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为何盛行玄学？

亘古怀念说史

魏晋玄学是在正始年间形成而盛行于魏晋时代的一种社会理性思潮。为什么当时会产生这样一种带有思想解放性质的社会思潮呢？其背景原因比较复杂，不过大致说来有这么几个：其一，它是随着门阀士族这一新的社会势力的发展而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门阀士族作为新兴的社会特权阶层，它当然不愿意轻易接受现成的旧的思想体系，它要建立反映自己意愿和权利的新的理论依据与话语方式，于是便产生了所谓的玄学。所以魏晋玄学说到底主要是以门阀士族阶层为社会基础的。它是以门阀士族为主体的一种哲学，一种思维。

其二，当时动荡变乱黑暗虚伪的社会政治现实，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忧惧情绪和怀疑意识，一种时事难为、人事不测的孤寂感和绝望感。人究竟该怎样活才既安全又快乐？究竟什么样的人格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这一些早在建安诗文中就被朦胧意识到了的严峻的时代性问题，此时变得愈加清晰，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答，于是魏晋玄学便应运而生了。

其三，两汉时代所“独尊”的官方化儒学此时已趋衰微。两汉儒学的衰微有其必然性，一是作为迷信荒诞的谶纬神学和枯燥繁琐的章句经术，它已失去了学术生命力，渐为士人所厌弃；二是它所讲的纲常名教和道德伦理那一套，无法在当下险恶变乱丑恶虚伪的社会现实中找到客观依据，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时人的怀疑和疏淡；三是它作为一种服务于大一统专制集权的理论工具，一时难以适应封建的大地主庄园经济和各自为政的门阀士族阶层这一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因而自然要暂时“退场”，以让位于反映时代要求的新的理性话语——玄学。

天香引

自隋唐以降，文人雅士们在诗词歌赋中，常常描述魏晋名士。“田园之间，挥洒天地雨露。庙堂之上，舞尽魏晋风流。”惹得后人羡慕不已。而这些魏晋时期文人的风格，后来被鲁迅先生称为“魏晋风度”。

而所谓的“玄学”，就是魏晋风度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除儒学之外唯一被定为官方的学问，其思潮持续至宋代，影响至今。

那么，什么是“玄学”呢？

比较正统的解释就是以老子《道德经》中：“玄之又玄，众法之妙”。用道家的“以无为本”，来诠释世上万物皆由无而派生。把此前盛行的儒家典籍以老庄注解，辩析名理。这就给人以空洞深奥的想像，就连当时玄学大佬王弼也如此解释：“玄，谓之深者也”。

具体来说，“玄学”视道家《老子》和《庄子》为玄宗，对儒家的《易经》、《论语》进行注解。一改自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儒道互黜”的文化格局，主张“祖述老庄”。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脱出来，以调合“自然”与“名教”为目的，用思辩的方法讨论万物存在的根据，试图探索出本末有无的中心问题。

由此可见，玄学已不单单属于道家，也应该算一种朴素的哲学流派，是一种以老庄思想为基础把儒道两家结合起来的哲学尝试，

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玄学”流派的具体表现为：

行为上荒诞不经，惊世骇俗。比

如王粲爱听驴叫，曹丕就率百官在他的葬礼上学驴长鸣。刘伶喜欢裸身于厅堂，以天地为屋，以房间为衣裳，等等。

言语上谈天地山水，谈梅兰竹菊，谈风花雪月，谈诗酒年华。但唯独不谈政治，不问国事。

在服饰方面不儒不道，不僧不俗，有时甚至着女装抹口红，完全打破世俗，颠覆时人三观。

在饮食方面，或噬酒如命，或药石充饥，或清淡茹素，或荤腥并受。

等等。他们解开一切束缚，从天而欲，洒脱自然，大胆探索万事万物与自身的联系，从而提升自我格调。正如阮籍所说的：“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尽情地享受着玄学文化所推崇的自然法则。

那么，王弼和何晏等为代表的清谈人士，为何放着现成的儒道不去遵从，而要独辟蹊径，开创玄学呢？

首先，要从当时的政治生态说起。

魏晋时期，时局动荡不安，朝代更迭频繁。每次新的政权推翻上届政权后，无不对官员和权贵们重新洗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就造成了一些人对个人理想和行为准则产生了迷惘，传统的思维模式受到了冲击。

