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肢解中國,日寇杜撰兩大歷史謬論,若再傳謠,日寇在地獄都笑醒

有人曾問陶陶一個問題:為何要學習歷史?歷史都是過去發生的事,既然往事不可追,為何要苦苦在舊紙堆中字斟句酌、皓首窮經,研究一下現實問題豈不更好?對此,陶陶給這位朋友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為肢解中國,日寇杜撰兩大歷史謬論,若再傳謠,日寇在地獄都笑醒


抗戰時期,中國正面臨著國家淪喪、民族滅亡的危局。就在前方將士與日寇奮戰之時,我們的史學家們同樣也筆耕不輟。他們用自己的如椽之筆,戰鬥於另一個戰場,那就是史學戰場。

如果說世界上哪個國家對中國研究得最透徹,日本說自己是第二,恐怕沒有人敢說自己是第一。這是因為自古以來,日本就熱衷於研究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對於我們的優點和弱點可謂是一清二楚,其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更是令人咋舌。在中國史研究方面,內藤湖南、白鳥庫吉等人可謂是大師中的大師,是“中國通”中的“中國通”。


為肢解中國,日寇杜撰兩大歷史謬論,若再傳謠,日寇在地獄都笑醒


甲午戰爭以來,日本逐步對中國展開了入侵和殖民。在此期間,日本軍國主義者提出了“文裝的武備”戰略。所謂“文裝的武備”,就是殖民統治不應侷限於經濟,還應該包括教育、衛生、文化等,只有這樣,日本的大陸政策才能貫徹到滿洲民眾的生活中;只有這樣,才能消弭中國人民的反抗,讓他們自覺服從日寇的奴役。

因此,日本的中國史專家們,紛紛成為了日本對中國進行文化入侵的馬前卒。並根據不同的需求,不同的人群,炮製了不同的歷史謬論。正所謂“欲先亡其國,必先亡其史”,日本史學家所杜撰的史學謬論,直到今天仍在毒害著我們的青年。現在,陶陶便列出兩大史學謬論,供大家評析。

第一大謬論:崖山之後無中華,中國文明在日本

這個觀點,首創於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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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崖山之戰,是南宋與蒙古人的最後一戰,20萬宋朝軍民葬身大海。而這,也是非漢族政權第一控制整個華夏。而這段歷史,卻被日本史學家所利用。

在史學家內藤湖南看來,自崖山之戰後,中國的道統就已經淪喪,不再是東亞文明爭相效仿的榜樣。反觀日本,則以區區之小國,兩次擊敗元朝的入侵。在保持日本獨立的同時,還在完整保存唐宋文化的同時,融入進日本本土文化。

因此在內藤湖南看來,“東亞文明中心”已經轉移了。因此,日本對中國的統治,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對此他曾對日本公眾作出演講:

“今天,日本成為東洋文化中心並構成與中國文化相抗衡的勢力不足為奇。日本是比中國優秀的強國,中國人以狐疑的目光看著日本的強盛,但若某一天日本與中國在政治上形成一個國家,文化中心移到日本,日本人活躍於中國的政治和社會上,中國人也不要以為是非常怪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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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的思想,流毒極廣,破壞力極大。在他看來,非漢族政權的元朝和清朝,已經直接開除出中國的國籍。既然如此,日本對於中國的征服也是具有合理性的,不過是先進民族統一了落後民族;另一方面,即使日本不整體侵吞中國,也可以用這個理論為自己蠶食中國領土而辯護。既然宋朝之後不算中華,那麼元朝、清朝所拓展的土地,也並不屬於中國。日本侵佔滿蒙,可謂合情合理。

對此,內藤湖南還“苦口婆心”地勸說中國人:

“常言道,漢人的天下由漢人支配。若此,以中國本體的財力來統治中國應為根本,從財政的理想出發,把財政上看對中國有害無利的土地(滿、蒙、藏)分割出去至為妥當。”

