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有的和諧,看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陸軍與海軍的協同作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世界軍事史上一段永遠也無法抹去的黑色記憶,空前的戰爭規模讓無數的平民百姓流離失所,死傷無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和美國正面交鋒,同時也將魔掌伸向了東南亞地區。這裡是美、英、法、荷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日本早已對這裡的資源和地盤垂涎三尺。在前後僅僅五個月的時間,二十五萬日本軍人就將東南亞悍然佔據。在這場戰役中,日本陸軍和海軍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默契與和諧,不僅實現了協同作戰還相互配合不斷擴大戰果。長期以來,日本陸軍和海軍之間一直存在矛盾和紛爭,雙方不睦已經是不公開的秘密。不僅是在資源和預算的分配上經常出現唇槍舌劍式的對抗,在戰爭進程和戰略目標等重大原則問題上也存在很大的分歧。所以,在東南亞戰役中二者之間的和諧幾乎在過去是無法想象的,其中的情形具體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來。

前所未有的和諧,看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陸軍與海軍的協同作戰

太平洋戰爭


長期不和的日本陸軍和海軍系統

日本自從明治維新後,實行脫亞入歐,在國家層面上廣泛地向西方學習,軍事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在進行了對於德國、英國、俄國等軍隊的考察與學習之後,日本博採眾長逐漸發展起來了現代的陸軍與海軍部隊。但是,陸軍和海軍的建軍理念和行事作風大有不同,以至於慢慢地漸行漸遠。到了後來矛盾日益明顯,雙方互相詆譭嘲諷不斷。甚至到了二戰前後,德國元首希特勒都曾經質疑過“難道日本的陸軍和海軍是敵人嗎?”日本是一個海洋型國家,這就註定了每一場對外戰爭都必須要有海軍的參與。日本海軍成軍於1868年,根據外山三郎的《日本海軍史》記載:

“朝廷於2月6日從薩摩、長門、筑前、久留米、安藝、肥前和土佐各藩分別徵調了一艘軍艦。3月26日,天皇睦仁在大阪天保山灣檢閱了這些艦船。這就是日本海軍最早的閱艦式,參閱艦船計有6艘,共約2,000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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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舊照


1873年6月8日任命山縣有朋為陸軍卿,12月25日任命勝海舟為海軍卿。從此,陸海軍並立,按照富國強兵的國策發展下去。”從這個時期開始,日本的海軍就開始受到重視,無論是艦船的添置還是兵員的訓練都備受矚目。1870年設立了專門培養海軍優秀人才的海軍兵學寮,1876年改名為海軍兵學校。中日甲午戰爭之前,日本舉國造艦,明治天皇為了海軍減少飲食的舉動也足以看出日本對於海軍的青睞。這一點就很容易讓日本的陸軍產生妒忌和不滿,當海軍可以身著正裝享用高級晚餐時,陸軍可能只有飯糰和食鹽充飢。“海軍馬鹿”,“陸軍馬鹿”的聲音也就在兩軍內部開始流傳。

1941年9月,天皇下定決心以戰爭方式與英美等國一決雌雄。當中的重頭戲自然是海軍率領主力艦隊和航空兵前去偷襲珍珠港。但是從日本陸海軍在戰前制定的詳細作戰計劃看來,日本的戰略計劃遠不止如此。在日本稱之為“南部作戰”的東南亞戰役中,日本陸海軍協同作戰的計劃赫然於紙上。在這方面的戰鬥中,日本海軍不僅要和陸軍以高度的默契執行作戰任務,海軍航空兵還需要為陸軍提供作戰掩護和航空火力支援。海軍具體的計劃據服部卓四郎的《大東亞戰爭全史》記載為:

“在開戰之初,第11航空艦隊協助陸軍對菲律賓和馬來進行先發制人的空襲,並繼續擔任該方面的航空作戰任務。

以第2艦隊為骨幹的部隊,自作戰開始時起,在菲律賓周圍海面和中國南海,與航空部隊的偵察相配合,搜索和殲滅敵艦,控制東亞海面,以保證陸軍作戰部隊的海上運輸安全。 ”