司马炎篡魏后，先是实施以打压曹魏旧党为介口的高压政策，令士人噤若寒蝉。接着又发生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由于各个藩王都有自己的政治势力，以至于内乱平息之后，原来依附那些藩王的官员幕僚们，自然要遭到清洗。甚至有的人曾经和判王有过语言交流，或曾经有书信往来，都要受到蛛连。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之下，最佳的选择莫过于远离政治，清静无为。这些人喝酒纵歌，托怀老庄，“以清谈为经济，以隐逸为高等”，追求一种“清峻通脱，风流自赏”的生活方式。

其次，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变革，为玄学的产生营造了相应的土壞。

从东汉末年至两晋的两百多年间，随着大一统王朝的解体和三国纷争，儒家思想和两汉经学已逐渐失去了魅力。谶纬之学和三纲五常已让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感到厌倦，对“学以致用”产生了迷茫，开始寻求安身立命之地。老庄思想中的“清净无为”被风雅名士们加以培养，便很快在这种土壤中扎根。

门阀士族群体的形成，是“玄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看似放荡不羁的群体，在当时多是出身显赫，身份尊贵。比如领军人物何晏，祖父是汉末大将军何进，其本人是曹操的女婿。而王弼也出身世家大族，六世祖以下数人位列三公，家族逾百年隆望。兹后的阮籍、嵇康、王衍、乐广等，无不身出名门。

可以想象，在那种政治环境下，有这样一群特别具有号召力的名士，每天手执拂尘，着宽袍长衣，不问世事，时饮酒作赋，时抚琴高歌，让人何不羡慕，继而效仿！

久之，“玄学”之风漫延整个士族群体，成为魏晋时期的主流阶层。

非非空

“建安风骨”历来被很多人推崇，但殊不知在当时还有另一种同样以年号来命名的社会风习，叫做“正始遗音”。

“建安风骨”和“正始遗音”，这是当时并列的文学风貌。

“正始”是曹魏时期皇帝曹芳的年号，这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对之后的一个阶段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那就是“玄学”兴盛的时代。

“玄学”不是道家学说，而是以儒家为主的思想反弹

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开始逐渐归拢在“儒家”这一旗号之下，形成了真正的思想上的大一统。

也就是说，因为思想文化与社会变革直接的不完全对应，政治上由秦实现大一统，而思想上的统一在汉代才逐渐完成。

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魏晋玄学的出现就是一次在“儒家”为主导的大背景下，老庄思想的一次反弹。

但是，这次反弹并不是老庄等学说挑战儒家的主导地位，而是老庄等思想大规模融入儒家的过程。

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些精擅玄学的名士文人，本身就是儒家学者，他们没有抛弃自己的根底。

汉末三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昏聩的“桓”、“灵”两朝，又陷入了半个多世纪的战火。这期间长时间处于战乱，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朝不保夕的状态里。

曹操、刘备、孙权这种雄踞一方、三分天下的霸主同样如此，每一个都是从群雄环伺的境况中逐渐完成自身势力的收拢与沉淀，南征北战与残酷厮杀是他们都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连他们都如此，更别说那些四处流离的普通人了。

这时候的一些士人对于现实社会产生了厌恶的情绪，有一些人因为自身无意于仕途，有一些人因为“九品中正”等的原因无法进入仕途，他们在现实社会里都需要一个发泄的地方。

物质生活上的不如意，那么就转入精神世界的耕耘，这是文人历来的习惯。

现实社会中所遭受的无奈，在精神世界里同样存在，那就是“儒家”思想中一些比较严苛的条框，让这些文人们不敢逾越。

那么，如何来打破这一现状呢？就需要另一种思想的介入，其地位既不能太逊于儒家，又不能像“法家”一样和儒家唱对台戏，这就是老庄思想在当时尤为受到重视的原因。

于是，一些文人提出了一些在当时反响很大的口号：

这些人认为，“礼法”等规矩是为普通人而设置的，不能用来约束那些“放浪形骸”的名士。

这些口号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践行这种观念的人本身必须是无害于社会的名士，同时也必须承认“礼法”在现实社会里的合理性。

当统一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上层社会的统治者没有精力去约束这些有强号召力的名士的时候，只要这些人不反对自己的政策，那怕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也可以容忍。

