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粮食安全又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历朝历代都视粮食安全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在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设置“常平仓”，避免“谷贱伤农”，开凿大运河，接纳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 即使是科技昌明的现代社会，仍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粮食的重要性始终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但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按美好的轨迹运行。
中国古代，生产力低下，灾害、战争频发，粮食难以满足人民的需要，饿死人的事情屡屡发生。
我们常听“长安米贵”，故事就发生在806年白居易去长安考试，唐宪宗刚刚登基，关中粮价高昂。事实上，贯穿整个唐朝，只要漕运出现问题，别说关中的百姓，就算皇帝不被饿死，却极有可能死于因为缺粮而导致的兵变……
所以，只要关中年景不好，哪怕是盛唐的玄宗，也得移驾东都洛阳找食吃。
自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开始，此后两千多年间，全国的政治重心一直在长安-洛阳一带来回摆动，但随时间推移，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已逐渐不堪重负。
西汉时，长安城的人口只有25万人左右，然而到了盛唐时期，长安城在巅峰时期，人口高达百万之巨。
与人口日益膨胀相对，关中地区的可耕地却越来越少。
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盐碱化等原因，关中地区的灌溉农田，从西汉时期的4.45万顷锐减到了唐朝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的0.62万顷。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膨胀高达400%的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
唐朝初年，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约为20万石（每石42公斤，约合840万公斤），最高峰时期，缺口达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一旦发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就不得不东迁到洛阳就食，可见当时的粮食压力有多重。
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百姓的怨恨，以及运粮的损耗，种种原因困扰唐宋百年，为此，唐玄宗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的京兆尹裴耀卿提出对策，一是在漕运经过的沿岸广设粮仓；二是优化漕运的办法，将通过大运河的漕运从全程通航变为分段通航，例如在黄河三门峡段开凿18里山路，通过陆运以避开三门峡的黄河天险，然后再继续船运。
此后一直到安史之乱前，通过大运河加陆运的方式，每年江淮流域进入关中地区的粮食，每年都能达到200多万石的水平，基本满足了关中地区的粮食需求，从而使得地窄人稠粮少的关中地区得以粮食充裕。
而在解决了关中地区吃饭问题的基础上，大唐帝国逐渐进入了开元盛世的最高峰，为此，诗人杜甫在《忆昔》中写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大清的饥饿盛世论并非当代人首创，但即便有各方面的翔实论据补充，也奈何不了大批清代封建巅峰论执念者的掩耳盗铃。一味强调生产力发展而忽视社会的螺旋式前进，本身就是对于先贤思想的断章取义。
当代学者研究发现，之前所谓清朝中后期人均700斤的粮食占有量，实在是过于高估。因为那是按照最理想条件下的亩产计算，且未计算抛荒、休耕、自然灾害等情况，自然会导致庞大的水分。
如果按照水分是50%计算，清中后期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350市斤，已经处于危险的死亡红线。如果再低于这个值，普遍的饥荒甚至人食人事件将会在各地上演。
当英国使团领袖马戛尔尼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他看到的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成群饿民。不仅老百姓成群哄抢英国人扔掉的过期食物，连士兵也被饿得疲软无力。他们衣衫褴褛，生活在极端的贫穷中。
清朝遍地饿民的惨淡景象，是清王朝无节制鼓励人口增长，却在发展生产力上成就有限的必然结果；而绝非中国封建时代的常态。可想而知，当每个百姓平均每天能获得的口粮不过一市斤左右，还要刨除赋税的时候，他们必然会生活在营养不良，甚至非常严重的饥饿当中。
然而在人口过速增长导致人均口粮长期处于危险红线的情况下，却能保持国家的稳定，清朝的统治手段确实了得。除了传承自明朝的愚民政策之外，清朝还有各种各样的维稳手段。
对于乾隆帝而言，庞大的饿民群体的增加，反而有利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传说日本江户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曾说过，让百姓吃不饱又饿不死，是控制他们的无上秘诀。只是在贫困的人民不堪重负之下，免除税银是无可奈何做出的退让。
此外，我们也确实要承认，在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方面，乾隆帝的表现尚可。庞大的人口红利使得乾隆帝获得了空前的财政收入，在徒有其名的十全武功之外，还剩下不少能落实到基建方面，以促进人口进一步增长，并维持人民“吃不饱又饿不死”的大清盛世。
12年前，中国打了场惊心动魄的粮食大战！
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全球还爆发了粮食危机。
从2006年开始，全球粮食价格开始大幅上涨。2006年一整年，粮食价格就涨了12%，2007年又上涨了24%，2008年最高峰时期又上涨了80%。
从2007年1月至2008年7月，大米价格由最低价288美元/公吨，上涨到873美元/公吨，涨幅为200%；小麦由最低价172美元/公吨,上涨到465美元/公吨，涨幅171%；玉米由最低价128美元/公吨，上涨到411美元/公吨，涨幅221%。
粮食价格这一波气势如虹的暴涨，波及了全球36个国家，饿死了几十万人，多个国家发生动乱，甚至影响了政权的稳定。
2008年2月5日，在非洲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有大批群众涌上街头抗议汽车运费、粮食价格在内的多种价格上涨。
示威活动随即演变为暴力示威，人们焚烧轮胎，投掷石块，并与警方发生冲突。有6人在骚乱中受伤，一辆警车被人放火焚烧。
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
随后，仿佛蝴蝶效应一般，骚动在西部非洲爆发了。毛里塔尼亚随后发生示威抗议粮食涨价。
2月27日，喀麦隆首都雅温德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食品等基本生活物资涨价。
与此同时，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首先发生了抗议食品和汽油涨价的示威活动。2月28日，示威演变为骚乱，发生了大规模打砸抢事件。3月中旬，该国再度发生示威活动，要求控制物价。4月爆发了全国大罢工和示威活动。
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
接下来是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埃及。
很快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粮食骚动也相继爆发：菲律宾、印尼、海地、秘鲁、墨西哥、孟加拉国……
海地
造成这次粮食危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灾害导致全球粮食减产。而是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大量采用粮食来发展生物燃料，改变了粮田的用途。导致一些国际炒家投机倒把，推高了国际粮食价格。
在世界粮食暴涨期间，中国的粮食价格也出现了波动。那一年，中国大米上涨了28%，小麦和玉米分别上涨了26%。虽然也有一定的涨幅，但老百姓的生活感觉并不明显。
普通人所不知道的是，中国粮食价格平稳的背后，中国与国际粮食炒家打了两场气势磅礴的粮食大战。虽然有胜有负，但最终保证了国内的粮食安全稳定。
这所有的一切归功于中国粮食的自给自足，并能略有盈余，可以建立庞大的国家储备。
目前，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长期存在粮食危机，全世界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处于“隐性饥饿”状态。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任何国家都不再可能独善其身。民以食为天，国有粮才安，正如袁隆平所说：“一粒粮食能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所以无论何时，粮食安全的主动权都应牢牢把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手中有粮，方能心中不慌。
来源：朝文社、冷炮历史、大江湖解局等，中华粮网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