與此同時陸軍的作戰計劃中也有類似的協同作戰字眼。“作戰方針:在陸海軍緊密配合下,對菲律賓和英屬馬來同時開始作戰,爭取在短時間內達到作戰目的。

作戰要領:開戰伊始,陸海軍航空部隊自臺灣、帛琉等方面及海上,協同對菲律賓方面敵空軍兵力和艦艇等進行空襲;並以海軍部隊奇襲巴坦島,迅速佔領和整修機場。

  先遣各部隊,應在對菲律賓進行第一次襲擊的前日傍晚以後,從集結地出發,陸海軍配合在阿帕裡、維甘(繼而拉奧)、黎牙實比以及達沃附近登陸,首先佔領和整修空軍基地,然後儘速佔領和樂島,並整修空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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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協同作戰計劃


從這兩份官方文件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海軍和陸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的確已經規劃了協同作戰的戰略方針。而事實上日本能夠同時在珍珠港和的東南亞兩面進攻,並且都能夠獲得大量成果想必是與陸軍和海軍的協同作戰分不開的。當時的日本戰爭高層是由原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組閣併兼任陸相,杉山元出任參謀總長,海軍方面是由島田繁太郎出任海軍大臣,永野修身出任海軍軍令部總長。這幾個人當中杉山元、東條英機都是堅定的好戰分子。島田繁太郎認同東條英機的理念並且和陸軍長期關係良好,正是因為這一層關係他才得以越過了海軍大將豐田副武成為了海軍大臣。永野修身雖然也未必喜歡東條英機,但是卻對於英美有很強的戰意。他在戰前指出:

“對美開戰已經勢在必行,到今天幾乎不可能阻止,該來的一定會來到。要取勝只有而今。日後再不會有開戰的良機。”

也許正是這種意識推動了以永野修身為首的日本海軍和宿敵陸軍的合作。在具體的作戰過程中,日本海軍和陸軍的配合也比較默契,這在戰前恐怕是沒有人能想到的。海軍良好地完成了運輸陸軍和空中掩護的任務,日本陸軍得以突襲馬來,以最快的速度登陸成功。憑藉著海軍的情報和火力支援,陸軍在猛攻哥打巴魯的戰役中優勢明顯。日本歷史學家也記載了:

“淡路山號、綾戶山號、佐倉號3艘組成的優秀船隊,在第3水雷戰隊司令官橋本少將指揮的第1護衛隊主力的護航下,7日下午11時30分前後進入錨地拋錨,第一批登陸的舟艇群很快在8日上午1時30分向敵岸進發了。”

正是在這樣的協同作戰之下,陸軍和海軍的關係也到達前所未見的和諧程度,在一些激烈問題上的討論和爭議也逐漸緩和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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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太平洋戰爭全局計劃


但是,隨著海軍在1942年中途島戰役中失去了全部的航空母艦,日本陸海軍的空中力量遭到了毀滅性打擊。陸軍部隊分佈在東南亞和太平洋的若干島嶼之上負隅頑抗,此時陸海軍的合作開始變得失去了價值。海軍到了中後期只能夠為運輸陸軍部隊擔任護航工作,協同作戰已經是力有不逮。隨著東條內閣的垮臺和盟軍的步步反擊,日本海軍在連番的重創之下奄奄一息,陸軍也陷入了“一億玉碎”的瘋狂幻想之中。最終,美國對於日本實行了戰略核打擊,海軍大將鈴木貫太郎政府宣佈投降,日本的海軍和陸軍一起走入了歷史的塵埃之中。

為何日本陸軍和海軍能夠捐棄前嫌,協同作戰

首先,天皇對於戰爭的堅定態度推動了陸海軍的團結。日本海軍和陸軍之間雖然是矛盾重重,甚至在一些問題上相互敵對。但是他們對於日本天皇都有一種非常執著的尊敬與愛戴。在《日本最長的一天》這部著作中有一段非常直接的描寫:

“天皇在場時,人們只是飲泣,現在則一齊嚎啕大哭。大臣們和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的成員們有的控制不住自己,有的倒在地板上,悲傷、敬畏地跪在那裡。對他們來說,他既不是凡夫俗子,不是神,甚至也不是天皇,他是他們誓死捍衛的神聖祖國的化身,他是日本永存的象徵。他們中的許多人雖然陰險狡詐、玩世不恭、暴戾恣睢,但是他們卻和默默耕耘的、純樸無比的農民一樣,認為天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這段文字很好地解釋了天皇對於全體日本軍人的意義和地位。海軍雖然長期親近英美,但是對於皇室的尊重一點也不亞於陸軍。在永野修身之前,擔任海軍軍令部長的是皇族伏見宮博恭王,在海軍內部威望極高。島田繁太郎剛剛擔任海相時還對於戰爭有所遲疑,也是在他的恩主伏見宮博恭王的斥責之下才積極表態:“如果是因為我海軍大臣一個人反對而貽誤了戰機就太對不起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海軍上下才和陸軍進行了這次協同作戰。同時作為天皇本人而言,他不僅希望通過這次戰爭奪取世界霸權,還希望通過這場戰爭徹底掌握國家內部的軍政大權,再也不受首相的制衡。東條在出任首相之前只是陸軍中將,擔任陸相已經算是破格。前任陸相畑俊六在就任陸相兩年前就已經是大將的軍銜,所以說東條的上臺完全是日本天皇背後操作的結果。裕仁天皇最親信的內大臣木戶幸一大力推動東條英機組閣也是一個證明。有了天皇的支持,陸海軍的協同作戰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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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見宮博恭王


其次,對於英美的厭惡是陸軍與海軍所共有的。海軍內部的米內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雖然積極反對和英美開戰,從言行上來說也是親近英美的一派。但這並不代表海軍內部的人就不厭惡英美的所做所為。在大蕭條之前的兩次國際海軍裁軍會議上,日本的海軍力量一再受限,美國、英國和日本的海上力量對比被人為地固定在了10:10:6。這在日本民間也引起了很大的不滿,日本史學家伊藤正德在當年接受英國記者訪問時曾經說道:

“英美為什麼不允許日本擁有七成的海軍呢?如果再承認一成的話,一切問題就都容易解決了。從大局來看,我希望英美能有這點政治風格。”

這能夠充分體現出日本民間對於英美的厭惡情緒,海軍高層也只是站在理智的角度上發表自己的觀點。當他們看到已經無法阻止戰爭時,海軍選擇了妥協。從而轉向了打算採取速戰速決的方式來解決戰爭,避免陷入持久戰。但也正是這一點葬送了整個海軍的前途,扭轉了戰爭的勝負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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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簽署海軍裁軍協議


從時間線上看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東南亞戰爭同時打響。5個月後,日本取得了東南亞戰役的勝利,整個東南亞幾乎都被日本霸佔。而僅僅一個月後就發生了中途島海戰,日本海軍精銳盡失。歸根結底就是因為海軍的戰略推進過快,造成了盲點和輕敵的狀況發生。而陸軍方面也在中途島戰前覺察到了這一點,主張將戰爭的腳步放緩,經營東南亞一段時間再和英美決戰。然而就是因為不想破壞來之不易的陸海軍協同作戰,才沒有固執己見。據史料記載:

“開戰以來陸海兩軍—直合作得很好,作戰取得了非常順利的進展,現在不容許在感情上出現對立,如果陸軍拒絕合作的話,海軍竟然說要單獨幹下去,所以,這時要避免發生糾紛,便終於同意了海軍的提案”。

隨即之後就發生了中途島慘敗,陸軍和海軍協同作戰最終成為了歷史的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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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島海戰


第三,日本無論陸軍還是海軍都對於對於勝利和戰爭有著無比的渴望,並且始終認為日本處於強敵環視的危險之中,如果不搶先出擊必然會招致亡國。正是這種不合理的焦慮情感混淆了整個日本軍隊。如前文所述,永野修身作為戰前的海軍軍令部長也認同開戰。他的理由是:

“不戰必定亡國,戰也許仍避免不了亡國。但是,不戰而亡是喪失國魂的亡國,只有戰鬥到最後一兵一卒,才有可能死中求活。勝也好,敗也罷,只要保留下護國的日本精神,我們的子孫就可能再起!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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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野修身


而當時的情況真的惡劣到了這種狀態了嗎?顯然不是的。日本在大蕭條之中受到的衝擊有限,憑藉一戰中積累的財富,恢復元氣只是時間問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還悍然入侵了我國東三省,勢力和資源得以進一步提升。從根本上看來就是因為日本國內的法西斯主義猖獗,積極與歐洲的法西斯組成軸心國聯盟,才招致了英美的制裁。中原茂敏的《大東亞補給戰》中記載了陸軍少將島村矩康的遺書,當中充滿了對於戰爭的反思:

“日、德、意三國同盟是窮人的聯合。日本若在德、蘇開戰時退出就好了。

[中原茂敏 注:完全正確,我已在前面作了說明。德、蘇開戰是1941年6月22日。 ]

大東亞戰爭已成為消耗戰,國力是基礎。前出線應定在哪裡呢?

[ 中原茂敏注:在最初作戰計劃沒有規定的所羅門和新幾內亞進行了決戰。 ]”


種種反思很明確地體現了,日本最初在國際戰略上的悲觀態度使日本陸海軍對於戰爭方略和勝利研判出現了誤讀。陸軍與海軍的團結從側面可以看出前線軍人對於戰爭和勝利有著充足的信心,以至於他們已經忘記自己是在和世界第一強國進行你死我活的對抗。戰爭前期進行得越順利更會加速自身的衰落和敗亡。這種情況在短短數個月內就出現,可以說是情理之中的。日本陸海軍在無邊無際的戰爭消耗之下,只能是徹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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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炸東京


日本陸海軍的協同作戰對於後世的影響

由於日本海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最後關頭選擇了妥協,與陸軍共同作戰、並肩戰鬥。這也為他們自己招致了很大的詬病和非議。戰爭結束之後,日本的全部武裝力量都被解散,國民陷入了全面戰敗的迷茫和國破家亡的悲痛之中。因而很多人將責任推給了日本海軍,有評論者認為:

“亡國的責任主要在海軍,責怪魯莽的、手持長矛的陸軍是愚蠢可笑的。無論是國家輿論還是天皇陛下都無法抑制這場戰爭,只有海軍能夠辦得到。如果海軍堅決反對開戰,這場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即罪惡在於日本海軍的屈從。”

這種指責很明顯是站不住腳的,日本的失敗在於整個國家對於戰爭的狂熱和法西斯主義的肆意蔓延。當天皇和政府都決定發動太平洋戰爭時,失敗的命運其實已經註定了。陸軍海軍的協同作戰創造了前所未見的和諧,也在初期收穫了大量的戰績。但就是由於國力的懸殊,才最終招致了這樣的結果。戰後,日本陸軍和海軍的高級將領都被清算。陸軍的東條英機等人被判處了絞刑,海軍的永野修身病死獄中,島田繁太郎被判處無期徒刑,為日本軍國主義畫上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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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審判


綜上所述,日本由於天皇對於戰爭的強力支持和國內對於英美的厭惡情緒。日本長期不和、相互敵對的陸軍和海軍最終走到了一起,不僅協同作戰還取得了東南亞戰役的成功。但是,由於他們對於戰爭和勝利的錯誤研判,使得速戰速決式的兩軍聯動作戰很快就被盟軍打破。中途島一戰後日本海軍遭受重創,陸軍和海軍協同作戰的默契反而加速了毀滅的進程。最終日本戰敗,陸軍和海軍系統被盟軍徹底解散,高官被一一審判,日本民眾在一片斷壁殘垣之上飲下了這杯自釀的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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