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劇照
“不可錯過剿匪成功之大好機會”
1934年10月，由於獲悉一些情報，並結合種種跡象，蔣介石判斷中共主力即將西移。14日，他在北巡途中致電留守南昌行營的何應欽，強調：“匪情變幻無常，無論如何堵其西南逃竄為我決定之處置，不必顧其臨時匪情。”這既反映了其對原先預判的自信和篤守，同時也說明他雖在西面留出缺口，但並非一味“放水”，而是著眼於在遠處堵截。30日，當蔣介石確認紅軍開始行動後，又立即電告北、西、南各路：“判斷匪將以全力經贛南西竄”，並由此制定了“應側重堵截其西竄”的方針，同時還從北路軍抽調9個師組成追剿部隊，交由薛嶽帶領。在他看來，此次紅軍主力之“離巢”，無疑為其圍追堵截提供了機會。31日，蔣介石致電“追剿”軍前敵總指揮薛嶽：“此次追剿，為民族與革命存亡成敗之所關，望督勵諸將士，努力前進，急起直追，期獲最後之成功。”11月13日，蔣介石再次致電薛嶽：“望兄等努力急進，並勖勉各官長完成使命，克奏膚功，有厚望焉。”同月9日，他還在日記中勉勵自己：“不可錯過剿匪成功之大好機會。”為此，他不斷電令部下加緊堵截，以實現其“遠處張網”、將紅軍一網打盡之目的。
當時，國民黨已在西面修築了多道封鎖線。出於對紅軍戰力的忌憚，這些防線大多作縱深佈置。1934年9月29日，南昌行營第一廳廳長賀國光向蔣介石報告：“綜合各方情報判斷，贛匪似有西竄企圖，如能在沿贛江至信豐、安遠之第一線及寧岡、桂東、汝城、仁北、曲江之第二線以東地區殲滅之固善，倘被竄逸，則以在沿湘江桂江之第三線封鎖較為確實。”從後來的事態發展來看，這種判斷應較為客觀。不過為了鼓舞防堵部隊士氣，蔣介石卻相當樂觀地告訴何鍵：“判斷匪之企圖西竄行將實現。我軍方針，首在鞏固贛、信、安、尋第一縱線，務期聚殲該匪於此線以東地區。至第二、第三各縱線無非用作補助。”
但事實很快就打破了蔣介石的幻想。紅軍與陳濟棠達成秘密借道協議，順利通過第一道封鎖線。對粵系的“通匪”舉動，蔣介石自然十分惱火，遂於1934年10月31日嚴令陳濟棠、何鍵、顧祝同三人：“務將西竄匪部聚殲於湘江以東地區，勿使漏網。如果堵剿不力，以後再任匪蹤在其防線之內竄過，以鄰為壑，則貽害黨國甚大，不問其情形如何，當概以縱匪論。令出法隨，決不寬假。”語氣可謂相當嚴厲。蔣介石同時還特別向陳濟棠施壓：“除西路與北路各軍如前電部署追堵外，切望南路軍抽出二十團以上兵力，限十一月十日前集中郴州以北地區，與西北兩路軍協力兜剿，以期克奏膚功也。”11月9日，他再次致電陳濟棠：“現竄匪離巢，復經重創，自必愈形慌亂，並希飭令加緊躡追，分頭截擊，務期殲匪於汝城、郴州之線，毋使漏網為盼。”顯而易見，蔣介石對陳濟棠破壞其“遠處張網”之計，致使中共“漏網”非常不滿。
由於陳濟棠已不可靠，而且在接下來的追剿中，湖南成了主戰場，因此何鍵的態度舉足輕重。為了讓何鍵竭盡全力，蔣介石特請與何鍵私交甚好的劉文島出面推動。他向劉文島分析：“現贛匪主力潰圍西竄，將達湘邊，已至最後之關頭。吾人應運其全力，不惜犧牲，務於湘江以東殲滅之。故湘中部署不可備廣力分，專以消極的防匪保境為目的，應多留活動力，與贛中追擊部隊積極同負進擊與兜剿之責，而以縱匪過境以鄰為壑為奇恥。……中亦期待甚殷，尚盼相與透切言之。失今不圖，不特匪勢坐大，湘桂川黔受其威脅，永無寧日，且黨國前途，實亦不堪設想矣。”言辭中明顯對何鍵寄予厚望。為拉攏何鍵，蔣介石還在1934年11月12日任命其為追剿總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總指揮薛嶽所部及周渾元所部統歸指揮，並率領在湘各部隊及團隊追剿西竄股匪，務須殲滅於湘、灕水以東地區”。
