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小史官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先不谈这八王之乱，就聊聊现实生活中，那些创业合伙人的结果，俗话说的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现实往往是难可以同当，但福却不能同享！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归结于一个，就是“利益”，在创业初期，发展举步维艰，大家只能抱团取暖，互相依赖，但创业成功以后，问题就来了！比如甲比乙在创业中出的力更大，对公司的影响也最大，那么甲迟早会想，明明我才是贡献最大的那个，凭什么要将公司的一半利润给到乙。最后想法变成实际行动，对于乙，好的结果是收购你部分股权，让你做个小股东，坏的是直接给你清算，大家彻底决裂，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还有的则是两个都属于强势派，最终也会因为争夺话事权而分道扬镳。这种案列估计数不胜数，多少合伙人在公司走上正轨后因为利益不均而闹掰。
回到“八王之乱”上，我们先来回顾“八王之乱“的经过：公元290年，晋武帝病逝，晋惠帝司马衷继位，权臣杨俊独揽政权，惠帝皇后贾南风秘密派人与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联络，让其率军进京讨贼。未久，杨俊被司马玮率军讨死，朝政大权由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大臣卫瓘共同执掌。贾皇后独揽大权的计划没有实现，于是以晋惠帝名义下密诏让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和卫瓘。但贾皇后第二天就卸磨杀驴，以司马玮伪造密诏杀害司马亮为由，处死了司马玮，至此，朝政大权彻底被贾皇后控制，往后八年社会比较平静。
公元299年，贾皇后欲除太子司马遹（非贾皇后之子），设计让晋惠帝废太子并软禁在金镛城。时任太子太傅的赵王司马伦，没有选择营救太子，反而唆使贾皇后杀害太子，太子被害后，司马伦又伪造晋惠帝诏书，发兵抓捕了贾皇后，并赐死在金墉城。事后司马伦自封相国，权倾朝野，公元301年正月，赵王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立为帝，晋惠帝被软禁在金墉城。废帝自立的司马伦并无治国之能，得位又不正，很快就引发了三王起义。许昌的齐王司马冏、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起兵讨伐司马伦，司马伦战败，被赐死在金镛城。
公元301年4月，司马囧迎晋惠帝司马衷复位，自己担任大司马一职，独揽政权，司马颙、司马颖二王被封高爵，拥兵自重。但大权在握的司马冏骄横无礼，沉迷酒色，荒废政事，很快让其他藩王有了讨伐的理由。公元302年底，位于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兴兵讨伐位于洛阳都城的司马冏，此时位于洛阳城内的长沙王司马乂趁机响应，率部攻打司马冏，司马冏战败被杀，司马乂独揽大权。司马颙起兵没捞着好，心怀不满。
公元303年，司马颙令部将张方率兵七万与司马颖二十万大军会和，起兵讨伐洛阳，但司马乂坚守数月不出，张方难以取胜，准备班师回到长安。但在304年初，洛阳城内的东海王司马越乘司马乂军疲惫，率部夜里捕获司马乂，并将其交给司马颙的部下，结果司马乂被火烤而死.司马颖在入洛阳后，因势力最大，实力最强，封自己为丞相，随后不久，司马颖被封为皇太弟（储君的一种）。东海王司马越对成都王司马颖的专政不满，就率10万大军携着晋惠帝进攻邺城讨伐司马颖，期间，在邺城服丧的东安王司马繇劝司马颖投降，颖不听，率军大败司马越，并俘获晋惠帝，随后东安王司马繇被司马颖赐死。司马越败后，其弟司马腾联合异族乌丸、羯朱等势力共同攻击司马颖，司马颖率军反击，结果被大败。司马颖从邺城逃至长安，被司马颙废除了皇太弟之位，并让其回自个封地。
公元305年，司马颙以晋惠帝名义发诏要罢免司马越等人，司马越起兵攻打司马颙，随后司马越在范阳王司马虓的帮助下，大败司马颙部，司马颙单骑逃往太白山。公元306年，司马越军护送晋惠帝回到洛阳，晋惠帝下诏升司马越为太傅录尚书，范阳王司马虓被封为司空。晋惠帝随后又下诏搜捕司马颖，司马颖在逃亡途中被太守冯嵩所抓获，并送到邺城范阳王司马虓手中，司马虓不忍加害其他，只是囚禁。但一个月后，司马虓暴毙，司马越没有了庇护很快就被秘密处死了。
