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社会主义者
中国今天的基本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东西是两个关键词，一个叫社会主义，一个叫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创新。以前大家认为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搞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是跟资本主在一起的。现在我们给放一起了，这在历史上是头一次。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关键词的源头就是这两本书——《国富论》和《资本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核心思想就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市场经济思想的鼻祖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所以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国富论》和《资本论》的思想对比起来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我们回头看看斯密和马克思这两位大佬，当初他们在构建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方面到底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提出两个角度差别这么大的思想？这两个本来是差别这么大的思想，今天怎么被我们揉到一块，变成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了？
01
跨越九十年的世界历史剧变
《国富论》比《资本论》早，早了90年。它出版于1776年，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甚至在欧洲都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处在上升期，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为自身的发展提供支持。这个背景下诞生了《国富论》，成为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征服世界、建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有力武器。
90年之后，1867年，《资本论》诞生了。在这90年间——从1776年到1867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席卷欧洲的各种资产阶级革命，也包括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国是在欧洲殖民征服版图里面最后一个大国，拥有几千年历史，人口众多而且存在一个有力的中央集权，是一个看起来很不好惹的大帝国。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它虚弱的本质暴露出来了，一败涂地，中国也逐渐地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版图。
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本建立。资产阶级基本上实现了统治欧洲和称霸世界的目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了欧洲乃至全世界占据主导关系的生产关系。这个时候是资产阶级是老大了。《国富论》的时代它是老二。成为了老大之后，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问题就暴露得更彻底了。
这种情况下诞生的《资本论》，就成为了一本反对资本主义的著作。这90年之间沧海桑田的剧变，是《国富论》和《资本论》关注点截然相反的主要原因。这两本巨著实际上是从两个相反的角度来看待同一种经济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国富论》是在它的上升期、革命期来看待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资本论》是在资本主义的统治时期、强盛时期，从它强盛的外表下分析它存在危机和矛盾。
02
《国富论》到底讲了什么？
我先讲《国富论》。它诞生的时间是1776年，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瓦特发明了改良版的蒸汽机，让蒸汽动力第一次取代人力，可以成为人类工业的重要力量。1776年，也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爆发的第一年。人类社会发展经过了几个特别大的阶段：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在很多人我们正在进入信息化社会，也就是后工业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到底有没有真的到来？还说不清楚，因为现在工业制造仍然是全人类经济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信息社会到底是能不能界定为人类超越工业社会之后的下一个什么社会，这个东西说不好。但是至少前面的三个阶段，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这个阶段划分很清楚。
工业革命把英国推向了世界头号强国的位置。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新兴资产阶级对自己的信心也是变得更足，《国富论》诞生了。《国富论》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分工和自由市场交易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就这一句话。
《国富论》上来第一章就是讲分工，举了一个流传至今的经典案例：生产一枚针，以前在传统的手工作坊里，一个工匠打一个铁钉，一个人一天可能做几十枚。但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进行细致的分工，有的人负责把铁熔成铁水，有的人负责把铁水抽成铁丝，有的人负责把铁丝斩断，再有的人负责把铁丝磨尖，另外有人把头给打出来，这个流程每一个人都特别熟悉自己的哪一个非常小的环节。这种分工协作，让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这一个环节特别熟悉，就极大的提高生产效率。一天可以生产几万枚，一下子生产效率得到了上百倍的提高。亚当·斯密观察到了这种现象，他认为人类之间的专业分工可以极大的提高生产力、创造财富——这个结论在今天已经变成常识。
后来到了美国，应该是二十世纪了，福特专门发明了汽车生产流水线，汽车这么一个庞大的工艺，也给拆分成无数小块儿，比如一个人负责装方向盘，你这个人负责装轮胎，整个是流水线，每个人只负责装一块，最后把汽车装出来。一下子把生产效率提高了几十倍上百倍，把汽车的成本降低到了美国中等收入阶层都能够买得起的程度。开创了汽车革命，福特汽车也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企业。专业化的分工实际上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能够进入工业社会的革命性前提。
专业化的分工是怎么诞生的？这个问题亚当·斯密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这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专业化的分工是基于庞大的、自由的市场交易。他举了一个例子，在英国北部苏格兰地区，人们因为市场范围很小，如果在那儿去建一个每天能够生产几万枚铁钉的工厂，铁钉是卖不出去的。因为铁钉一个人一年可能只需要五六根甚至十根。假设每人每年需要五根铁钉，但是整个北部苏格兰地区只住了5万人，一年总共的铁钉市场需求量不会超过20万根，这样一个工厂一天就生产几万枚，三五天的产量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岂不是在休息？
在市场没有得到扩大的情况下，高密度的分工是不会出现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分工呢？就是庞大的市场的开拓。
亚当·斯密指出：正是因为交通技特别是航海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开拓了世界市场。全世界有好几亿人，一年可能需要十多亿枚的铁钉。只有在这种庞大的市场交易的条件下，才需要产生非常精细分工，由此带来劳动效率的改善。在没有自由市场交易的前提下，这种改善不会存在。
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亚当·斯密提出了他最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市场交易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手”：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丰富的晚餐，能够吃上面包和葡萄酒，不是因为面包师和酿酒师的恩惠，而是因为他们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他们做出来的面包卖出去赚到钱，自己才能去买别的东西。他能够酿出这么好的酒给你喝，还是因为想把酒卖给你挣你的钱，所以这个东西不应该感谢他，大家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在自私自利的驱动下，每个人专注于自己特别擅长的那一小块，然后把做出来的东西互相交换，最后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好处，这个社会经济就一定会高速向前发展。亚当·斯密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针对当时的欧洲封建割据和行会垄断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什么叫封建割据呢？欧洲社会当时名义上有国王，但是很多国家的国王是不怎么管事的，就是一个头衔，真正的实权掌握在封建领主手里，是分封制，有点像我们国家西周、夏商周时期：这一块的地就封给你了，你就负责管理这个地上的土地和人民，你自己可以制订法律，还可以养一支军队。这就导致什么呢？欧洲大陆的市场一块一快地被割裂得很厉害，商人要想卖东西，要想从英国把这个东西运到德国去卖，中间可能要穿过几十个封建的小国，每个国家都会自己制订一套法律和关税制度，过一个关收一道税。而且有的产品让过，有些产品不让过，结果就没有办法形成统一的欧洲市场。
除了封建领主割据，当时在欧洲的城市里还有封建行会制度。封建行会制度有点像今天的手工业协会，比如制鞋业，不能说你有技术能做鞋，就开小店去做鞋了。当时没有这一说。制鞋业有制鞋师傅们组成的行会，所有做鞋的人要必须经过行会批准，才可以开鞋店、做鞋。如果没有经过行会认证，要想自己卖鞋，那就是非法经营，会给你查封、砸了。
在行会垄断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没有办法出现创新，新的竞争者没办法进入。所有的行会师傅满足于几百年传下来的老手艺——反正每天固定卖这么多鞋、挣这么多钱，没有动力改进制鞋的工艺。就算改进了，别的行会师傅会通过行会制造压力，你的鞋做的比以前更多更好了，我们的鞋就卖不出去了，怎么办？行会还怎么混？
行会制度和封建领主割据的制度严重阻碍了欧洲经济的发展，阻碍了欧洲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这种情况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出来了两条。
第一，要实现高效率的分工，就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来进行自由交易，这样专业化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够卖的出去。如果产品永远局限在封建领主几千人、上万人的市场内，生产铁钉或鞋也好，你永远不需要采用现代化的工业分工去制造，因为市场就这么大，一年就几百双鞋的销量，你就自己坐在板凳上慢慢做就行了，不需要开工厂召集几百人用流水线生产皮鞋。要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就要打破封建领主割据。
第二，在这个市场的制度下，他认为土地、资本、劳动力都应该可以自由交易。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劳动力自由雇佣的问题。在行会制度下，你跟一个师傅，那时候是存在一个依附关系的，就像今天说的拜师学艺。你跟着一个师傅不能跳槽的，不能说这个师傅对我不好就另外找一个师傅，那时候是违背行会道德，人们也不能够被自由雇佣。所以亚当·斯密也要求能够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自由选择被雇佣，这是有进步意义的。
这是《国富论》的核心思想。这个思想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他们就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来推翻封建领主的统治，实现国家的统一，建立统一大市场，打破封建行会的垄断，推动自由市场的竞争。这在《国富论》发行几十年之后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03
《国富论》埋下的理论地雷
今天的经济学流派，都可以说从《国富论》出来的。主要是两个流派。一个流派是抓住亚当·斯密从分工到自由市场竞争的理论，形成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今天西方经济学那一帮人可以说全部都是《国富论》的徒子徒孙。但在《国富论》里面，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衍生出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
亚当·斯密在里面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后来他没深入的去讲。从全书来看，斯密并没有去深入的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提出这个问题，实际是是给自己的自由市场理论挖了一个坑，或者说埋了一颗地雷，随时可能会把自由市场理论给带到坑里去，或者给炸个稀巴烂。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商品的价值来源问题。
商品为什么能够交易？为什么能够按照大家接受的价格来交易？同样生产一双鞋、一把斧头、一件衣服，为什么要花100块钱买一双鞋，但是30块钱买一件衣服，为什么价格是30和100的关系呢？有的人可能花10块钱买一把斧头，一把斧头和一件衣服之间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是1：3：10的关系？
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我们呼吸空气是不要钱的，但是钻石非常昂贵，这个事情不符合常理。空气是最宝贵的，人几分钟不呼吸空气就死掉。钻石是可有可无的，一生你可以完全不用跟钻石打交道，照样可以活得很好。但是空气是免费的，而钻石极其昂贵。今天我们大家也就可以想得出来，空气、衣服、奢侈品这几个东西，你会发现越是你不需要的东西越贵。空气和水是最便宜的，衣服也需要，比较便宜。汽车你不一定需要，贵得要死。钻石、黄金，你基本上可以完全不需要，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品质，最贵。
