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槍吧！”面對在疫情期間升高的犯罪率，印尼國會第三委員會的副主席哈馬（Ahmad Sahroni）要求印尼警方採取嚴厲手段。
“這是為了保證社會大眾的安全感。”哈馬接受採訪時表示，“那些人帶著武器，而且行為惡名昭彰，所以如果需要開槍，就開槍吧！”
根據印尼警方的統計，印尼三月的犯罪案件數比二月高出19.72%；而首都雅加達今年第16周（4月13日至4月19日）的案件數量也比第15周高出11.8%。
為什麼印尼在疫情期間犯罪率會上升？至少有三個原因交互影響。
“小赦”犯人，天下大亂？
印尼政府在三月底決定實施“小赦”政策，目前已釋放超過38,000名受刑人。此舉是為了緩解監獄嚴重超收的狀況（當時約有27萬人在監，其中有一半是超收），進而避免群聚感染、減輕財政負擔。
3月31日，印尼政府因擔心新冠病毒提前釋放30000名犯人
只要成年人服刑超過2/3、未成年人服刑超過1/2的刑期，且其案件未涉及貪汙、恐怖行為者，原則上都能提前被釋放。
然而，這些人雖然提早出獄，卻未必能在疫情期間尋得溫飽。甚至在東加里曼丹省有四名受刑人“拒絕”被提早釋放。
當地的監獄負責人說：“他們無處可歸，所以選擇繼續待在監獄裡。”其中一名受刑人接受採訪時表示：“我的父母已經過世，我也和妻子離婚，我在這邊比較好，有很多朋友。”
而從四月中開始，便傳出有部分剛被釋放的人，又再次被捕。主導“小赦”政策的司法及基本人權部部長耶索那（Yasonna H. Loaly）說明，受刑人出監後再犯率最高的類型是竊盜案，包含飛車搶劫。
這些再犯事件讓許多民眾感到不滿：“部長怎麼反而製造社會混亂？”、“史上最糟糕的部長”、“要等到部長自己受害才會清醒嗎？”對此，耶索那則進一步澄清，“被釋放的38000名受刑人中，只有約50名再犯，這個比例實際上是很低的，甚至低於疫情發生前的再犯率。”
4月2日，印度尼西亞曼丹一名前囚犯離開所在監獄
也許正如耶索那所說，近期犯罪率上升的主因並非源於此次“小赦”，而且這些被提前釋放的受刑人仍受到一定的追蹤與監控。然而他們身上揹負的汙名，使得當有犯罪新聞出現時，他們更容易成為社會大眾歸咎的對象。
事實上，在“小赦”前的三月份，犯罪率就已經有升高趨勢。還有其他兩層面的影響：其一，印尼自三月初有人確診，防疫政策也隨確診人數攀升而日趨嚴格（但仍被不少人批評過於緩慢）；其二，自4月23日起進入“齋戒月”，一個月後便是等同於印尼“過年”的“開齋節”。這兩項因素，都可能為此時的犯罪率加上幾個百分點。
社交限制＋開齋將至＝宵小橫行？
當印尼進入疫情即將爆發的四月，有許多聲音要求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對“重災區”雅加達採取“封城”措施，避免疫情進一步擴大。但他認為“我們不必走到那一步”。取而代之，佐科威搬出的是“大規模社交限制”（Pembatasan Sosial Berskala Besar，簡稱PSBB）。
從四月開始，印尼中央政府授權疫情嚴重的地區以PSBB取代原先「保持社交距離」的呼籲。於是多次主張“封城”卻遭佐科威拒絕的雅加達省長阿尼斯（Anies Baswedan），率先在4月10日起對雅加達實施14天的PSBB。
其內容包含外出必須戴口罩、禁止宗教集會、禁止社會與文化活動、除特定行業（公共醫療、衛生、小型餐飲、能源、金融等）之外一律在家工作、在家學習，並禁止印尼最大的APP叫車平臺Gojek和Grab使用摩托車載客，只能外送餐點。違反PSBB規定的人，將被處以最高一億元印尼盾（約人民幣46000元）的罰款或一年的監禁。
4月10日，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印尼士兵與警察在一處檢查站值勤
然而14天轉眼即逝，而雅加達的確診人數從1753人，到4月22日下午來到近乎翻倍的3399例。於是解禁前兩日，雅加達省長阿尼斯宣佈將PSBB再延長28天，直至5月22日為止。理由無他，疫情嚴峻。
截至目前為止，印尼實施PSBB的城市共有20多個，其中包含有三千萬居民的大雅加達地區、萬隆市及其周邊縣市、南蘇拉威西的望加錫市，以及東爪哇大城泗水等。
然而，不論是一開始呼籲“保持社交距離”、“儘量在家辦公、學習”，抑或是後來實施更嚴格的PSBB，都直接地影響在街上出入的人流量。
印尼警方指出，近期發生的犯罪案件以竊盜案為主，“這和呼籲人們待在家脫不了關係。罪犯的目標隨之轉移，許多竊盜案件都發生在便利超商，一般住所的案件反而很少。”甚至還有商店停止營業數日之後，店主回到店裡才發現遭到洗劫。
除此之外，疫情蔓延與PSBB的實施都對經濟活動造成衝擊。
根據印尼勞動部截至4月20日的統計，已經有超過兩百萬名工人被解僱或被迫放無薪假。印尼法律扶助基金會研究部部長伊斯努（Isnur）認為，政府沒有在國家災難來臨時，擔起提供民生基本需求的責任。“人們處境艱難，工作或其他努力都被限制住。”