公元307年1月，晋惠帝司马衷暴毙，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晋怀帝刚登基，就下诏让司马颙回朝，并立为司徒，司马颙不疑，乘车上路，结果被南阳王司马模的将领掐死在马车上。自此，八王之乱终结！晋怀帝继位后，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辅政，掌握朝廷大权，到此，东海王司马越成为了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
可以看到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并且有了追逐更高权力的能力，那么争斗是不会中断的，不管那些人是不是你的氏族宗亲！
笔锋侃古今
晋武帝司马炎死后，西晋政局中存在着5股势力，即君主惠帝、以贾南风为首的后党群体、武帝钦定的以杨骏为代表的外戚势力、分封的藩王以及广泛分布在中央和地方政权中的门阀世族的政治代表人物。
这5股势力在司马氏集团出现的时候已经形成，惠帝时羽翼渐丰、蓄势待发。他们都具有极大的内在膨胀性和外在杀伤力，一旦时机成熟，必然侵夺其他势力的地盘，导致相互冲突和激烈斗争。
在武帝临终权力制衡布局中，以外戚力量保护新帝，但又担心外戚专权之祸出现，藩王势力是其所倚重的重要牵制力量。地方的军事关隘要地，从西晋初年起已被收我重兵的藩王把守。
惠帝即位后，最快出手的诗以贾南风为首的后党集团，他们向以杨骏为首的外戚集团发起了进攻。后党与外戚之间的矛盾冲突围绕着夺取君主实际控制权展开，后党集团寻找机会想要消灭外戚集团。面对两大集团即将出现的火拼，官僚士大夫群体迅速作出利益选择，他们选择了后党集团。
但是，此时的后党集团还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准备联合藩王势力。藩王势力咄咄逼人，早就觊觎朝中大权，一则受杨骏排斥，二则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贾南风的召唤恰到好处。贾南风联合藩王把杨氏外戚集团一网打尽，夷三族，死数千人。
夷杨骏为首的外戚集团作为武帝托孤辅佐势力被彻底清除后，新的统治格局出现了。藩王群体进入西晋中央政权，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瑾皆录尚书事，辅政。以亲王司马柬为大将军，东平王为抚军大将军，楚王为卫将军，下邳王伟尚书令。
此后，西晋政治生态开始恶化：一方面是对其他政治阶层的排斥，后党和门阀世族代表人物的权力被剥夺；另一方面是藩王之间的矛盾尖锐化。
藩王阶层与其他阶层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其他阶层内部有等级、俸秩以及依附关系存在，往往高低上下、等级尊卑秩序井然。藩王阶层内部则没有统属关系，彼此部分高低尊卑，在与外戚集团斗争时，一起赤膊上阵，但分享成果时却不一样。
藩王们围绕着权力分配，勾心斗角、开始出手倾轧。而藩王之间即将火拼的苗头早就被处于权力顶端的后党察觉。贾南风静观藩王斗争的形势发展，时刻准备出手。
这以使其，后党与藩王分掌朝政相安无事，统治集团内部的藩王、后党和官僚士大夫3股势力暂时携手，平分秋色。
在贾南风的强势背景下，后党势力一发而不可挡。在后党势力的紧逼迫下，藩王与后党的结盟极为短暂。“贾后暴戾日益 ，繇密谋废后。”藩王们着手废后，但在如何分配统治权力上，分赃不均，就暂时放松了对后党的防范。
而贾南风看准机会，巧妙地利用藩王之间的矛盾。楚王司马玮有功勋又好立威，司马亮因此忌惮，想要夺取他的兵权，而司马玮转投贾南风，反而诬陷司马亮与卫瑾有废立之谋，汝南王就这样被干掉了。而楚王司马玮还来不及反应，没多久也被贾南风给除去。
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等急先锋被铲除后，藩王势力暂时被集体排出中央权力中枢。在后党的打压下，新的领头人物赵王司马伦也不得不放低身段，投向后党。
藩王势力在等一个时机，而这个时机就是贾南风废太子事件。
惠帝的太子司马遹不是贾南风所生，所以贾南风打算废掉太子。而这一事件引起了西晋政局强烈大地震，一方面暴露了后党干政的直接结果是要排斥其他权势阶层在统治集团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为其他势力联合起来消灭后党势力创造了借口。