亚当·斯密就提出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后来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根源。亚当·斯密认为，决定商品价格的不是对大家有多大用，而是生产商品的“自然价格”——他发明了一个词“自然价格”，我们今天可以粗略理解为生产商品的成本。之所以钻石特别贵因为钻石挖出来需要大量人工，从南非的要运到英国来卖。而空气无所不在，获取空气不需要任何人付出努力。
亚当·斯密认为：不同的商品之间之所以能够交易，是因为生产任何商品都需要人类付出艰苦的劳动。而劳动的时间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进行对比的。所以劳动是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生产空气零成本，所以不管空气多么重要，不收钱。做一件衣服，纺织工人大家的分工平均算下来一件衣服需要1小时的时间，而生产一双鞋可能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所以生产一双鞋的价格会稳定在衣服的三倍数量上。尽管随着需求的变化，比如疯牛病爆发使牛皮短缺了，鞋的价格会出现上涨。有的时候暴风雪让棉花歉收了，衣服的价格会出现上涨。但是我们通过观察，从一个长的周期来看衣服的价格和鞋的价格会大概稳定出现1：3的比例，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生产一个东西所花劳动时间的差异大概就是1:3。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自然价格，这个概念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面提出来的。《资本论》的商品价值论的概念就来自于《国富论》。
提出来这个理论之后，亚当·斯密就不再去讨论这个问题了，开始讲别的问题。因为他认为自己通过以上分析，已经解决了自由贸易的基础问题。自由贸易的基础，就是大家生产不同商品付出的劳动时间可以比较，按照劳动时间来定价交换就行了。这很清楚。
但如果按照这个理论继续往深了去想，就会很自然的想到基于劳动创造价值的财富分配问题——生产一双鞋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甚至生产一件衣服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卖鞋人卖一双鞋应该得到的钱是衣服的3倍。必然会推出一个结论，就是分配应该按照劳动时间来进行分配。这个问题亚当·斯密就没有继续往下想了，围绕着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有一条线继续往下走，后代的思想家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分配是怎么回事，到了马克思这里，这个思想就被发扬光大，推向了新的高峰，被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一颗重磅炸弹给扔了出来。
04
生命平等：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理念
马克思重点研究分配的问题。亚当·斯密说商品的“自然价格”由人类生产商品所需要的艰辛决定。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提出商品分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概念。
使用价值就是这杯茶可以解渴，穿的衣服可以饱暖。但是使用价值之间没有办法直接进行定量的比较：我喝一杯茶的使用价值和穿衣服的使用价值到底是1：3还是1：10？这个说不清楚。所以使用价值不可以直接交换。我们在交换商品的时候，衡量商品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价值。
价值，是凝结在商品内的无差别的劳动时间。这里面有一些抽象的概念，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亚当·斯密很朴素的思想：一个东西值多少钱，取决于你获得这个东西需要付出多少人类劳动、多少艰辛。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思想：人的生命是平等的。
什么叫人的生命是平等的？说一个人工作8个小时和另外一个人工作8个小时，他们应该是平等的，只有平等才能够交换。如果说你工作1个小时的东西就能换我工作8个小时的东西，这个东西就不平等了。当然，我们必须考虑生产效率的影响，所以不一定是绝对的1:1，但“生命平等”始终是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核心理念。
马克思从这个理念继续往前大大走了一步——既然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是人类生产商品所要付出的艰辛。那么必然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劳动创造价值，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由人类劳动创造的。这又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类社会最公平的分配方式就是看你为这个社会财富贡献了多少价值。你付出了8个小时的艰辛，做了3双皮鞋，新增的这部分价值就应该归你所有。一双皮鞋的成本是20块钱，价钱是30块钱，卖出去了10块钱，该归谁所有？谁做的这双皮鞋就应该归谁所有，天经地义。
05
按劳分配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冲突
马克思拿这一套理论去分析当时欧洲社会的现实，他发现这一套理论跟欧洲社会的现实不符。当时社会完全不是这样的。为了生产这个商品，什么样的人付出的劳动最多呢？工人阶级。在分工的流水线上，这些工人阶级每天累死累活地干活，劳动创造了价值，工人阶级创造了价值。工人阶级创造了价值被谁分配得最多呢？是不是工人阶级自己呢？不是，是资本家，是拥有生产资料的人。资本家过着富得流油的生活，工人们却在生存线上挣扎。
这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一天都是工作10个小时——资本家工作不到10个小时，不管长一点或短一点也好，但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差距却是是几十倍、数百倍的差异。工人们每天累死累活地工作，最后连自己都养不活。当时恩格斯出了一个小册子，叫《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经过恩格斯的调查，发现当时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那真的是过不下去了。怎么说呢？当时没有8小时工作制，工人每天要工作12到14小时，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其他基本上都在工作。而工作生产的大量产品，养活自己、养活妻子儿女都很困难。几十人、数百人居住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地下室里面，一旦爆发流行疾病就大批的人直接死掉了，非常悲惨。但是上层阶级，恩格斯所接触到的上层阶级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正是这种原因，促使他们去思考。
亚当·斯密说的分工可以极大的创造财富，好像说对了。过去九十年里面，资产阶级所创造出来的资产力，比过去几个世纪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还要大。按照一般的道理来说，既然人类创造了比过去几个世纪还要多的财富，整个人类应该过着比过去几个世纪还要舒服的生活才对，是不是？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找理论支持，理论支持就是亚当·斯密的劳动创造财富理论。
劳动创造财富，那么劳动者就应该在分配上取得优势。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进一步推论：什么原因让劳动者在财富分配上处于严重的劣势呢？就是因为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了。
马克思认为造成这种人剥削人的制度的核心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以他在《共产党宣言》提出来，共产党人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一句话——如果只保留一句话，就是五个字：“消灭私有制”，只有消灭私有制工人们才能摆脱被剥削的地位。当然，他这里面的私有制核心是指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是生活资料的私有制。马克思所说的一切所有制问题，都是指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它被认为是整个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根基。
06
苏联模式的失败与资本主义改革的成功
怎样才能消灭私有制呢？马克思说：必须建立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马克思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由工人阶级代表的政权来占领生产资料，这叫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这套理论，是以亚当·斯密的劳动创造财富理论为基本出发点，一步一步推出来的。他在提出这一套思想的同时，把亚当·斯密理论的另一面——自由交易推动社会进步这套理论给忽略了。工人阶级建立政党以后占有了生产资料，这个时候怎么办？后来，以列宁为代表等一批俄国革命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真的建立了共产党，真的发动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真的用马克思这一套理论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给变成了公有制了，宣布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他们认为，消灭私有制以后，就可以把按劳分配变成现实。
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其实还是跟在资本主义工厂工作一样，领取劳动工资。主要的差别在于剩余价值归公，由政府统一分配使用，不归资本家个人所有。
在建立符合《国富论》 “劳动创造财富”思想的制度之后，苏联就把《国富论》的另一面的思想——自由交易制度取消了。生产资料都公有制了，这种情况下大家确实好像也没有必要搞自由交易了，而是搞计划经济。由国家统一指令来组织生产和统一财富分配，就成为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英美国家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由市场交易”的体制。这两套体制PK了几十年，结果是什么呢？苏联惨败，苏联解体了。英美体制大获全胜，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重新建立了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
到了这个份上，中国应该怎么办？就成为了那个时代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很大的一个问题。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一开始，是完全按照《资本论》的指引去做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苏联，这就是结论。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然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把所有的生产资料全部变成公有制，变成一个纯粹的公有制国家，然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来搞建设。但结果发现什么呢？我们的老大哥、我们学习的对象——苏联——解体了。
当然，早在苏联解体之前，中国就已经搞改革开放了。我们早在解体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苏联模式走不通。但是总的来说，大的历史脉络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最后是自己把自己给玩死了。今天我们反思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苏联为什么解体？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一条：官僚体系的腐败堕落。
马克思没有认真思考过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因为马克思提这个理论的时候，只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度分析消灭私有制的重要性。资产阶级不会甘心他们的私有制被消灭。那怎么办？那就只有暴力革命——必须要通过建立一个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发动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他只讲到这儿。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建立一个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怎么管理？马克思的时代没有任何实践可以参考。等到苏联把马克思主义这套理论变成现实，真的建立一个纯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以后，很多以前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暴露出来什么呢？核心是当生产资料全部为一个国家政权统一掌握，而且要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时候。这个时候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名义上是掌握在整个工人阶级手里，但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整个官僚精英集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取代资本家的地位，可以占有生产资料所带来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利益的分配。这个分配到底是按照公有制的原则，公平地用到对全体人民、对工人阶级有利的方向上去？还是片面地变成官僚集团以权谋私、享受特权生活的工具？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
实践证明，不是全部，但至少在很大一部分苏联的共产党干部，利用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工人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原来应该被资本家拿走的那一部分变成了官僚集团自己享受特殊待遇、腐化生活的财富来源。
这个官僚集团不仅追求个人特权享受，而且形成了严重阻碍技术创新的官僚主义作风。由于生产过程缺乏公开的竞争，企业也没有破产的压力，以完成国家计划为唯一目标。即使在部分生产环节有一些改进式的创新以提高生产效率，但没有动力和压力去推行源头创新和颠覆性创新。这让苏联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较量中全面败下阵来。