鑑於第二道封鎖線此時也已被紅軍突破，蔣介石於1934年11月14日電告何鍵：“現在匪已竄過一、二兩線，今後倘再不幸竄過第三線，則撲滅更難，遺（貽）害國家不堪設想。”故希望其會同粵、桂兩軍，“妥為部署，分別嚴密追堵，務殲滅竄匪於湘水以東”。同月中旬，南昌行營亦頒佈追剿計劃，要求“追剿軍主力配合廣西剿匪總指揮白崇禧所部，務乘朱、毛匪軍主力竄至湘、桂邊境之祁陽、零陵、全州一帶，湘江以南，灌江以東地區圍殲之。貴州之第二十五軍王家烈部，應以有力之一部，在湘、黔邊境之通道、錦屏、黎平一帶扼要防守，堵匪北竄”。22日，蔣介石又致電勉勵各追堵部隊：“此次朱、毛被我壓迫，離開贛南老巢，竄據湘、粵、桂邊境。如任其竄過湘、漓，將貽國家之巨患。各部如能協力追堵，亦為殲赤匪之最好時機。”因此，“此次無論追、堵部隊，不分界域，協同殲滅而後已”。可謂念茲在茲，皆在追堵。
然而由於何鍵與白崇禧各有打算，蔣介石所期盼的“協同殲滅”並未實現，紅軍很快挺進湘江，並於1934年11月27日開始渡江。次日，蔣介石致電何鍵、白崇禧嚴厲呵斥道：“迭電固守河流，阻匪竄渡，何以全州沿至鹹水之線並無守兵，任匪從容渡河，殊為失策。竄渡以後，又不聞我追堵各隊有何處置，仍謂集結部隊，待機截剿。匪已渡河，尚不當機立斷痛予夾擊，不知所待何機？可為浩嘆”，“總之，竄匪一部漏網，已為失策，亡羊補牢，仍期各軍之努力，殲匪主力於灕水以東、四關以西地區也。……勿任長驅西或北竄為要”。12月8日，他還曾在日記中記述：“西竄之匪未能痛創，後患可慮。”12月15日又記：“本週經過：甲、兜剿未成。”其失望和擔憂之情由此可見一斑。
事實上，蔣介石在此之前也考慮到萬一未能在湘江以東撲滅紅軍，使其突至湘江以西，故於1934年11月17日預先擬定《湘水以西地區“會剿”計劃大綱》。其方針為：“西竄之匪一部或其殘部，如竄過湘、灕水以西，應以不使該匪能長驅人黔，會合川匪及蔓延湘西，與賀、蕭合股之目的，圍剿該匪於黎平、錦屏、黔陽以東，黔陽、武岡、寶慶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龍勝、洪州以北地區以消滅之。”在這份大綱中，蔣介石還特別提醒黔軍“應於錦屏、黎平兩地控置有力部隊，俟匪西竄時，相機堵擊，阻其入境”。而當紅軍果然突破湘江後，蔣介石又於12月12日重申該大綱：“茲為嚴防贛匪入黔，重申前令起見，各軍守備區域，按照筱電規定地點，迅速完成碉堡，嚴守之。”
不難看出，上述蔣介石命令的主旨有二：其一，“務殲滅竄匪於湘水以東”；其二，如若無法完成前項任務，則力求在湘江以西聚殲之，“嚴防贛匪入黔”。這也就意味著蔣介石這一時期最擔心的是中央紅軍沿紅六軍團西征故道，經黔東北上，與湘西二、六軍團或川北紅四方面軍會合或成犄角之勢，因此希望能在湘桂黔邊予以全殲，不讓其進入貴州。從這個角度來看，那種認為蔣介石欲圖西南、故意“放水”的觀點，不免有些過度詮釋，以致難脫穿鑿附會之嫌。
“此時仍以先破赤匪為要也”
