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上世紀六十年代，一塊錢人民幣的“強大購買力”，中國乒乓球傳奇名將李振恃，就有刻骨銘心的記憶。
1962年，這位未來的世乒賽冠軍只有十三歲，全家人在上海就靠母親一人的工資維持生活。為了能買一副新球拍，他和哥哥想方設法攢下了一元錢。母親吃驚地問“哪來的錢”，小李振恃一句話就叫母親流淚了：“我們倆（李振恃與哥哥）一個星期沒吃菜，把菜錢省下來了。”
一元錢，就是當時兩個正長身體飯量奇大的“半大小子”，一個星期的菜錢。
以作家陳煜的考證，同樣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上海，當時青年男女結婚的聘金，通常只要4元錢。倘若在農村呢？要參加農村的婚宴，吃一頓有白菜豬肉的“半葷素酒席”。“禮金”往往是四五毛錢就可以，能出到一兩元禮金的，就是當地的有錢人。一塊錢在這類場合，分量真是很重。
而要看看當時的物價水平，就更可知一塊錢有多重要：在1961年的鄭州，精粉兩毛六一斤，標粉一毛七一斤，精米兩毛錢一斤，小米一毛錢一斤，花生油一斤六毛九，豬肉一斤八毛四。而在1961年的天津，牛肉價格七毛錢一斤，羊肉價格七毛六一斤。到了1965年的鄭州，黃瓜每斤四分錢左右，大蔥每斤六分半，1964年的天津，鯽魚每斤四毛錢，大白米蝦一斤五毛二，海蟹一斤三毛五。這些價格，就是當時全國物價的縮影。
以這物價水平看，手裡拿著一塊錢逛一圈，理論上真能豪氣買買買。“六十年代東西便宜”的景象，也令不少年輕朋友們憧憬。但問題是，這一塊錢，當時真這麼好拿？
同樣說一塊錢的購買力，還得看看當時的工資。以《中國統計年鑑》的記載，1960年時，中國的全民所有制單位的職工們，平均年工資只有528元，每月也就44元。這，都還算是當時的“高收入”家庭。浙江省檔案館的統計，1960年代臨平石料廠的職工工資，也就是29元，閒林鋼鐵廠的工人，月工資大多在15至30元。農村的收入更低，1959年中國農村居民平均年收入才69元，之後幾年增長到90元左右。
這個收入水平，即使對比看上去很“便宜”的物價，也真是不富裕。特別是在當時的農村，一塊錢，更可以說是一筆不小的錢。
而且，即使是在六十年代，也並非所有的物品都“便宜”。比如雞蛋，1961年鄭州的雞蛋價格，就是一塊一毛八一斤。比比今天確實“便宜”，但放在當時，李振恃哥倆一個星期的菜錢，還買不來一斤雞蛋。那時雞蛋的金貴程度，也正如作家梁曉聲在其反映六十年代東北城市生活的名作《年輪》裡，城裡趕車老頭的嘆息：“我都忘了雞蛋是圓的還是方的了”。
那個時代，就算條件比較好的家庭，能吃上一個雞蛋，都算是絕對幸福的時刻。
工業品的價格，那時更是不菲，典型自行車。像“永久”“鳳凰”“飛鴿”等名牌自行車，價格長期保持在一百二十元以上，相當於“國企職工”三個月工資。婚禮上如果能有幾輛自行車（大多是借）來接新娘，那就是乘豪車的感覺。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裡，六十年代小夥子們騎著自行車在北京城飛跑的一幕，基本都是有錢人家的“專享”。
至於當時與自行車並稱為“三大件”的手錶與縫紉機，那自然也是價格不菲：1964年的“五一牌”全鋼手錶，每隻零售價格70元。1965年的“上海防震表”，零售價120元。1963年一臺鬥臥式縫紉機的零售價格，高達140元。每一樣放當時，都讓人有“工資不夠花”之感。誰家結婚時能把“三大件”全湊齊？那就是標準的土豪。