4月10日，在印度尼西亞北蘇門答臘省一處空軍基地，從馬來西亞回國的印尼務工人員接受體溫檢測
犯罪學家瑞札（Reza Indragiri）則指出，PSBB的施行使得許多人的生活需求無法被滿足，
“人會使用暴力、侵略或犯罪行為來彌補失落心理。”雪上加霜的是，轉眼間已進入“齋戒月”，也即是民生需求上升之時。瑞札說，西方研究顯示聖誕節時的犯罪率會上升，“這些犯罪是為了生活所需，同樣的，齋戒月的狀況也是這樣。”禁返鄉，不封城
不過，比起犯罪率的提升，“齋戒月”本身可能是讓印尼政府更為頭痛的一點。
據印尼政府26日的消息，印尼已確診8882人，34個省份無一倖免，叩上萬人關僅是早晚之事。一個月後的“過年”——團圓的日子，對此時的印尼來說太過奢侈，因為每年在開齋節前“返鄉”的人潮將近2000萬人。印尼至今篩檢人數僅有5萬人之譜，篩檢率為奇低的萬分之二，此時若有大規模人流移動，無異於讓潛伏的新冠病毒“遍地開花”。
雖然印尼政府已於4月10日宣佈開齋節的四天連假延至年底，但早從三月中開始，即有許多失去工作的工人提早返鄉，這波返鄉潮已經達到90萬人。
而根據印尼交通部的調查，即便處於疫情期間，而且政府不斷軟性勸導減少流動，但仍有約300萬民眾會選擇在開齋節前返鄉。面對這個以往屬於歡慶的時刻，對現在的印尼政府來說已是“迫在眉睫”。
印尼日惹，穆斯林們在開齋節期間分發食物給民眾。“開齋節“是伊斯蘭教傳統節日
呼籲無效，改行禁令。
4月21日，佐科威宣佈：自4月24日起，禁止印尼人民於齋戒月期間“返鄉”。而根據印尼官方的統計，在禁令生效之後的18小時內，光是兩個檢查站就勸返了1689臺車。兩天後，印尼交通部進一步暫停國內航班，同樣是為了阻卻“返鄉”人潮。
換句話說，在大雅加達地區、實施PSBB的地區、疫情紅色地區，除了貨物與基本需求運輸之外，都禁止再有人員流動。從5月7日起，違反此規定者將和違反PSBB的人一樣，被處以鉅額罰款和監禁。
但直到現在為止，佐科威仍然堅定地拒絕任何“封城”的建議。
佐科威表示，封城代表一切都將停擺，“我們曾經試算過，光是在雅加達封城一天，就得花費5500億印尼盾（約人民幣2.5億），如果擴大到大雅加達地區，那就會是三倍，每一天。”
但他同時也駁斥了因“預算不足”而不封城的說法，“每一個國家的決定不一樣，因為社會特徵不同、福利水平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紀律水平不同、地理特性不同、財政能力也不同，我們不能只想模仿其他國家。”
4月22日，防疫人員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一處貧民區開展消毒防疫工作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印尼有9.3%的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20.6%瀕臨貧窮邊緣。與此同時，有許多底層的印尼工人都沒有被“正規聘僱”，只能以領取日薪的方式維生，幾乎沒有儲蓄。PSBB實施後，經濟活動已經大幅縮減，雖然政府即是希望藉此減少病毒擴散，但對窮人來說——待在家中，形同餓死。
對此，印尼政府編列了19.4兆印尼盾（約人民幣90億）的預算，針對受到疫情影響的人發放津貼，每人每月60萬印尼盾（約人民幣280元），全印尼將有1097萬戶人家受惠。
然而，這對許多家庭來說也僅是杯水車薪。所以在這段期間，仍然有許多小販、司機、拾荒者等“日光族”為了當日的溫飽出現在街頭。我想起網絡上流傳著一個諷刺圖，一個錢包上壓上PSBB四個大字，下方解釋為：Pas Saya Buka Bersih（當我打開錢包乾淨溜溜）。
如果實施“封城”，意味著近乎所有經濟活動都將停擺，有多少底層的印尼人民能夠承受得起？印尼政府的行政、財政、公共服務能量又是否承受得起？假使承受不起，最後會不會餓死的比病死的人還多？也許這些是讓佐科威至今堅持拒絕“封城”的原因。
村落志願者表示，他們隔幾天就會進行一次“突擊巡邏”
另外，佐科威的說法，倒也讓我想起幾個“印尼特色”的防疫措施。
中爪哇斯拉根縣縣長蘇科瓦蒂（Kusdinar Untung Yuni Sukowati）因為得知有人違反“自我隔離”指令，下令村裡對違規者採取“強硬”手段，“如果有鬧鬼的空屋，把他們放進去，從外面鎖起來。”當然，他同時要求村裡“準備好他們的食物，健康狀況也要被照顧。”
而同樣在中爪哇的另一個村落，則是將人以白布捆起，扮演印尼傳統的“包頭殭屍”，藉此讓村民乖乖待在家中，避免外出遊蕩。
有人說，“比起病毒，印尼人更怕鬼。”
作者 | 卡莫
排版 | SUNNI
圖片 | 部分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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