然而現實真如內藤氏所說,是“崖山之後”無中華嗎?這句話顯然是錯誤的。否則致力於恢復唐宋文化的朱元璋又是什麼呢?同時,元朝和清朝雖然是異族入主,但和日本人的侵略有顯著區別。元朝和清朝統治者都在極力漢化,最終都變成了說漢語、寫漢字、信仰中國價值觀的中國人。

而日本呢?則想讓中國人都變成日本人,讓我們說日語,寫日文,不拜祖先孔子,偏要拜天皇和天照大神。但如果讓日本入主中原,恐怕我們現在都說日語,叫什麼“山本”“松下”“佐佐木”了。

因此,中國史學家對內藤湖南的謬論進行了多次批駁。但至今,仍有人將“崖山之後無中華”“中國文明在日本”掛在嘴邊。只能說,這些人的書讀少了,腦子太過簡單了。

第二大謠言:滿蒙非中國理論

日本放出最惡毒的謠言莫過於“滿蒙非中國”。在著名的陰謀——《田中奏摺》中曾這樣說道:“欲先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所謂滿蒙,就是東北以及內蒙、外蒙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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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侵佔滿蒙地區,挑撥漢族與滿族、蒙古族的矛盾,日本軍閥和學者做足了輿論。首先,日本軍閥開始炒作“中國本部”的概念,即中國領土只包括漢地十八省,而其他區域都不是中國,而是滿清帶來的殖民地。

為了分離滿蒙,日本人炮製了無數篇論文和書籍,如《協和運動》、《建國教育》、《滿蒙評論》、《中國民報》、《新民運動》、《石原莞爾選集》,還有外務省主編的《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等等,其核心就是主張“滿蒙非中國論”,認為中國東北、蒙古地區自古非中國領土,只有漢族人的地區才是中國的。

而在這方面,日本“蒙古史”泰斗白鳥庫吉便是“滿蒙非中國”理論最大的鼓吹者和創造者。在白鳥庫吉看來,中國以長城為界,分為南北二國,農耕的南國和遊牧的北國,而南北之間的對抗、戰爭與紛爭是不可避免的,乃是“歷史的生命”。

因此在白鳥庫吉看來,在長城以北的蒙古和滿洲,理應從中國分離出去。而分離的滿蒙應該為誰所有呢?自然是日本軍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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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證明滿蒙自古屬於日本,日本史學家還炮製了“渤海國為日本屬國論”。渤海國是唐朝時,位於東北地區的一個割據政權。因為渤海國與日本同時與新羅為敵,因此兩國互相遣使不斷。而這種平等的交往,卻被日本軍國主義者認為,這是東北從屬於日本的歷史鐵證。為此在1908年10月,內藤湖南還帶領考古隊,專門從旅順盜走象徵著唐朝對渤海國羈縻統治的“鴻臚井石刻”,直到今天仍未歸還。

對於滿蒙非中國論,中國史學家曾做出了多次批駁。他們指出,農耕政權和遊牧政權並非只有戰爭,還有融合。為此,我國於1939年還進行了盛大的成吉思汗陵遷葬活動。在抗戰時,蒙古的成吉思汗還成為中華民族一致抵抗外敵的旗幟。1941 年成吉思汗紀念會上,朱德強調“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他打退了強鄰的進攻”。而烏蘭夫也認為:

“那種反抗侵略,團結禦侮的偉大精神,實是使弱小的蒙古民族,一變而為威震寰宇的強大民族的重要因素,繼續這種光輝的傳統,是我們每一個成吉思汗的子孫在今天對日抗戰中應有的精神。”

三、中國史學家的抗戰

抗戰期間,中國史學家們並沒有閒著。藉助史學家們的如椽之筆和秉筆直書,將中國抵抗外侮、內斥奸邪的優良傳統不斷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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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節烈之士事蹟廣為傳播。張騫、班超、蘇武、岳飛、陸游、辛棄疾、文天祥、戚繼光、史可法、成吉思汗等民族英雄被熱情謳歌,而張邦昌、劉豫、秦檜、史彌遠、賈似道、范文程等在歷史上主張妥協投降的歷史人物則遭到無情鞭笞。