总之，建立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以后，政权和生产资料完全合二为一，政府同时控制暴力机器和生产资料，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要让它保持清廉高效，变得非常困难，甚至基本上不可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资本家手里，但是毕竟的政府主要官员，确实是人民可以投票进行选举，在政权和资本家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互相监督的一种关系。更重要的是，自由市场竞争激发出来的企业家精神，让欧美在新兴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互联网等创新型产业方面把苏联远远甩在了身后。
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逐步地通过议会斗争、非暴力的罢工游行等等方式，争取到了很多维护工人阶级权益的法律，比如8小时工作制、星期六或星期天的休息制度。罗斯福在美国大萧条之后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了禁止使用童工的制度，建立了社会救济制度。而且在箫条期间，政府修建公共工程，让失业者去建水坝、修大桥，给他们发工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替代资本家的作用来雇佣工人。各种提高工人福利待遇的方法不停地被付诸了实施。
罗斯福改革的时候，指导思想已经有点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罗斯福自己就说：国家政权绝对不能只为少数富人服务，而是为全体人民服务。此外，他还说过一句话：一旦有私营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之后，就必须要接受政府公权力的监管，确保其行动不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相违背。罗斯福改革的核心就这两条，用这两条搞改革。
罗斯福改革的成功，表明了一点：马克思所批判的纯粹原始的资本主义内部有很大的改革的弹性。在《资本论》诞生之后100多年，资本主义体制内部实际上是不停地在改革、改进的。这种改进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说是马克思的功劳，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指导了各国的工人阶级开展各种斗争，指导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发动革命取得了成功，直接威胁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存亡。很多资本家反对改革，但也不得不接受改革，因为他也看到了，把工人农民压榨的太狠，共产党起来革命他就要上断头台。
在革命的威胁条件下，资产阶级才不得不让出一部分利益对自己的制度进行改革。所以资本主义的改革成功，不能说马克思说错了，实际上是马克思的功劳。但不管怎样，我们看实际的结果，就是自由资本主义通过自身的改革，获得了比苏联式社会主义更为顽强和更为长久的生命力，创造出了更多、更大的财富。直到今天，美国人搞的那一套的互联网、他们发明的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出来的这一轮电子信息革命仍然在主导着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一点是必须要承认的。不管是美帝国主义是不是纸老虎，这个事实无法否认。
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就一度因为盲目学习苏联而遭到惨重的损失，最后探索出来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这才建立了新中国。因此，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一边学习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一方面也积极强调独立自主，努力探索一条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种探索很多人说是从1978年开始的，也有人认为是从1956年开始的。为什么从1956年开始呢？就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了以后的苏共20大做报告，彻底否定斯大林的路线。在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就选择了一条跟苏联进行斗争，反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叫做苏修，苏联是修正主义，我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中国真正抛弃苏联社会主义的体制实际上从1956年就开始探索了。这个探索是什么呢？不是先搞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先拿官僚集团开刀。搞了各种运动，号召大家要整顿我们的党，来打倒一些我们党内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管具体的提法是什么，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人确实在试图探索一种以前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从来没有去干过的事情。
后来到了改革开放，我们又换了一个方法。引进市场经济的理论，鼓励通过自由竞争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条道路直到今天也还是在路上，但是目前来看成绩应该说还是主要的，中国以前所未见的长期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特别是社会贫富差距又出现了急剧扩大的现象，特别是医疗、教育、住房价格快速上涨，被很多人戏称为“新三座大山”。这种现象，应该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在某种程度上是违背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初心不就是要追求社会公正吗？能够允许今天出现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吗？这是说不过去的，必须要有很大力度的改革才行。
但这种改革，确实不能够也不可能再回到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不可能再建一个纯粹的公有制社会，然后通过计划经济的路，那条路确实是已经被证明走不通了。
现在处在一个矛盾期，一方面要通过自由市场的交易来保证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要通过什么办法，让这种活力不会带来当年马克思所反对的极端的人剥削人的社会不公平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要进行创新。
08
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想的一个反思
讲完他们的基本思想，我再讲讲我对这种理论创新的一个思考。马克思这一条推理的链条在哪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补充完善一下？或者我们在理解这个思想的道路上，苏联到底在哪个方向出现了错误？
马克思的理论链条有几个重要的台阶，我们可以看一下是哪个台阶可能会有点问题？最基础的台阶是来自于《国富论》的思想：劳动创造价值，商品的价值应该由人类在创造产品过程当中所付出的艰辛来决定。
这一条对不对呢？这一条其实很有道理。但是这里面必须要做很多的补充。比如，每一个人的劳动效率是有差异的，人和人的差异可以非常大，可以几十倍、上百倍的差异。毛主席说话不是一句就可以顶一万句吗？能不能真顶一万句不知道，但是在工作当中，有的人一个人干事能够顶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干事，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劳动效率的差异，劳动分工当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异，都客观存在。比如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瓦特发明蒸汽机对人类做的贡献，跟一个流水线的工人天天按部就班地做事情，谁的贡献更大一些？我们实事求是地讲，虽然说人是平等的，但是瓦特和爱因斯坦的贡献肯定要大一些。人虽然在生命尊严上是公平的，但是在创造效率上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
马克思发明了凝结在商品当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叫平均劳动时间。平均劳动时间不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为了解释商品价值而提出来的一个纯理论概念。有点像当年物理学家为了解释光在真空中的传播，提出一个并不存在的“以太”的概念一样。不同的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同，但商品的价格差异没那么大，是因为市场竞争把价格拉平了。价格和成本的关系，用供需关系和边际理论去解释更合理更方便。而且，平均劳动时间用来解释商品价值勉强也还说的过去，但用到分配上，就会出问题。平均之后，把很多具体的劳动效率差异给抹杀掉了，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财富是不是应该由创造它的人来占有？大体应该是这样。什么叫社会公平？平均主义肯定不是公平。如果说财富创造出来之后，大家一人分一份百分之百地平均，这个叫社会公平吗？不一定，大部分情况下不是公平。财富应该由创造它的人来占有和享受，可能比平均主义更接近公平。这种社会公平其实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出发点。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其实有两条：第一，财富是劳动创造的，第二，财富应该由创造者享有。我们去检验这两条发现可以有很大的补充，第一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但是不同人的劳动效率做的贡献存在差异。第二是如果财富由创造者占有，那么创造财富的劳动差异就应该体现在分配上。财富不仅是体力劳动创造的，还有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比较好平均，可以用平均劳动时间去套，脑力劳动创造性很强，很难用平均劳动时间去计算？提出相对论的工作相当于多少普通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发明蒸汽机需要多少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能说的清楚吗？我看是说不清楚的。
流通过程也会创造财富。虽然商品是工人生产出来的，但是你自己生产一双皮鞋，你能把它卖出去吗？能以市场上的平均价格卖出去吗？卖不出去的。因为市场的营销、品牌的构建等等，这里面的事很多。当了企业家就知道，那是特别困难。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专门创造了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理论，在我的理解，企业家精神，就是通过创新来解决企业经营问题。创新精神不一定是只有企业家有，流水线上的工人也可以有，普通工人也可以对某个技术改进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创造；政府官员也可以有，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老师也可以有创新精神，通过创造性的教育方法来培养更优秀的人才。创新并承担风险的精神，是人类进步的普遍动力，不只是企业家有。但总的来说，创造性在人群中是一种稀缺的才能，这种才能所能创造的新财富比普通的体力劳动要高得多。谁做出了创新，推动了社会财富的创造，谁就应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报酬。创造者应该获得财富分配更大的部分，我认为这个也是社会公正其中应有之意。
把这两条想明白之后，我们今天的社会一定程度上的分配差距就可以理解了。一个社会不管是社会主义也好、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也好，人类要实现分工，不仅需要横向分工，还一定要有纵向分工，一定要建立一定程度的金字塔结构。什么叫金字塔结构？就是有人要负责管理，有人要负责干活，管理者还需要被管理，一个企业一定有一个一把手、董事长，下面有董事会，董事会下面有各个部门，部门领导有几个副手管着几个人。苏联建立公有制国家，只是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是并没有消灭人类社会的纵向组织结构。在苏联，总书记是一把手，下面有政治局，中央政府管着各个地方政府，再由政府管理各个企业，每个企业有厂长，厂长下面还有一套组织层级。总之，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没有消除——也不可能消除——人与人之间这种上下级的分工。金字塔层级的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存在，而且都是社会组织的核心模式。
只要存在金字塔层级的分工，那些处于金字塔上层的人物就一定会想办法来从财富分配当中获取一定的好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条件下，处于社会上层的人应该是通过层级竞争一层一层提拔上来的优胜者，是整个社会当中比较优秀、比较能干、脑子比较灵活、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人——大体应该是这样，不是百分之百。如果根据我们说的谁为这个社会创造财富，谁就应该更加多地获得财富分配，这种分工层级的不同，就是应该让企业家比一线的工人多挣一点钱。
马克思主义一千条、一万条，毛主席归结为四个字“造反有理”，这是在革命条件的精神。那在革命成功以后，开始搞生产了，应该总结成为一句什么话呢？平均分配？不对。按劳分配？我认为也不全对。按贡献分配可能更好一点。“创造者占有财富”，这应该是社会公正比较基本的原则。
09
反对非创造者掠夺财富是社会公正和效率的根本
我们要对现在的制度如果进行改造，怎么完善？是不是再来消灭一次私有制呢？我觉得私有制消灭不消灭，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消灭，还不是最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还是怎么样尽可能地保障创造者占领财富。马克思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因为他认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资本家不是创造者，不应该占有这么多财富。但是用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理论，用我今天讲的这套理论去理解，成为一个企业家的人，他们中间有企业管理的劳动报酬，更重要的是如果有创新方面的贡献，他们多挣一些钱，我认为公正合理，也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
