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枪吧！”面对在疫情期间升高的犯罪率，印尼国会第三委员会的副主席哈马（Ahmad Sahroni）要求印尼警方采取严厉手段。
“这是为了保证社会大众的安全感。”哈马接受采访时表示，“那些人带着武器，而且行为恶名昭彰，所以如果需要开枪，就开枪吧！”
根据印尼警方的统计，印尼三月的犯罪案件数比二月高出19.72%；而首都雅加达今年第16周（4月13日至4月19日）的案件数量也比第15周高出11.8%。
为什么印尼在疫情期间犯罪率会上升？至少有三个原因交互影响。
“小赦”犯人，天下大乱？
印尼政府在三月底决定实施“小赦”政策，目前已释放超过38,000名受刑人。此举是为了缓解监狱严重超收的状况（当时约有27万人在监，其中有一半是超收），进而避免群聚感染、减轻财政负担。
3月31日，印尼政府因担心新冠病毒提前释放30000名犯人
只要成年人服刑超过2/3、未成年人服刑超过1/2的刑期，且其案件未涉及贪污、恐怖行为者，原则上都能提前被释放。
然而，这些人虽然提早出狱，却未必能在疫情期间寻得温饱。甚至在东加里曼丹省有四名受刑人“拒绝”被提早释放。
当地的监狱负责人说：“他们无处可归，所以选择继续待在监狱里。”其中一名受刑人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的父母已经过世，我也和妻子离婚，我在这边比较好，有很多朋友。”
而从四月中开始，便传出有部分刚被释放的人，又再次被捕。主导“小赦”政策的司法及基本人权部部长耶索那（Yasonna H. Loaly）说明，受刑人出监后再犯率最高的类型是窃盗案，包含飞车抢劫。
这些再犯事件让许多民众感到不满：“部长怎么反而制造社会混乱？”、“史上最糟糕的部长”、“要等到部长自己受害才会清醒吗？”对此，耶索那则进一步澄清，“被释放的38000名受刑人中，只有约50名再犯，这个比例实际上是很低的，甚至低于疫情发生前的再犯率。”
4月2日，印度尼西亚曼丹一名前囚犯离开所在监狱
也许正如耶索那所说，近期犯罪率上升的主因并非源于此次“小赦”，而且这些被提前释放的受刑人仍受到一定的追踪与监控。然而他们身上背负的污名，使得当有犯罪新闻出现时，他们更容易成为社会大众归咎的对象。
事实上，在“小赦”前的三月份，犯罪率就已经有升高趋势。还有其他两层面的影响：其一，印尼自三月初有人确诊，防疫政策也随确诊人数攀升而日趋严格（但仍被不少人批评过于缓慢）；其二，自4月23日起进入“斋戒月”，一个月后便是等同于印尼“过年”的“开斋节”。这两项因素，都可能为此时的犯罪率加上几个百分点。
社交限制＋开斋将至＝宵小横行？
当印尼进入疫情即将爆发的四月，有许多声音要求总统佐科威（Joko Widodo）对“重灾区”雅加达采取“封城”措施，避免疫情进一步扩大。但他认为“我们不必走到那一步”。取而代之，佐科威搬出的是“大规模社交限制”（Pembatasan Sosial Berskala Besar，简称PSBB）。
从四月开始，印尼中央政府授权疫情严重的地区以PSBB取代原先「保持社交距离」的呼吁。于是多次主张“封城”却遭佐科威拒绝的雅加达省长阿尼斯（Anies Baswedan），率先在4月10日起对雅加达实施14天的PSBB。
其内容包含外出必须戴口罩、禁止宗教集会、禁止社会与文化活动、除特定行业（公共医疗、卫生、小型餐饮、能源、金融等）之外一律在家工作、在家学习，并禁止印尼最大的APP叫车平台Gojek和Grab使用摩托车载客，只能外送餐点。违反PSBB规定的人，将被处以最高一亿元印尼盾（约人民币46000元）的罚款或一年的监禁。
4月10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印尼士兵与警察在一处检查站值勤
然而14天转眼即逝，而雅加达的确诊人数从1753人，到4月22日下午来到近乎翻倍的3399例。于是解禁前两日，雅加达省长阿尼斯宣布将PSBB再延长28天，直至5月22日为止。理由无他，疫情严峻。
截至目前为止，印尼实施PSBB的城市共有20多个，其中包含有三千万居民的大雅加达地区、万隆市及其周边县市、南苏拉威西的望加锡市，以及东爪哇大城泗水等。
然而，不论是一开始呼吁“保持社交距离”、“尽量在家办公、学习”，抑或是后来实施更严格的PSBB，都直接地影响在街上出入的人流量。
印尼警方指出，近期发生的犯罪案件以窃盗案为主，“这和呼吁人们待在家脱不了关系。罪犯的目标随之转移，许多窃盗案件都发生在便利超商，一般住所的案件反而很少。”甚至还有商店停止营业数日之后，店主回到店里才发现遭到洗劫。
除此之外，疫情蔓延与PSBB的实施都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
根据印尼劳动部截至4月20日的统计，已经有超过两百万名工人被解雇或被迫放无薪假。印尼法律扶助基金会研究部部长伊斯努（Isnur）认为，政府没有在国家灾难来临时，担起提供民生基本需求的责任。“人们处境艰难，工作或其他努力都被限制住。”