為了弘揚民族精神,史學家們紛紛投身於中國通史的撰寫。出現了繆鳳林的《中國通史綱要》、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翦伯讚的《中國史綱》、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吳澤的《中國歷史簡編》、呂思勉的《呂著中國通史》、張蔭麟的《中國史綱》、錢穆的《國史大綱》等一大批通史著作。

這些偉大史學家之所以會撰寫通史,就是為了救亡圖存,喚起中國人民對於自己歷史、文化、傳統的熱愛。比如錢穆,他在抗戰時期所寫的中國通史名著《國史大綱》,就被他的學生余英時譽為“為中國文化招魂”的大著作。在錢穆看來,只要《中國史綱》仍存在,中國人就不會忘記自己是誰。只有記住自己是誰,中國就不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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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書重慶“國難版”的扉頁上就印有本書謹奉獻於“前線抗戰為國犧牲之百萬將士”的題辭,這即是說他是把《國史大綱》當作抗戰救國的教科書來撰寫的,所以書中的民族意識顯得特別突出而又強烈。

除了編纂通史以外,一批憂國憂民的史學家也在開始關注邊疆史,專門和那些致力於宣揚“滿蒙非中國”的軍國主義學者搏鬥。除了顧頡剛等發起的禹貢學會及其《禹貢》半月刊,還有中國邊疆學會、邊政學會、新亞細亞學會等及其主辦的《中國邊疆》《邊政公論》《新亞細亞》等刊物。這些學會及其刊物對於激發國人的愛國保土熱情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因此,史學家們雖然沒有上戰場,卻在精神層面為抗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們的研究,挫敗了敵人的精神侵略,它喚醒了國民的民族精神、激發了國民的愛國熱忱。讓人民瞭解到中華民族輝煌悠久的歷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反抗異族侵略的不屈意志。也讓中國人明瞭,積貧積弱、故步自封,便一定會導致外敵入侵。民族淪亡。而在民族危亡期間,我們要團結起來,不僅要抵抗外敵,還要和內部的投降派、妥協派做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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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陶陶看來,雖然歷史看起來沒有用,但卻有“無用之用”。因為歷史能告訴我們,我們到底誰?從哪裡來?會到哪裡去?能夠告訴我們,我們黃色皮膚之下到底流淌著什麼樣的熱血;我們不屈的骨骼中,到底寄宿著什麼樣的靈魂。

同時歷史也會告訴我們,我們到底為何而奮鬥?為何而憤怒?為何而欣喜?為何而自豪?為何而團結?為何而熱愛?為何而捨生忘死?

因此,我們應該學習歷史,閱讀歷史,特別要通讀中國歷史。因為只要翻開史書,我們就能看到齊太史的簡,晉董狐的筆,秦張良的椎,漢蘇武的節,嵇侍中的血,張睢陽的齒,顏常山的舌,嶽武穆的忠義,史可法的不屈,左宗棠的忠誠。短短几頁書,翻來過,就是我們中華英雄的一生。

閱讀史書,我們可以為我們燦爛的文化而光榮,為輝煌的勝利而歡呼,為積貧積弱而恥辱,為屈膝投降而切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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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陶陶再次建議大家,我們一定要閱讀史書。因為史書中凝聚著史學家們的汗水甚至鮮血,凝聚著我們民族的文化以及歷史。只有懂得了歷史,我們才不是渾渾噩噩,僅沉溺於日常瑣事的爬蟲,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由此,我在這裡向大家推薦《中國通史:從上古傳說到1949年》這套書,這部書由史學泰斗鄧廣銘、田餘慶、李學勤等人聯袂編纂,是足夠客觀、足夠準確、足夠權威的史學鉅著。每一句話都經過史學家們的精心鉤沉與反覆推敲。其歷史,上起炎黃,下達1949年,涵蓋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民族與對外交往。可謂是字字嚴謹,句句精當,是不可多得的通史佳作。讓我們絕不會為錯誤的、標新立異的史觀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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