1934年12月中旬，紅軍放棄原定經湘西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轉入貴州境內。而隨著形勢的演變，蔣介石的思路也發生了一些微妙變化。該月29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這條材料往往被人誤解成蔣介石為進入西南而有意“放水”。對此，前文已詳加辯駁，證明其並無縱容或驅趕紅軍進入西南之意。但不容否認，在紅軍入黔前後，蔣介石確實開始將追剿中共與統一西南這兩個長期困擾他的問題結合起來進行考量。
1934年秋，時任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秘書長的何其鞏曾上書蔣介石：“今之論者，鹹慮贛匪主力西竄，經湘入川，再造根據。職之愚見，則以為贛匪之可慮，不在其竄逃，而在其守險負隅，曠日持久。……基此推論，贛匪倘能在贛川以東，合圍而聚殲之，固為上策。否則有計劃的網開一面，迫其出竄，然後在追剿中予以節節之擊滅，似亦不失為上策中之中策也。”這實際上與此前羅卓英的“驅其離巢”“遠處張網”之計不謀而合。何其鞏還針對西南三省獻策：“川滇黔三省，擁有七千萬以上之人口，形險而地腴，煤鹽油礦以及各種金屬，皆不缺乏，足為國防之最後支撐點。宜乘徐匪猖獗之時，或在贛匪西竄之時，力加經營。即鈞座不能親往，亦宜派遣忠義大員，統率重兵入川。第一步清剿共匪，第二步整理三省軍政，第三步發展交通及一切產業，在彼建立國防重工業之主要部門。一旦國際大戰發生，乃能處於可戰可守可進可退之地，爭取最後之勝利，達到復興民族之目的。”對何其鞏的上述看法，蔣介石頗為欣賞，批曰：“頗中肯綮，足備參考。”
從蔣介石日記的有關記載來看，他在此之前也一直思考如何解決川黔問題。1934年11月26日，蔣介石便致電薛嶽：“如匪不能在湘桂邊境消滅，則中央追擊兩縱隊應繼續跟追，即入黔川腹地，亦所不辭。並預備入黔為要。”而12月1日蔣介石批閱何其鞏之上書，顯然又覺甚合其意，遂於同日再令薛嶽：“兄等應努力兜剿，切勿稍有猶豫。……如匪竄黔省，則我中央部隊應不顧一切，直入貴州勿誤。”這表明他此時雖然仍渴望在湘桂邊境全殲紅軍，但同時也做好紅軍一旦入黔，國民黨中央軍隨即跟進，乘勢滲入西南的準備。當時，蔣介石還曾對陳布雷說：“川、黔、滇三省各自為政，共軍入黔我們就可以跟進去，比我們專為圖黔而用兵還好。川、滇為自救也不能不歡迎我們去，更無從藉口阻止我們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機會。今後只要我們軍事、政治、人事、經濟調配適宜，必可造成統一局面。”而事態的發展正如其所料。12月15日紅軍攻克黎平後，貴州省主席王家烈因兵力薄弱，不得不電請追剿各部入黔會剿。這樣，薛嶽率領的國民黨中央軍也就順理成章地進入了貴州。
薛嶽進入貴州之初，蔣介石一方面仍令其加緊截擊：“據報，現匪主力由黎平向劍河、溶（榕）江逃竄。黔軍力弱，恐難防堵，希督勵所屬，剋日迅由晃縣、玉屏直趨鎮遠截擊，以期一舉聚殲。”他並告誡：“此次進剿鎮遠，行動太慢。無論友軍如何，我軍應不顧一切，獨立專心進剿，勿使匪立主動，而我反陷於被動也。”另一方面則進一步將追剿紅軍與解決西南二者相結合，以求實現“一石二鳥”。