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思想的最基本的地方，叫做价值创造者占有财富。
创造者占有财富的反面，是非创造者占有财富，或者是掠夺财富。非创造者占有财富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是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来实现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强盗，你拿了1000块钱走在街上，一个人出来拿着刀放在你脖子上“要钱还是要命”？你要命，他就把1000块钱拿走。这就是非创造者占有财富。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解决？建立一套法律制度，建立警察队伍，把这个人抓起来。为了防止非创造者占有财富，我们愿意花一点钱给警察、法官发工资，让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武装抢劫，这最赤裸裸的非创造者占有财富的形式。
还有第二种，隐蔽性更强一点。比如大家知道莆田系医院很害人。它为什么能害人呢？因为医生比你更清楚医学专业知识，你自己生病了但是说不清楚到底是啥问题。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小伙子到莆田系医院去割包皮，说好了200块钱割一次，没问题。上了手术台切开了，伤口还没有愈合，医生跟他说：你这个地方发现了什么问题，需要做一个手术，不然你会出大问题，会丧失生育能力。这个手术1.5万，做不做？躺在手术台上，你对自己的身体哪块有没有问题不知道，而是医生说了算。医生说如果你不做，你可能就没法活着走出手术室了，或者终身有什么大的隐患了。这种情况下，他多收你1.5万，跟强盗拿着刀放你脖子上其实也差不多了。像那种莆田系医院、黑心医院就利用这个钱，本来这个手术是200块钱，最后收了15200，多出来的15000，也是非创造者占有财富的一种形式。这就不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锅，核心是医生的专业知识优势。公立医院也有收红包或者吃医药回扣的陋习，根源是人性的贪婪之心。监管到位了，私立医院也不敢乱来；监管失效，公立医院也可以很黑。
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出现的剥削，我认为也只是非创造者占有财富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所有的形式。在原始资本主义条件下，占有生产资料的那些资本家，他们比普通工人多拿了好多钱。有一些钱是应该是他得到的，包括管理劳动时间的付出、开拓市场所需要的智慧、改进生产流程所需要的脑力劳动等等。这些付出和贡献，他们就是应该多挣点钱。但是还有一部分，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也被他们拿走了。这部分的差价才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剩余价值。他们凭什么拿走这部分钱呢？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的不公平。
从道理上讲，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和资本家其实是平等合同关系。资本家可以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额换工作、炒老板——你给我开的工资太低，对不起，我辞职了，我换一家工厂。恩格斯说：工人可以选择具体被那一个资本家剥削的权力，但是没有选择不被资产阶级剥削的权力，换一个工厂接着干，因为失去工作就失去生存的能力。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从理论上讲可以提高工人的工资，一直到劳动力市场供需完全均衡为止，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核心理论。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非创造者占有财富的理论去分析这个机制，就会发现这套机制有个什么问题呢？资本家和工人在谈判能力上是不对等的，就好像强盗手里有一把刀，而你没有刀。如果在没有警察的条件下，拿着刀的人和没有刀的人之间的谈判能力不对等。强盗的条件是“要钱还是要命”，你不能说这是强盗给你的自由选择权。你不能跟他讲：这个财富是我创造的，所以我应该占有，你没有创造，你就不应该占有。你这个道理在强盗的刀下面是没有作用的，他凭借这把刀他就可以把你创造的财富全部拿走。莆田系黑心医生拿的是手术刀，不是凭借精湛的医术治好病来赚钱。他是告诉你：你不给这么多钱，我这一刀下去什么后果不知道，那么你也得多交钱。
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是什么？因为工人的工资很低，如果失业两到三个月就会发现收入可能没办法养活自己、没办法养活家人。这种压力是很恐怖的。而资本家同时雇佣几百个、上千个工人，走了四五个工人马上再招，就算招不起来，那一点短暂的损失相对于他的财富来说是微不足道。他就是损失一点钱，而不是损失自己的事业发展的空间。更不会损失自己的家庭幸福，更不会让自己丧失生存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两边谈判是不对等的。资本家这一方，工人辞职就辞职，无非就是动了我一根汗毛。另外一方面，如果工人被开除，找工作要花两到三个月的时间，他的积蓄根本没有办法支持两到三个月的生存，而且他的技术根本不清楚被开除之后还能不能找到我能够干的事情。因为社会大分工让每个人成为了一个螺丝钉，你这个螺丝钉被拧下来，还有没有适合螺母拧上去还不一定。在这种巨大的风险条件下，双方谈判的这种不对等，就好像拿刀和没有拿刀人之间的谈判关系一样，这就让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可以超过自己的实际贡献，从工人创造的财富中多拿走一份，也就是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产生的机制，马克思管它叫剥削，我管它叫劳资双方伤害能力、谈判能力的不对等。我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这本书里面就用这个概念来分析经济现象。2002年、2003年有一部书特别流行，吴思写的《潜规则》。《潜规则》里面发明了一个词汇，叫“低成本伤害权”。什么叫低成本伤害权呢？如果一个人可以很轻松对另外一个人造成很大的伤害，而自己不用付出对等成本，这就叫低成本伤害权。拥有低成本伤害权的人，就可以在分配当中得到好处。吴思用这套思想来分析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
在古代，司法体制不健全，一个人打官司，审判者审判的主观空间很大，完全是可宽可严。
吴思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家的小妾上吊死了，本来是自己自杀的，谁也不用承担责任。但是小妾的家兄要到县政府去告，说是被害死的。在古代的条件下，这个案例怎么判？县太爷的自由裁判权就很大。在这个案子里，县太爷比较贪，他听说这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很有钱。二话不说，抓起来先打一顿板子，说主人和正妻合谋害死小妾。大户人家马上就害怕了，承诺送上巨额贿赂。县太爷对金额比较满意，就说了经过审查，确实是自杀，无罪释放。
在重罪和无罪之间可以自由裁量，而裁量的结果对县太爷本身没有任何损害。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就可以在财富分配当中占有非常有利的地位。
人放了以后，大户人家承诺的贿赂没有百分之百地送上来。县太爷生气了，宣布发现了新的证据，又把人重新抓起来，说小妾还是被害死的。最后女主人被迫自杀，说这确实是我干的，罪责在我一个人，这个案子才算结了。
在整死人和放人之间，县令的权限非常大。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三年知府比较清廉的，还能够挣十万两银子。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你可以轻易地伤害别人，而别人没办法伤害你，所以你就会在财富分配当中占据有利地位。这个才是真正人类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起源，这是比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更本质的东西。在我前面讲的例子下面，县太爷不需要占有生产资料，照样可以轻松地占有别人所创造的财富，靠的就是低成本地伤害别人。
我认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的思想，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核心就是尽可能地制约和消灭这种不对等的低成本伤害权，尽可能创造一个由财富创造者来占有和享有财富的社会制度。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是其中的一个维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但是确实不是全部的维度。
如果我们只盯着一个维度，很有可能出现什么呢？按下葫芦起来瓢——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会发现暴露出来一个更大的问题，或者与之相等非常严重的问题。比较典型的就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彻底消灭了资本家。消灭完了发现什么？冒出来一个空前庞大的官僚集团继续压榨老百姓，继续让创造财富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收入。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最后还是倒台了。
我们要多维度思考，不仅要反对基于私有制的人剥削人的关系，还要学会制约权力，学会制约政府权力。这方面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有些制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确实也学了很多，社会舆论的公开监督、网络监督、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等等，我们也学了很多。
除此之外，除了要制约资本、制约权力，还有我说的莆田系医院是不是要打击一下？莆田系医院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吗？不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核心是因为利用医生的专业知识来制造恐惧。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应该不应该打击呢？也应该去严厉打击。怎么打击呢？要严刑峻法，杀一儆百。除了要收拾这些人之外，还可以考虑从根本上要削弱专业知识的差距和鸿沟。
怎么样削弱呢？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现在有大众点评，通过公开的点评、监督、大数据等等，通过多种手段让医生专业知识优势所带来的特权能够尽可能抹平。比如看个感冒，大数据分析显示：平均成本是50块钱。有个别人的感冒特别严重、或者病情很特殊， 50元治不好，可能5千或5万才能治好。没办法，病人的情况就是千差万别，50只是平均数。但是通过大数据来分析，大部分医院，去看感冒的人80%是50%块钱治好的，15%是500块钱治好了，5%是5000甚至是以上的钱治好的。而某一家医院，80%的感冒都是500块钱以上才治好的，那这家医院就很有可能有问题。医生的专业知识，能蒙个别人，蒙多了，就会被大数据发现，然后就是司法调查和法律的严惩了。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缩短医生和病人双方谈判能力、议价能力的不对等，才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均衡公正的社会。
10
清醒认识企业家精神的正面和反面
对企业家也是一样。有人说企业家精神就是冒险，就是创造。我说，错了！企业家精神是通过创新和承担风险来创造对人类有益的财富。“有益的财富”是根本，是底线。如果通过创新和冒险来掠夺别人的财富，那就不是企业家精神，是强盗精神。创新和承担风险的行为必须是创造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创新本身是个中性词，不是褒义词。电信诈骗的骗子也很会创造，刚开始是说中奖，后来不灵了，又说是富婆找你借精生子。利诱的方法不好使了，又想出来恐吓，说你的账户涉嫌洗钱，必须转移到安全账户……等等，创新能力强着呢。
跟电信诈骗的骗子比起来，莆田系医疗诈骗的隐蔽性就要强得多。所以今天，好多电信诈骗的骗子被抓起来，莆田系的老板们还是安然无恙。
企业家精神走歪路，不仅是电信诈骗和莆田系，还有更高级的做法。我再举一个案例。
高盛集团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2008年的时候，他们跟深圳一家从事能源的电力企业深南电签订了期货合同，就是对赌石油价格的涨跌。深南电要发电，每年要大量进口石油，如果说石油价格暴涨，高盛按照一定的价格给深南电补偿。如果石油价格暴跌，深南电给高盛一些钱，相当于对冲。深南电就可以保障未来十年可能都能以固定的价格买到石油，这样好算成本。看起来是对冲风险，但是高盛是投资里面的专家，他搞了一套特别复杂的模型，不动声色悄悄地塞到合同条款里面去，最后大家签了一个合同。签了这个合同是不是自愿的？是自愿签了合同。那个模型深南电没有看懂，以为就是普通对赌，实际上模型里面有漏洞。如果石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双方损失或赚到的钱都是有限的。我就最挣钱，亏就亏一点点但一旦油价波动超过正常范围，高盛的损失仍然是有限的，而深南电的损失就可能无限扩大。深南电不知道这个模型里边的陷阱，它考虑的是正常的波动，油价上涨多花钱高盛给补，油价下跌少花钱就让高盛也分一点，总之无所谓。
结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石油价格异常波动，这一波动，按照模型的条款一计算，深南电根本赔不起，快被搞破产了。这种事儿下叫不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家精神赚钱呢？不是啊，就是一帮有知识、头脑聪明的，利用他们的智商和知识，不想正道，给你设一个漏洞让你钻。如果这个合同执行，这帮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我们国家的能源巨头收入怀中，深南电就变成他们家的了。后来还是中国政府出面给高盛施压，才把问题摆平了。
企业家精神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可以创造财富也可以掠夺财富。从直接抢钱，到电信诈骗，到医疗欺诈，到合同漏洞、内幕交易等等，掠夺型企业家精神层次丰富、类型多样。这个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里边用“企业家精神的四方向假说”做了分析。上面只是几个简单的案例。
总之，改革开放几十年，诞生了好多很厉害的、创造新财富推动社会进步的好的企业家，但是也有很多很多依靠“创造性”掠夺别人创造的财富归自己所有的坏的企业家。一个好的制度，必须要能够有效的鼓励对社会有益的创新，严厉的惩罚危害社会的创新。亚当·斯密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鼓励前者，马克思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消灭后者。马克思的思想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追求社会公正，要求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能够享受劳动的果实，这是最核心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妨碍财富公平最核心的原因。这个维度我们也要继承和学习，但是应该从更全面的维度来看待。
