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就是那个《陋室铭》的作者，正所谓人如其文，该文短短八十一字，通过赞美陋室来抒写自己志行高洁，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趣。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虽然我住的是陋室，陋室也因我的德行而变得馨香。他还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跟我谈笑的都是大儒，与我往来的没有布衣百姓。把自己的德行吹嘘得如此高，可以想象他是一位很自恋的人。
并且他的字里行间透露一些唐伯虎“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的孤愤。看他作文的背景不难理解他的心情，他的仕宦生涯屡屡遭贬，被贬至安徽和州县后，还被当地知县故意三番几次地刁难，破屋更遭连夜雨，虎落平阳被犬欺，难免他当时有孤愤的心态。
刘禹锡就是这样一位孤高自赏、傲然一世、卓尔不群的君子。这样的性格很适合当一位文人，不过在官场上则注定吃不消。性格决定命运，他的命运多舛则是必然的。
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他想有所作为，任用亲信王任、王叔文，他们又联络了大臣中的名士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对朝政中的弊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史称“永贞革新”。改革触动了宦官的利益，因而失败。宦官们反对王伾、王叔文等朝臣，迫使顺宗退位，拥立顺宗的长子李纯为皇帝，是为唐宪宗。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宪宗即位后将王伾、王叔文贬逐，接着杀了王叔文。并将与他们过从甚密的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定为王叔文党，全都贬官到边远州郡任闲散小官司马，被贬这批人史称“二王八司马”。
唐顺宗在位时期，有人建议立太子，王叔文怕失去势力，阻止之。因而唐宪宗恨透了王叔文，殃及池鱼，刘禹锡、柳宗元这批人也遭殃了。唐宪宗打算永不启用他们。王叔文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人，欧阳修写《新唐书》评价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之时，深为他们感叹，如此才华，跟错人，一朝站错队，贻误终身。
刘禹锡原来贬到连州（今广东连县）任刺史，还未到任，被改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
十年之后，刘禹锡好不容易被召回长安，屁股还没有坐热，他又闯祸了。
他回到长安，听说附近有一座玄都观，观内有道士种植的许多桃树，正值春天，桃花繁茂，游人如织。于是他也到玄都观赏花，并写了一首七绝：
玄都观桃花
紫陌红尘拂面来， 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
长安道上行人与车马川流不息，扬起的灰尘扑面而来，所有的人都说自己刚从玄都观赏花回来。
玄都观里栽种着许许多多的桃树，全都是我被贬出长安后所栽种的。
如果不考虑人物和社会背景，这首诗就是一首感叹岁月变迁、沧海桑田的诗歌。此诗的另一题名是“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诸君子应该是指同时召回长安的朋友柳宗元等人，而“戏赠”的“戏”则应该是另有深意。史书上说“语讥忿，当路者不喜，出为播州刺史”。
诗中带讥讽，当权者不高兴，后果很严重，他被贬去播州（今贵州遵义）任刺史，在唐代那是极其偏远的地区。
这首诗到底有什么问题？诗中的玄都观暗指朝廷，桃千树指朝内众多的大官。因此，最后两句可解释为：现在朝廷里众多的现任大官，都是我刘禹锡被贬出京十年内由执政的宰相们提拔上来的。宰相则是武元衡。
刘禹锡的好友柳宗元，同时被外放去柳州。柳宗元考虑到刘禹锡有一个年迈的母亲，怎么能带她去上任呢，如果让她留在长安，那就是永别了。因而他上书皇帝，请求跟刘禹锡调换外放位置。人生有此知己，夫复何憾。
御史中丞裴度也上奏刘禹锡的困难，唐宪宗说道：“作为人子，应当慎重行事，不贻亲忧。若刘禹锡还期盼别人相救，更是罪不可赦了。”裴度不敢再说什么。一会后，宪宗容色平和地说：“我刚才的话，只是对事不对人地说人子之责，我也不想为难刘禹锡他们母子。”于是，把他改任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后来他又辗转调到夔州、和州任刺史。
十四年后，已经换了皇帝，宰相裴度上奏皇帝召他回京。刘禹锡因而再次回到长安。
这年春天，刘禹锡再度游览玄都观，此时的玄都观与十四年前完全异样，桃树荡然无存，只见有兔葵、燕麦在春风中摇动。刘禹锡没有吸取十四年前游观作诗的教训。他感慨之余，又写了一首语意双关的七绝：
再游玄都观绝句
百亩庭中半是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玄都观偌大的庭院有一半长满了青苔，桃花荡然无存，而菜花正在盛开。当年种桃的道士到哪里去了呢？前次因看桃花题诗而被贬出长安的我刘禹锡又回来了。
诗中桃花暗指当年朝廷内执政宰相以及他的亲信官员们，菜花指现在朝内官员。种桃道士指当年的执政宰相。
他的诗又开罪了当时在任的权贵，宰相裴度在任时，还能够罩着他，不久裴度卸任，刘禹锡再度被外放了，历任苏州、汝州、同州刺史。
刘禹锡就是这样，开始站错队，后来两首诗惹祸，一生的仕宦生涯屡屡遭外放。两首诗只是表面的导火索，背后应该是因为他性格的耿直，言语和行为总是与当朝权贵相左，故而致使他命运多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