據薛嶽幕僚李以勖回憶，蔣介石當時曾親筆寫信給薛嶽指示機宜：“西南諸省久罹軍閥魚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軍西進，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結束軍閥割據。中央軍所至，即傳播中央救民德意，同時也宣揚三民主義之精神。”對此，薛嶽亦心領神會。1934年12月31日，他致電蔣介石稱：“本路軍今次入黔，責在剿匪，間接亦為中央對西南政治設施之監視者。”這與蔣介石的思路極為吻合，故蔣介石當即覆電：“所見甚是，當令籌備。”後來，薛嶽又談及：“職對黔粵桂均用極誠懇態度應付，務使我軍確實把握貴州，以為西南軍事據點。”對此，蔣介石高度肯定其“處理得宜，無任欣慰”。
在此期間，因為廣西財源之命脈在於收取貴州鴉片過境稅，故桂系對中央軍入黔極為抗拒，亦派第七軍軍長廖磊率兩師進入貴州，目標直指貴陽。在這種情況下，薛嶽作出了一個令人吃驚的舉動，競置向烏江挺進的紅軍於不顧，率部一路直奔貴陽。1935年1月1日，他向部下吳奇偉、周渾元兩縱隊發出密電：“本路軍以迅速向西追剿，免匪竄犯貴陽，而保我中心城市，以別（利）爾後向四川進剿之目的，以一部尾追，以主力進出於貴陽。”為避免王家烈和桂系警覺，薛嶽還要求保密：“本路軍部署，不得向友軍宣洩。”
經過一路狂奔後，薛嶽終於搶先進入貴陽。1935年1月5日，他致電蔣介石，主張在貴陽整備，“再觀匪行動，以妥定進剿機宜”。而薛嶽的這一休整，也恰為紅軍在遵義休整留出了難得的12天時間。陳雲後來就說：“這十二天的休息，使赤軍在湘南之疲勞，完全恢復，精神一振；使以後之戰爭，不僅戰鬥力不減，反如生龍活虎。”他還分析：“當時赤軍之所以能得休息十二天者，由於南京進剿軍薛周兩部急急進貴陽城，爭奪貴陽地盤，不願向赤軍攻擊，深懼犧牲自己實力。”可見，國民黨中央軍與西南地方勢力之間的利益爭奪，確實一度影響了其追剿紅軍的進程。
但這並不意味著蔣介石有意“放水”，畢竟其主觀上從未放鬆對紅軍的圍剿。在他內心，追剿紅軍與解決西南固然最好“一石二鳥”，但前者無疑更重要，應首先考慮。1935年1月14日，薛嶽在軍內的靠山陳誠曾向蔣介石含蓄提出：“職意伯陵（薛嶽）所率之中央部隊，固應努力於追剿，以引起地方部隊之觀感，而資表率，但貴陽仍不可輕於放棄，似可以後方為名，控置一部作為根據，將來西南之軍政上裨益必多。”在這封函電中，陳誠還請示：“鈞座總攬全局，示人以公，或不便出此，可否由職秘密示意伯陵辦理，乞電示遵。”這顯然是建議將重心放在統一西南上，同時探詢蔣介石的態度。但從目前可見資料來看，蔣介石似乎並未允其所請。相反，他不斷提醒薛嶽：“此時仍以先破赤匪為要也”，“應嚴令周縱隊與吳縱隊會攻遵義之匪，然後再言其他”。他自己也一再飭令各部加緊追堵，並作出有關部署。
紅軍在黔北活動期間，蔣介石頻繁調動和督促部隊，處心積慮欲消滅紅軍，何嘗有“放水”之舉？1935年3月14日，他還曾在日記中祈禱：“本日朱匪尚未竄出赤水河以東，猶在圍剿之中，如上帝賜我中華以解放，尚可一網打盡也。”4月9日，他又致電各部強調：“為徹底殲匪之目的……追剿部隊應不分晝夜銜尾追蹤，迫其無暇抗戰，促其崩潰，俾得乘機解決。此時萬不可姑息官兵體力稍有滯濡，以免功虧一簣，貽害黨國。”10日，他再次訓示各將領：“不顧一切，跟匪窮追，最為緊要。……所謂斬草除根，此其時矣。”急切之情溢於言表。