4月10日，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一处空军基地，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印尼务工人员接受体温检测
犯罪学家瑞札（Reza Indragiri）则指出，PSBB的施行使得许多人的生活需求无法被满足，
“人会使用暴力、侵略或犯罪行为来弥补失落心理。”雪上加霜的是，转眼间已进入“斋戒月”，也即是民生需求上升之时。瑞札说，西方研究显示圣诞节时的犯罪率会上升，“这些犯罪是为了生活所需，同样的，斋戒月的状况也是这样。”禁返乡，不封城
不过，比起犯罪率的提升，“斋戒月”本身可能是让印尼政府更为头痛的一点。
据印尼政府26日的消息，印尼已确诊8882人，34个省份无一幸免，叩上万人关仅是早晚之事。一个月后的“过年”——团圆的日子，对此时的印尼来说太过奢侈，因为每年在开斋节前“返乡”的人潮将近2000万人。印尼至今筛检人数仅有5万人之谱，筛检率为奇低的万分之二，此时若有大规模人流移动，无异于让潜伏的新冠病毒“遍地开花”。
虽然印尼政府已于4月10日宣布开斋节的四天连假延至年底，但早从三月中开始，即有许多失去工作的工人提早返乡，这波返乡潮已经达到90万人。
而根据印尼交通部的调查，即便处于疫情期间，而且政府不断软性劝导减少流动，但仍有约300万民众会选择在开斋节前返乡。面对这个以往属于欢庆的时刻，对现在的印尼政府来说已是“迫在眉睫”。
印尼日惹，穆斯林们在开斋节期间分发食物给民众。“开斋节“是伊斯兰教传统节日
呼吁无效，改行禁令。
4月21日，佐科威宣布：自4月24日起，禁止印尼人民于斋戒月期间“返乡”。而根据印尼官方的统计，在禁令生效之后的18小时内，光是两个检查站就劝返了1689台车。两天后，印尼交通部进一步暂停国内航班，同样是为了阻却“返乡”人潮。
换句话说，在大雅加达地区、实施PSBB的地区、疫情红色地区，除了货物与基本需求运输之外，都禁止再有人员流动。从5月7日起，违反此规定者将和违反PSBB的人一样，被处以巨额罚款和监禁。
但直到现在为止，佐科威仍然坚定地拒绝任何“封城”的建议。
佐科威表示，封城代表一切都将停摆，“我们曾经试算过，光是在雅加达封城一天，就得花费5500亿印尼盾（约人民币2.5亿），如果扩大到大雅加达地区，那就会是三倍，每一天。”
但他同时也驳斥了因“预算不足”而不封城的说法，“每一个国家的决定不一样，因为社会特征不同、福利水平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纪律水平不同、地理特性不同、财政能力也不同，我们不能只想模仿其他国家。”
4月22日，防疫人员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处贫民区开展消毒防疫工作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印尼有9.3%的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20.6%濒临贫穷边缘。与此同时，有许多底层的印尼工人都没有被“正规聘雇”，只能以领取日薪的方式维生，几乎没有储蓄。PSBB实施后，经济活动已经大幅缩减，虽然政府即是希望借此减少病毒扩散，但对穷人来说——待在家中，形同饿死。
对此，印尼政府编列了19.4兆印尼盾（约人民币90亿）的预算，针对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发放津贴，每人每月60万印尼盾（约人民币280元），全印尼将有1097万户人家受惠。
然而，这对许多家庭来说也仅是杯水车薪。所以在这段期间，仍然有许多小贩、司机、拾荒者等“日光族”为了当日的温饱出现在街头。我想起网络上流传着一个讽刺图，一个钱包上压上PSBB四个大字，下方解释为：Pas Saya Buka Bersih（当我打开钱包干净溜溜）。
如果实施“封城”，意味着近乎所有经济活动都将停摆，有多少底层的印尼人民能够承受得起？印尼政府的行政、财政、公共服务能量又是否承受得起？假使承受不起，最后会不会饿死的比病死的人还多？也许这些是让佐科威至今坚持拒绝“封城”的原因。
村落志愿者表示，他们隔几天就会进行一次“突击巡逻”
另外，佐科威的说法，倒也让我想起几个“印尼特色”的防疫措施。
中爪哇斯拉根县县长苏科瓦蒂（Kusdinar Untung Yuni Sukowati）因为得知有人违反“自我隔离”指令，下令村里对违规者采取“强硬”手段，“如果有闹鬼的空屋，把他们放进去，从外面锁起来。”当然，他同时要求村里“准备好他们的食物，健康状况也要被照顾。”
而同样在中爪哇的另一个村落，则是将人以白布捆起，扮演印尼传统的“包头殭尸”，藉此让村民乖乖待在家中，避免外出游荡。
有人说，“比起病毒，印尼人更怕鬼。”
作者 | 卡莫
排版 | SUNNI
图片 | 部分来源于网络
南风窗新媒体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