我们一方面是要想办法驯服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另外一方面在别的维度也必须去思考怎么制约权力，怎么制约暴力的伤害权、消灭暴力，怎么消灭医学专业知识、人身伤害这方面带来的不平等分配。今天的医疗教育成本飙升、房价上涨、物价上涨，这些方面在不同的维度都要去思考，你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理想的公正的社会。
延伸阅读：
经济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比较与启示
【编者按】在我们的通常印象中，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民族主义”的敌人而存在，借此，一些激进左翼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绝对对立起来，否认马克思主义者有考虑民族、民族国家因素的必要，这种粗暴地简单化对待问题的做法显然是流于肤浅的。本文所述“经济民族主义”不等于一般“民族主义”，它强调的是民族国家提高自身生产力、采取各种手段提升自己竞争力的关切。同时在本文末尾作者也对“经济民族主义”的消极方面做了批判。
“经济民族主义”常常被信奉自由主义信条的人斥为“保护主义”——但是，难道所谓自由贸易在历史上不是一直作为资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巧取豪夺所打着的漂亮旗号而存在的吗？“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6页）
事实上，回顾过去四十年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在“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全面开放”等教条面前跪得越是惶恐惶诚，中国就越来越快地同世界资本主义接轨、经济命脉就越掌握在别人手中。全球化进程并非公平规则之下的共同竞争，而是以少数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资本在全球的新一轮扩张与掠夺。
本文的意义在于，论述了马恩对待欠发达国家地区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落后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支持态度。这一点对于我们考察后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有着特殊的意义。20世纪特殊历史背景下造就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客观发展阶段的滞后给这些革命后的国家提出了严峻的现代化任务：它们需要在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实现工业化、生产的社会化——对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完成某种“赶超”。显然，这种“赶超”式的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就不得不带有一定程度的“民族色彩”，实行某种“经济民族主义”的措施，保护和发展本国工业。而社会主义进程在这些国家的展开也不可避免地以民族国家为主要显示形式。
落后国家并不能简单地听信“自由贸易”“国际秩序”的指挥棒，也不能将自己的命运寄希望于诸如“世界银行”“自由世界的援助”一类幻想之上。基于这种出发点，马列之声推送此文，希望大家能得到某种启发。
经济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比较与启示
作者简介：贾根良(1962-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北京 100872；陈国涛(1984-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是经济民族主义这同一硬币的两面。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导致他们对欠发达国家的政策选择——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的观点发生重大变化。本文探讨了这种变化的原因，并通过文本解读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揭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以李斯特等人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学说之间所具有的广泛的共同观点。对于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这些共同观点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他们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准绳，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来进行论证的。他们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无产阶级全面取得政权后，人类最终将从阶级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似乎与以李斯特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没什么交叉之处，因为在前者看来，民族斗争是从属于阶级斗争、民族发展是从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而后者则主要关注各民族国家作为个体如何实现自身的发展。但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重新梳理，我们发现在阶级斗争这一基本命题背后，他们对于阶级社会中的民族解放斗争、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等问题也有着清晰的认识，而这些认识与欠发达国家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例如欠发达国家的幼稚产业保护、欠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原则，有着不谋而合之处。本文的目的就是在分析经济民族主义基本概念的基础之上，对经济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①之间的交叉与分歧进行初步解读，并进一步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欠发达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为什么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什么是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一词的广泛使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其思想则可追溯到16-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在其随后的发展过程中，比较著名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当属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以亨利·凯里(Henry Carey)为代表的美国学派。但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经济民族主义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例如肖夏娜·坦赛(Shoshana B.Tancer)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体制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在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②坦赛显然是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民族主义，而这与当时拉丁美洲的经济状况是密切相关的。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观点也与之类似，重点强调国家利益，认为经济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经济活动应当从属于国家建设的目标，为国家的利益服务。但乔治·科瑞恩(George Crane)等人则批评了吉尔平的概念，认为他的概念缺少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实际上只是一种国家主义。还有人直接把经济民族主义等同于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例如大卫(David Levi-Faur)就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现代形式的保护主义，它反对商品、服务、资本或人的自由流动。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太过于片面。 综合上述学者的一些观点，再结合传统的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笔者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应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要体现整个国家的利益，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地区局部利益和国际利益之上。就像17-18世纪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那样，“英格兰孕育发展了经济民族主义……早期英格兰的经济民族主义专注于民族的共同利益，而英格兰个体民族成员的利益则被认为是从属性的。”③这一点主要是针对主流经济学虚伪的“世界主义”的，李斯特在其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对后者有过深刻的批判。此外，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ield)对此也有着类似的看法。例如，对于被主流经济学奉为鼻祖的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他曾这样评价道：“斯密的思想充满着对民族理念的欣赏，民族主义赋予他灵感，以《国富论》一书开始，如果离开了英格兰民族意识的框架，就无法正确地理解他的任何论述。……换句话说，斯密的世界主义是个花招，是英国民族主义的工具。”④因此，主流经济学所谓的“世界主义”实质上也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站在领先国家立场上的经济民族主义。 第二，经济民族主义的核心目标在于提高民族国家自身的生产力，用李斯特的话说就是“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且这种力量不是眼前的、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永久的。因此，民族国家的所有政策制定，都应该以这一目标为中心。对于这一点，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要“区分经济民族主义中的目的与手段，内容与形式，避免把经济民族主义归结为一种民族情感，更重要的是要避免把它等同于人们习以为常的民族国家为增进民族财富的手段，例如‘自给自足、重商主义、保护主义、国家干预、战略贸易’等等。虽然这些形式都被经济民族主义所利用，但不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目标所为。”⑤显然，艾萨克和大卫对经济民族主义的认识就犯了这方面的错误，他们没有把经济民族主义的目的与手段分开，仅仅把它等同于保护主义。事实上，在李斯特看来，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工业竞争力的不断提高，最终必须走向自由贸易，这样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对于像英国这样的领先国家，如果站在英国的立场上，李斯特是完全支持它实行自由贸易的。因此，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建议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会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只不过我们在探讨欠发达经济问题时，总是会站在落后国家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才会被贴上“李斯特”的标签。不过，这对于我们研究欠发达问题不会有什么影响。 第三，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仅用经济学术语就能得到充分解释，而无需考虑意识形态和种族等因素。往往我们在谈到民族主义时，总是会把它与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这样，狭隘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民粹主义总会导致一些非理性决策的出现。但经济民族主义只是从经济视角出发考虑发展问题，它需要民族精神作为经济发展背后的一种支撑力量，但除此之外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没有太多关系。因此，把经济民族主义称之为经济国家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经济学也未尝不可。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发展与阶级斗争关系的观点 前面已经讲到，经济民族主义是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来分析经济发展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则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因此，他们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民族斗争从属于阶级斗争、民族利益从属于阶级利益。但在这一基本观点背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发展与阶级斗争之间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次阶段性的变化。 在其观点形成的早期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只强调阶级斗争。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民族主义”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实质上就是对资产阶级利益的强调。