于是“贾后矫诏害庶人遹（司马遹）于许昌......梁王、赵王矫诏废贾后位庶人。”藩王在这次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党集团彻底失败。官僚士大夫阶层也因他们的各自选择，分道扬镳，下场各异。
当藩王将后党势力赶尽杀绝后，藩王势力在统治集团中一枝独秀。与此同时，藩王所固有的君王天下的野心得到了极大的刺激，赵王司马伦灭掉后党，准备自己做皇帝，“伦僭位，以惠帝位太上皇，迁于金墉。”齐王司马冏等起兵讨伐赵王伦，一场最终导致西晋政权彻底毁灭的“八王之乱”就此拉开序幕。
如此可见，藩王们轮流上场，在西晋中枢存在的情况下，因分赃不均，从来都没有抱成一团，反而被贾南风干掉了司马亮跟司马玮；等到司马伦除掉贾南风之后，又膨胀得自己做起了皇帝，其他诸王自然不满，纷纷扯旗讨伐。
所以说，藩王这个群体，因为本身没有上下尊卑之说，大家问鼎皇位的可能性是一致的，所以根本不可能联合，自然要打个头破血流，产生最终胜利者，方能结束乱政。但遗憾的是，诸王谁都没能如愿，反而把西晋推向了彻底灭亡的深渊之中。
行尽深山又是山
可以这样想，如果当时有共同执政这个选项，也就不会有八王之乱的出现。
因为，八王起兵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帝位。
实际上，八王之乱的本质和根本原因就在于分封制。
▲西周时期分封的各诸侯国
古有东周分封诸侯国而产生的春秋战国地方割据持续550年的动乱；后有西汉分封宗亲导致七国之乱，分封外戚导致王莽篡权。周与汉之间的秦很好的吸收了分封制的教训，将天下分为36郡，要不是嬴政暴虐无度也许秦朝还能多挺几年。
西晋统一天下来之不易，经历了曹魏时代的司马氏，在建立新的政权后对分封制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
《晋书》卷五九“传序”曰：“自古帝王之临天下也，皆欲广树藩屏，崇国维城。……洎乎周室，粲然可观。封建亲贤，并为列国。……魏武忘经国之宏规，行忌刻之小数，功臣无立锥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实传虚爵，本根无所庇阴，遂乃三叶而亡。”对宗室分封问题，晋国史官认为，曹魏虽也曾分封了宗室诸王，但都是有名无实，诸王看似享有爵位，但实际与庶人无异，“本根无所庇荫”，最终皇权旁落，与分封宗亲无权有直接关系。
▲西晋时期分封的各宗亲诸侯
司马氏祖孙三代谋篡曹魏，从未受到地方曹氏宗亲诸王的任何抵抗，宗亲无权是曹魏立国之道的最严重的失误，因此司马炎建国后，便很快分封宗亲诸王，并扩大宗亲权利。
《通鉴》卷七九记载，晋武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而西晋分封目的，是为了在有外敌入侵或皇权衰微之时，宗亲能够主动出面拱卫中央王朝，这与西周分封制的目的相同，实际上是一种地方管理制度的倒退。
司马炎分封的宗亲诸王，在他的时代还与他有直接的亲戚关系，毕竟血浓于水，诸侯王对皇帝是有感情的。等到这层关系传到第二代，性质就发生变化了。分封诸王在各自领地，皇帝在京，彼此之间走动也不多，诸王只是逢年过节进京与皇帝一块吃个酒赏个宴，感情必然变淡。这时候一旦主政的皇帝德不配位，无法驾驭宗亲，平日里养精蓄锐的诸王的狼子野心就暴露了出来，为了皇位这一终极目标，而不顾同宗亲情，互相厮杀。
▲八王之乱
同时，我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与西方也不尽相同，我们的先人选择的是一条“中央→地方”垂直管理的路线，不论是郡县制还是分封制，地方政府都归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只是地方权力大小的区别罢了。所谓的共同执政，在中国古代没有其生存的土壤。这说法放到近现代中国也是一样，《双十协定》注定只是理想主义者的理想之一。
自周始，至清亡，历经三千余年的古代历史完全可以解析成一个中央皇权不断集中的过程，最终的权力都由一个人掌握，那就是稳坐禁中的皇帝。在分封制的朝代，那个皇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或亡于内乱，或战死沙场，宁可另起炉灶叛乱称帝，也绝不会与他人分享那“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巅峰。
▲征伐不断，冲突不止，只为了这把椅子上的地位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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