冗官的弊端表現。但好的方面是也能夠保證國家的運行始終在一個集體決策的穩定框架內，規避了皇帝出現昏聵而使得國家混亂的局面。因此，後人給予北宋政治生態高度評價正是基於這一合作共治的人文精神。
但是到了神宗一朝，銳意改革的宋神宗為了推行變法，對北宋前朝的政治制度進行了推翻洗牌，為了保證自己的改革意志能夠上傳下達暢通無阻，進行了諸如削弱相權、奏疏留中不發、打壓臺諫清流的舉措，並不惜借文字獄和黨爭之辨的手段貫徹變法的推行。
這種措施的影響，並沒有通過宋神宗的離世而消滅，而是通過黨爭的擴大愈演愈烈，持續影響到了宋徽宗時期。黨爭上的烏煙瘴氣便被各方面素質遠不如神宗君臣的投機主義分子而大肆利用。
圖為高俅劇照
權臣蔡京仰仗著宋徽宗的寵信，順著王安石變法中加強皇權的變法方向，進一步迎合宋徽宗的心思，進一步強化了徽宗“御筆”的政治效力，一改前朝的集中決策體制，使得大小政令皆出自與皇權。
於是北宋中期的文官士大夫與皇權共治的制度到宋徽宗一朝隨著皇權的不斷加強而名存實亡。以蔡京、高俅為首的北宋文官利用宋徽宗在政治上的寵信和御筆上傳下達的機會循己私利，把宋神宗時期挑起的黨禁運動貫徹到底，發起“元祐黨禁”，打壓異己尋求利益最大化。
這一系列措施最終導致了宋徽宗執政時期的人才選拔機制敗壞，朝野上烏煙瘴氣，形成了以以蔡京為首的文官集團無公有私的道德缺口，在這一局面下，通過他們選拔上來的“人才”自然也只能把政治公心放在第二位了，從而湧現出北宋亡國時期群小奔戲的荒唐局面。
宋徽宗與蔡京為首的北宋高層集團
可見，北宋覆滅的根本原因，恰恰就是沒能守住中期形成的集體決策的穩定機制和朝野上下互相制約的政治風氣。巧於迎合，一己之私、目光短淺，以及黨爭相互攻訐之下的士風淪喪和道德敗壞，最終導致了統治集團內部治國水平的缺失和文化自信上的淪喪。
再好的制度設計，再強大的政治傳統，最終仍舊需要人的堅定奉守和貫徹執行，因此北宋覆滅所展現出的教訓圖畫就是制度和人治之間的相互影響，任何一方的淪喪退守終將使得整個政治系統敗壞衰亡。制度與人皆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