正如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所指出的：“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像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他的民族性。”⑥正是因为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都寓于民族主义之中，因此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各国无产阶级应该摒弃民族偏见，一起来面对资产阶级这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时候各个民族自身的发展是次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是主要的。 但 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开始重新思考民族主义问题。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1848年爆发的欧洲革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了民族解放与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之间具有一致性。因为各国的无产阶级要想在本国打败资产阶级、取得最终的革命胜利，它首先必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而要成为民族的阶级就必须获得民族独立，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正如恩格斯所言：“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⑦一个受外国奴役或者控制的民族国家是很难建立起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因此也就无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这种奴役或控制是以殖民地的形式存在的，而在今天则是通过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以及跨国公司来实现的，它们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当然，这种民族解放运动必须要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最终目标。 第二个原因就是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现实让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虽然是大势所趋，但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受压迫的落后民族可以而且也应该首先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同时也培育本民族无产阶级的力量，为将来的阶级革命作准备。 例如，马克思在1867年11月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就明确指出爱尔兰需要脱离英国而独立，要对英国实行保护性关税以发展自己的工业。而这种看法同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论述德国问题时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呢？难道是因为爱尔兰的资产阶级比20年前的德国同行更为先进？显然不是，只是因为马克思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周期将比他原先设想的要长。”⑧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始终会存在，只有“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⑨。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后各民族之间的对立和隔阂的消失、全世界的民族大融合的实现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趋于一致，人类已经得到彻底解放。而在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这一要求的时候，各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无法达到一致、甚至差距较大的时候，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别就显现出来了。领先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剥削不仅会激发两个国家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为领先国家的资产阶级可以通过让渡一部分从落后国家掠夺来的利润，从而缓和与本民族无产阶级的矛盾，虽然无产阶级能够获得的仍然只是基本生活资料，但他们的基本生活资料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所能够获得的基本生活资料相比相差极大，这种生活水平的差别自然会激发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有意无意地把不同国家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有时，领先国家的无产阶级对于这种剥削也是喜闻乐见的，正如恩格斯在1882年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那样，“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指资产阶级——引者注)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⑩而在今天，这种情况则更为普遍。反之，如果领先国家的资产阶级无法对落后国家进行剥削的话，他就只能剥削本国无产阶级，从而激化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速社会革命的爆发。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则会趁此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也会随之增强，两大阶级的矛盾也会朝着激化的方向发展，进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埋下革命的种子。而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真正实现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联合，共同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利益、尤其是落后国家的民族利益与阶级革命之间具有完全的同一性。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中欠发达问题的论述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人类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之后，生产力水平将会高度发达，所以不会存在发达与欠发达问题。因此，欠发达问题只会存在于阶级社会。而对于阶级社会中的欠发达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作过系统的论述。因为发达与欠发达问题实质上是一种民族矛盾，而民族斗争是从属于阶级斗争的。消除阶级矛盾从而消灭剥削之后，民族矛盾自然就会得到解决。因此，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在通往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欠发达问题始终是客观存在的，而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又具有某种一致性，那么，如何在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条件下，探索出一条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道路对于落后国家、特别是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将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对此也有较多的论述，这些论述与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有着诸多类似之处。 1.“工业”(11)对于落后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于工业对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重商主义、李斯特和美国学派等都有过大量的论述。从经济发展方面看，李斯特在谈到城市生活与工业时总是极尽赞美之词，关于工业对农业、商业、生产和消费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都有过详细的论述。从社会发展方面看，“李斯特还看到了农业与专制、工业与自由之间的联系，工业增长的非经济效应是李斯特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同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两方面对工业的作用进行了论述：一是阶级斗争的角度，二是纯粹的民族经济发展的角度。 首先，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讲，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而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必须要培育出无产阶级，也就是使农民变成工人，要从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一个工业国。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是不可能孕育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的。而且资本主义工业越发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越尖锐，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就越强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希望也就越大。因此，工业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与结果。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讲，不光是从经济上追赶先进国家需要发展工业，从阶级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更应该发展自己的工业。 其次，从纯粹的民族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工业的繁荣是一国经济繁荣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避免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关键。就像恩格斯在谈到德国问题时指出的那样，“整个国内贸易、汉堡和不来梅以及斯德丁一部分的海上贸易的繁荣、银行业的繁荣，都依赖于工业的繁荣”(13)。而那些依靠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以换取工业制成品的国家则注定贫穷，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着清晰的认识。例如恩格斯在《德国的制宪问题》中指出：“这两个国家(指英国和法国——引者注)的富有首先是依靠工业品的输出。相反地，德国输出的工业品很少，而输出的谷物、羊毛、牲畜等等却很多。”(14)在为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英文版作序时，恩格斯针对美国当时的情况同样指出：“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大民族不能只靠农业为生，因为这等于让自己注定永远处于野蛮状态和从属地位；在我们的时代，任何一个大民族没有自己的工业都不能生存。”(15)类似的，马克思在1879年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到：“一般说来，铁路当然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16)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观点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工业化基本原则是不谋而合的，他们都认识到了工业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性。 此外，对于把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单纯归结为自然禀赋的观点，马克思也作过辛辣的讽刺和批判。他在1848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曾讲到：“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禀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禀赋作竞争。而这个自然禀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17)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所谓自然条件决定比较优势的理论是持否定态度的，换句话说，工业优势是可以通过后天发展而获得的。这与经济民族主义对被主流经济学奉为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批判是一致的。 2.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新阐释 前面已经讲到，工业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呢？或者说该采取哪种政策，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对此，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非常明确：对于落后国家来讲，在经济起步的过程中必须对本民族的工业进行保护，至于自由贸易，它只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一种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有何看法呢？