所以，我们看到嵇康等人在最初活得比较潇洒，但是孔融、祢衡等人就死得极为凄惨。

而到了天下逐渐一统的时候，也就是魏晋之交，思想上的统一就成为了一个必然的趋势。

这些之前采取不合作态度的文人，因为有很高的社会名气，不能直接进行弹压，那么就会留给他们一个选择。

嵇康等人继续以较为激烈的态度不合作，那么就只能被处死；而另一些人言论就变得稍微温和一些，开始研究一些对社会无益也无害的“玄学”思想。

比如，求仙问道、世界起源，甚至表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心态，放浪形骸的做派，这些都是没有威胁的做法。

可以想见，当社会上很多人都在遵循儒家的“规矩”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在精神上打破了这一枷锁，遨游于一片虽然虚无但非常自我的天地中，自然是让人艳羡的。

于是，很多出身于名门贵族的“士人”也开始了这种模仿，有一些是真的喜欢，也有一些是为了博取名声，但整个社会的风气就是这样。

说得直接一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不懂一点别人看不懂的“玄学”，都没有资格称作“名士”，这样的人是无法在上层社会立足的。

这样一来，无论是真的喜好“玄学”，还是装模作样地喜好“玄学”，都要表现出超然物外的状态，人手一个拂尘，大谈特谈虚无缥缈的内容，还要四处挥舞，不时长啸。

这其中有人是为了“逃世”，但更多的是为了博名。

那么，当一个时代都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名士”的标识，那么无论是真的认同还是虚伪的做派，在外在的表现上都会采取一致的行动，那就是模仿与推崇。

于是，“玄学”在一段时间里极为盛行，各种名士之间的互相辩难，甚至登台高论，就层出不穷。一时间如“皇帝的新衣”一样，没有人敢出来反对。

但是，这一时间也不长，毕竟虚无空洞的内容没有长久的生命力，所以其衰也迅，逐渐就被新的思想所取代了。

“玄学”进入文学，从“游仙”开始，到“山水”落幕

“玄学”虽然是一种思想，但形诸文字的内容都可以当做文学来看待，无论是记录“玄学”思想本身的内容，还是记录这一思想流变的内容。

众所周知，文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对于一种文学风格来说，必然会有相似的承继关系。

“玄学”在最初的阶段就是来自于“游仙”文学。

“游仙”，顾名思义，就是在讲一些神仙潇洒漫游等内容的诗歌，如果从源头上讲可以追溯到屈原楚辞的时代。

但这种追溯明显和后来的秦汉时代的“游仙”文学相差甚远，所以玄学所承继的“游仙”文化应该是秦汉以来的一些内容。

汉大赋当中因为要进行铺陈，经常会使用一些夸张的手法，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神仙的描绘，将它们写得或飞天遁地，或光怪陆离。这在三国时期曹植的《洛神赋》当中一样可以看到很浓重的色彩。

而诗歌中，“游仙诗”也是盛行一时的诗歌体裁，曹操的诗歌中就有大量的这一类作品。

“游仙”、“咏仙”、“慕仙”成为了最为主要的思想内涵，这与后来以讲述玄学为主要的文学作品中追求精神自由的内涵极为接近。

这一类的思想加上庄子《逍遥游》等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无所待”，在当时就出现了“玄言诗”这一类别。

虽然枯涩平淡，但却极为契合当时社会的风貌，也表露了这批文人的精神追求。

而“玄言诗”等文学体裁对于社会的意义实在不高，也有违“诗言志”传统。这些推崇玄学的士人虽然追求精神的自由，但骨子里还是儒家文人，所以自然就不能太过于离经叛道。

于是，改善“玄言”作品的枯涩乏味，倾注更多的志趣进入其中，就诞生了“山水诗”这一体裁。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东晋玄学家孙绰，其诗歌以“山水”来谈“玄学”的例证数不胜数，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气的。

从“游仙”继承而来的对“玄学”的追捧，到了以“山水”为依托的文学创作，“玄学”这一枯涩乏味的文学风貌也就逐渐退出了文坛。

“魏晋玄学”虽然盛行一时，但这个时间真的不长，昙花一现而已，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这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所出现的一次文学上的尝试活动，战乱的频仍与厌世情绪的滋生，让一批文人试图在精神上达到超脱。

但其“空谈”的弊病一直被后世所警惕，所以即使后来出现了同样的社会环境，文人虽然艳羡当时的精神自由，但也不会再走“玄学”的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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