穿衣的成本，那也是不小，布料棉料衣料在當時，都是緊俏物資。在1960年代的天津，一件“滌棉卡其男制服上衣”要賣19元，一條“滌棉卡其男制服褲子”賣14元。上下一“配齊”，普通工人一個月工資就出去了。所以那時的工薪家庭，“買衣服”真是難得的奢侈事。就算“過年穿新衣服”，也多是自己買料子做。至於平時？那真是“縫縫補補又三年”。
比如1962年，李振恃剛走上乒乓球道路時，除了“省一個星期菜錢”買球拍外，母親還把家裡的大衣賣了，給李振恃哥倆各買了一雙球鞋，外加一塊海綿和一個球網，總共花了十塊錢。這就是“媽媽給李振恃打球的全部支出”。也正因如此，那一雙球鞋李振恃穿了三年，補了七塊補丁，哪怕後來因為長身體穿不下去，“還捨不得扔”。
還有一些今天司空見慣的日常用品，放在當時，都是“天價奢侈品”：比如糖果，在1960年代的天津，一級白砂糖要八毛八一斤，紅杏軟糖兩塊七一斤。要知道，當時北京條件較好的工薪家庭換煤氣，一罐煤氣價格也不過兩塊七，相當於一斤紅杏軟糖的零售價。同時期的上海人結婚，男方如果能用兩三斤糖做聘禮，也是非常有面兒。
還有塑料製品。上世紀六十年代，人們常把“塑料”叫做“化學”，以體現其高大上地，價格當然也高。1963年時，一隻“化學肥皂盒”（塑料肥皂盒）要賣七毛五，相當於一斤羊肉。一雙“化學涼鞋”（塑料涼鞋）零售價兩塊五，一隻“化學梳子”也要賣三毛三。對於那時的普通城鄉家庭來說，這類“便宜貨”，輕易不敢買。
更重要的是，就算在六十年代，手裡有大把的鈔票，可如果手裡“只有鈔票”，那恐怕也是什麼都買不成。因為那個年代的一大特色，就是憑票供應。
在那個物資無比緊缺的年代裡，國人的日常消費，都是有“定量”。比如北京市的居民們，除了買糧要用糧票外，買副食品就要憑《北京市居民副食購貨證》。每人每月能買2兩食糖和一斤鹽。還能憑油票每月買三兩食用油。每戶每月還可以買半斤稀黃醬。上海市在六十年代初時，發放的各類票證，更在五十種以上。比起這些條件較好的大城市來，其他地方的“憑票供應”，當然也更加嚴格。
放在整個六十年代裡，買糧買肉買油都需要“糧票”“肉票”“油票”，另外還有“工業券”，購買毛巾毛毯電池鐵鍋暖水壺雨傘等日用品，都是“憑券”。以一些經歷過六十年代生活的“老北京”的話說，那時“並不是沒錢，而是有錢買不到東西。”
而在各種票證裡，那時最讓中國家庭牽腸掛肚的，當屬“糧票”。作家馬其德的小說《命獨如我》裡就有描述：20世紀60年代的河南農村，男主人公的大哥帶著五塊錢走進縣食堂，豪氣要“給俺端兩碗湯，拿四個饃”。接著就被食堂經理一聲懟：“饃要糧票，湯不要糧票，有糧票嗎？”沒糧票？懷裡的錢再多，也只能喝口湯。
放在當時的北京，六十年代初吃一碗大米飯，就要四兩糧票加八分錢。一個燒餅也要二兩糧票加四分錢。至於買價格不菲的點心餅乾？沒糧票錢再多也買不了。看著“便宜”的東西，沒糧票真吃不到。
所以對於當時的中國家庭來說，錢固然重要，但糧票才是命根子。同樣是以作家陳煜的統計，1961年一斤北京市糧票的“黑市價”，就高達3元錢。一斤全國糧票的黑市價更到了4元錢。就這還有價無市，看似“能買很多東西”的一元錢，比起“一斤糧票”來，顯然遜色太多。一張小小的糧票，關乎的就是全家人的溫飽。
六十年代“一塊錢能買什麼”的話題，牽動的不只是這樣一段生活記憶，更足以讓我們看到新中國發展史上，曾經的艱辛歷程。與其去羨慕那並不遙遠的半個多世紀前，那看似“便宜”的物價，不如，好好珍惜眼前歲月靜好的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