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著作的解读，我们发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首先，从无产阶级的角度讲，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都只是资产阶级的游戏，与无产阶级没什么关系；其次，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讲，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支持自由贸易的；最后，如果抛开阶级分歧，仅仅从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角度讲，保护主义显然对落后国家是有利的。目前，面对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观点作一些发展，使其在当代条件下更加有利于指导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从无产阶级的角度来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是对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都持批判态度。 因为“不论占统治的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或者是以这两者的原则为基础的混合制度，工人得到的工资都不会多于他维持起码生活所绝对必需的”(18)。所谓的自由贸易不过是资本追逐自由、追逐利润的要求，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全球统治的表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宣称自由贸易能够提高全球生产效率、降低商品价格，从而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但实际上“随着自由贸易的逐渐实现和成为生活现实，劳动商品的这一规律，即最低工资的规律也就愈益明显地显现出来”(19)。因此，所谓自由贸易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对无产阶级来说只不过是个美丽的谎言。贸易保护又怎么样呢？马克思认为保护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借用“民族主义”情绪把无产阶级拉到同一条战壕里，使其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剥削，而反对外国资产者的剥削。这正是马克思对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批判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对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应该“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20) 从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支持自由贸易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任何有助于无产阶级解放、有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必然是采取支持态度的，而在他们看来，自由贸易正是这样一种政策。“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21)在马克思看来，自由贸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选择，反过来它也会加速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本主义越是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也就越激烈，这样就会加速社会革命的爆发。因此，自由贸易是推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22) 在这里，马克思的逻辑是，无产阶级贫困化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自由贸易必然导致落后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贫困化，贫困化引发社会革命。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说，落后国家实施自由贸易将导致社会动荡，这种社会动荡有可能被引向社会主义革命，如19世纪60年代法国实施的自由贸易政策是催生巴黎公社的重要原因，以及后来在受到帝国主义奴役的落后国家所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只是在加速社会革命的这种意义上才赞成自由贸易。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贸易在落后国家并没有催生社会主义革命，它所导致的却是周期性社会动荡、长期停滞和追赶发达国家的国家组织能力的丧失，正如拉丁美洲和非洲等一些国家所表明的，很显然，这种情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愿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会反对自由贸易。这一点对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尤为重要，如果要维持社会稳定并建设和谐社会，就不能实行与发达国家一样的自由贸易，至于对民族工业如何保护，则是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 从落后的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支持贸易保护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关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主要观点。在阶级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虽然阶级矛盾始终存在，但仍然有必要站在整个民族国家的立场上，考虑民族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重点关注落后的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如前所述，民族国家的发展重点在于发展自己的工业，对于如何发展自己的工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与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是一样的，即实行贸易保护。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相当多的论述。例如，对于大力宣扬自由贸易的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英国经济发展的史实证明了其“自由贸易”的虚伪性。恩格斯在1888年为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讲所作的序中指出：“现代工业体系即依靠用蒸汽发动的机器的生产，就是在保护关税制度的卵翼之下于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在英国发展起来的。而且，好像保护关税率还不够似的，反对法国革命的几次战争又帮了忙，确保了英国对新工业方法的垄断。英国的战舰割断英国在工业上的竞争者同他们的殖民市场之间的联系达二十多年之久，同时又用武力为英国贸易打开了这些市场。南美各殖民地脱离了它们的欧洲宗主国，英国侵占了法国和荷兰的所有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被逐渐征服——这就把所有这些广大领土的居民变成了英国商品的消费者。于是，英国在国内市场上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又用在国外对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费者实行自由贸易作了补充。由于两种制度的这样巧妙的结合，到战争终了时，即1815年，英国就已经成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者。”(23) 上段话充分反映了，英国经济的起飞是建立在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而绝不是所谓的自由贸易。它之所以宣扬自由贸易是因为它在世界市场已经占据垄断地位，其自由贸易理论是“建立在英国应该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24)。当英国能够领先全世界的时候，它极力宣扬自由贸易，但当它失去自己的工业垄断地位的时候则完全换了副嘴脸。例如，在保护主义的条件下，英国在1830年就已取得对其他国家的绝对的工业领先地位，因此在1860年，英国单方面取消了所有贸易和关税上的限制，但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英国没有料到的：在全面实行自由贸易20多年后，英国的工业优势地位就受到美国和德国等国的挑战。不仅如此，英国在各种工业发明方面已经落后于美国，而且德国也逐渐赶上来了。针对这种情况，1886年，英国著名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开始呼吁英国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实施关税保护，在全国很快就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关税改革运动。对此，恩格斯在1888年为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英文版所作的序中评论说，“它的工业垄断地位是一去不复返地丧失了，同其他各国相比，它正在不断丧失地盘，而它的竞争者却正在取得进展，它将落到只得满足于作为许多工业国之一的地位，而不再像过去梦想的那样，要成为‘世界工厂’。为了躲开这种迫在眉睫的命运，那些在四十年前认为唯有自由贸易才是救星的人的儿子们，现在却如此狂热地呼吁实行用‘诚实的贸易’和惩罚性税率等要求拙劣地掩盖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25)。由此可见，不管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都是英国根据现实需要来进行选择的，当它处于落后地位时，毫不犹豫地实行保护主义，而当它领先时则宣扬自由贸易。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清晰的认识。 因此，在谈到当时处于落后状态的德国、美国和波兰等国家的工业发展时，他们的态度是支持贸易保护的。例如，恩格斯在《德国的制宪问题》中明确指出：“在只有英国人不怕任何竞争的今天，要建立这样一个工业体系就需要有一套完善的、适用于一切受到外国竞争威胁的部门而且经常随着工业状况而改变自己形式的保护关税制度……在德国尤其需要这样一套保护关税制度，因为那里的工场手工业已经奄奄一息了。如果不规定出一套完整的保护关税办法，工场手工业就经不住英国机器的竞争，而所有到现在为止还靠工场手工业谋生的那些资产者、小资产者、工人也都要遭殃。”(26)对于当时的新兴大国美国，恩格斯认为，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工业国，如果它有一切希望不仅赶上而且超过自己的竞争者，那么在它面前就敞开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自由贸易，进行比如说五十年的费用极大的竞争斗争来反对领先于美国工业约一百年的英国工业；或者是用保护关税在比如说二十五年中堵住英国工业品的来路，几乎有绝对把握地坚信，二十五年以后自己就能够在自由的世界市场上占有一个地位。事实也正如恩格斯所言，德国和美国在采取了针对英国的贸易保护政策20多年之后，到了19世纪末期，它们的工业发展水平都已赶上甚至超过昔日的霸主——英国。此外，马克思也在1867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针对爱尔兰的民族发展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指出，由于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迫使爱尔兰废除了为保护其刚刚萌芽的工业而建立的保护关税，结果爱尔兰工业便完全衰落了。对此，马克思建议爱尔兰脱离英国而独立、进行土地革命并实行保护关税以抵制英国。“爱尔兰人一旦获得独立，需要就会使他们变成保护关税派，就像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所发生的情况一样。”(27)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态度，即支持落后国家进行贸易保护，但贸易保护政策对落后国家来讲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麻烦。例如恩格斯就指出：“保护关税制度再好也不过是一种无穷螺旋，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把它转到头。你保护一个工业部门，同时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其他一切工业部门，因此你就必须把它们也保护起来。这样一来你又会给你原先保护的那个工业部门造成损失，你就必须补偿它的亏损，这一补偿又会像前面的情况一样，影响到其他一切部门，并且使它们也有权利要求补偿，——就这样继续下去，没有尽头”(28)。对于这一点，恩格斯的忧虑是有道理的，但这并没有成为他反对贸易保护的理由，只不过是在实施贸易保护的具体过程中要有所注意，例如保护的对象必须是对本国经济建设至关重要的行业，或者是那些处在学习曲线下降较快阶段的行业，而不应该对所有行业一视同仁。最主要的一点是不能对原材料行业进行保护，对此，马克思也有着清晰的认识，“因此很清楚，废除或减轻原料关税，对工业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让原料尽可能自由输入，已经成了合理地建立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的重要原则”(29)。此外，恩格斯还担心保护关税制度一旦实施起来就不容易摆脱，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民族工业的某一个部门一旦彻底占领了国内市场，出口便成了它的必然要求”(30)，只要时机成熟，资本追逐利润的动机自然而然会冲破保护主义的枷锁。同时，马克思也承认保护主义会激发国内的竞争，但他同时也认为这将使得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国家更加依赖世界市场，“自从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以来，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31)。 从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贸易政策的几种论述来看，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他们支持的是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政策。但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条件下，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我们对贸易政策的选择可以作出不同的判断。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激发阶级矛盾的判断是从世界整体的角度出发而作出的，但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最终的表现形式却是某个国家的社会革命的爆发，而且这个国家必定是落后国家。因为自由贸易会摧毁落后国家的工业，所有的工人都会因此遭殃，而随着工业的衰落，这些国家将“无力养活那人为地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于是社会革命就要爆发”(32)。但这种革命并不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之间的摩擦而导致的。实际上，自由贸易摧毁的不仅仅是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同时摧毁了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而使得落后国家从整体上受领先国家的奴役和控制。因此，这种社会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本国无产阶级与本国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本国无产阶级与外国资产阶级的矛盾。即使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社会革命的胜利，在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下，这种矛盾仍然是存在的，丝毫不会得到解决。而且，这种社会革命也不会传导到领先国家。因为领先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缓和本国的阶级矛盾，完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无产阶级分享从落后国家所“掠夺”来的利润。这也是为什么恩格斯发现英国工人能够十分安然地与英国资产阶级一道共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的原因。而这种“共享”在当今世界的表现则更为明显。 即使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在自由贸易的体制下，新兴的无产阶级还是无法发展本民族的工业，它仍然得受到领先国家资产阶级的剥削。而要改变这种状况，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它必须实行保护主义政策，重建自己的工业体系。这一点对于处于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在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所有的落后国家都实行保护主义政策，那么领先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剥削范围将大大缩小，可能仅限于少数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甚至只能是本国的无产阶级。一旦资本的流动受阻，其可获得的利润就会下降，这样的话，领先国家的资产阶级将加大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剥削，阶级矛盾就会激化，社会主义革命就可能在这些领先国家发生。而这种社会革命的爆发正是生产方式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表现。落后国家又会怎么样呢？它们的工业在贸易保护的羽翼下获得发展之后，接下来的事情仍然是重复先进国家的老路，即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是多此一举，因为最终都会爆发社会革命。落后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却延缓了革命的到来。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先发展工业，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是相反，对落后国家来讲都逃不脱的一个事实是，必须依靠保护政策发展本民族的工业。 四、对经济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经济民族主义，不管其政策主张如何，有一个基本的东西是不变的，即它是从整个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是在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才是民族利益的主要代表。因此经济民族主义从整体上分析民族利益，而不考虑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有时甚至忽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例如，“当李斯特谈到乡村生活时，他实际上是在说农业工人或农民的生活，当他谈到城市生活的乐趣及自由精神时，他却指的是经理人或商人的生活，而不是产业工人的生活”(33)。这样的话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无产阶级就有失公允。正如本·塞尔文(Ben Selwyn)所言：“反自由主义的发展政策只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少数精英阶层带来福利，由于它没有分析资本—劳动关系，因此并不能为大多数底层民众服务。”(34)他的这一评价并不完全正确，毕竟随着落后国家的经济崛起，无产阶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资产阶级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正如战后日本和韩国所表明的。 实际上，在赖纳特(Reinert)、赫德森(Michael Hudson)和廖子光等人对李斯特学说的当代发展中，他们对工人、农民和其他中下层收入者的关注已成为其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赖纳特就认为国民的实际工资是衡量国富国穷的首要标准，这里的国民首先当然是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工人和农民；赫德森也对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经济学说推崇备至；廖子光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工资套利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根源，他认为提高各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是解决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之道。 尽管这些理论重点强调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但就其实质而言，其目的仍是要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败，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不能改变阶级剥削的事实，这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内在局限性。但在目前尚未出现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社会主义新学说的情况下，经济民族主义对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对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劳动阶级的利益已经成为民族利益的主要代表，经济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就有了完全的同一性。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按照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原则来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五、现实意义 通过上述对经济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与分析，再结合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基本结论：保护和扶植中国民族产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最终胜利的前提保证。这条结论不仅符合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原理，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虽然今天的经济已经全球化，各国之间的经济活动完全超越国界，资本、商品以及人员的跨国流动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但这并不等于民族经济的终结。正如安德里亚斯·皮克尔(Andreas Pickel)所言：“民族经济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经济，仍然是全球经济的基础。”(35)如何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给出了解答。 当然，今天的经济活动已远比当年复杂，但落后国家从欠发达到发达的历史规律并没有改变。我们现在需要发展的仅仅用“工业”二字已不能概括，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李斯特的时代，“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是欠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原则，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今天，这一原则已经转变成为“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然而，作为两者共同的基础，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是国家致富的基础这一历史规律并没有改变。 我国目前在高端产品生产上仍处于落后地位，离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要想缩小这种差距并赶超发达国家，靠自由贸易肯定是不行的，贸易保护将是我国在一定时期内不得不选择的政策。因此，“保卫民族产业和内向型经济是实现党中央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应对美元霸权问题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最后将不得不面临的抉择。如果仍然继续沿袭以自由贸易、利用廉价劳动力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依赖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不仅不可能崛起，而且将会在依附型经济中越陷越深”(36)。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实现经济崛起，从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高维校长
《资本论》的地位比《国富论》更高、更深！《资本论》把资本的性质、价值规律分析的非常精准、全面、透彻，前无故人，后无来者，至今仍然是了解资本主义最精典的著作！
赵海军律师
《国富论》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大著作本书之一，影响人类文化的100本书之一，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经典译作，对人类发展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书籍。在初中课本就有出现，是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
《资本论》是一百多年前的著作，当今世界的形势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它的基本理论仍然是今天的人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获得全人类的意义，他不仅为19世纪的人类所拥有，为20世纪的人类所重视，而且，作为人类的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在以后人类各个世纪中，它都将被继承、被发扬光大。
我认为这两者是无法比较的，这两个著作，之所以都称为著作，足以说明对后世影响极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资本主义时期中提出的一个极其富有说服力的一个经济理论，他提出了无形的手，表现了市场经济对市场的牢牢把控。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富有极高，生育的里程碑，也正因如此亚当·斯密也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用九年时间完成《国富论》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诞生。在当时那个时代解决了许多经济上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经济学著作，然而《资本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上发挥的一个理论，《资本论》的问世，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标志着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得到了具体的应用和发展，历史唯物论由假设变成了“科学地得到了证明的原理”。同时，该书还从经济的角度第一次使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得到了论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深刻而全面的论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我认为，两者是没有一定可比性的，他们出生在不同的年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政策也需要得到一定的改变，这两本书都是经济学的著作，我等浅薄的思想，并不想去真正的体会到其中的深刻的含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解决了当时经济上的各种问题，让自由主义的经济得到充分发展，促使欧洲社会进行了经济上的改革而马克思的《资本论》证实着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他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得到了具体的应用和发展。也是经济学会了宏观调控不再是以市场主导。
两者说起来更应该是相互制约，相互调和的一个作用。两者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也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