在此期間，由於薛嶽有意保存實力、佔據貴州，希圖黔軍與紅軍兩敗俱傷，故行動一度偏於保守。為此，蔣介石曾告誡之：“軍閥土匪如任其自殺，必有一傷，且必為軍閥慘敗無疑，結果徒增大匪勢，恐中央亦無力收拾矣。故中央軍此時萬不可稍存觀望，雖遭人疑忌，亦應努力為之。”後來，他還一再痛斥薛嶽等人追剿不力：“當此釜底遊魂之匪，若再不乘機聚殲，運其智勇，各盡職責，則何顏再立於斯世？”並責令薛嶽：“現兩廣正藉口中央軍在黔逗留不進，以罪中央。如果匪東竄，而我軍不克積極追堵，則彼等更可加罪中央，而且使川軍對中央亦受不良影響，則事更難為。務督各部向匪猛進，不得稍事貽誤。”與此同時，蔣介石甚至越過薛嶽直接電令周渾元：“請兄率部兼程急進，以後電報直致重慶可也。”他還給國民黨中央軍前線將領萬耀煌下令：“務望兄親自督率，急起直追，奮勇猛進，當此……我軍殲匪之良機，切盼不顧一切，覓匪襲擊，勿稍猶豫，完成使命。”顯而易見，蔣介石綜合種種考慮，仍力主積極追剿。
1935年4月，紅軍四渡赤水後通過佯攻貴陽，成功誘出滇軍主力孫渡所部，然後突然向西折入雲南，這更是出乎蔣介石之預料，遠非其能操縱。25日，差點在貴陽被生擒而驚魂未定的蔣介石訓令薛嶽：“此次匪入滇境，山巒重疊，道路崎嶇，給養困難，氣候險惡，瘴霧瀰漫，是匪自陷死地矣！我軍若能追堵如計，必可消滅殘匪於此滇、黔交界之中。”然而，雲南省主席龍云為保存實力，不欲與紅軍交手。30日，他電告蔣介石：“匪仍在西北之間，而竄西竄北，實尚未明顯。在此一二日內，職意各部隊除追擊者繼續追擊外，其尚在曲（靖）、沾（益）、威（寧）各縣之部隊，似宜暫駐原地，以觀匪之行動如何，再先（行）決定。”此電明顯流露出一種消極避戰的情緒。而同日，意欲洗雪恥辱的薛嶽則致電蔣介石稱：“我軍應窮追，勿使其有喘息之餘地而殲滅之於金沙江南岸，免使滋蔓滇西，為患將來。”面對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建議，蔣介石於5月1日覆電龍雲：紅軍去向雖未判明，但仍須提前部署，“務期殲滅於南岸地區也”。
正在此時，紅軍已迅速逼近金沙江，蔣介石判斷其將北渡入川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如此則更難處理，於是在1935年5月4日下令追剿部隊：“周、吳、李各縱隊，應由伯陵嚴督，不顧任何犧牲，追堵兜截，限殲匪於金沙江以南地區，否則以縱匪論罪。”其亟欲剿滅紅軍之心態昭然若揭。而當紅軍順利渡過金沙江後，蔣介石更是在日記中驚呼：“匪已全部渡過金沙江，其竄力之速，更增餘人以惡疾之心理，非速滅此醜，則我民族無噍類矣。”他還懊惱不已地寫道：“上週朱毛股匪全部渡過金沙江，而我軍各部遲滯呆笨，被其玩弄欺詐，殊為用兵一生莫大之恥辱。”並感慨：“殘匪之機驚靈捷與我軍之呆笨遲鈍，更為民族前途憂，非全力撲滅此匪，國家與民族更不堪設想矣。”其沮喪和擔憂之情表露無遺。
紅軍渡過金沙江後，快速向大渡河挺進。1935年5月11日，蔣介石電令薛嶽和西康的劉文輝，要求其緊急部署，“封鎖朱、毛股匪於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隴（礱）江川（以）東地區”，予以“根本殲滅”。15日，又委任楊森為大渡河守備指揮，並勉勵其效仿活捉石達開的四川總督駱秉章，“予匪以迎頭痛擊”。在作了初步安排後，他在18日的日記中祈願：“惟願劉楊輩能遵令佈防，在大渡河得以一鼓殲滅耳。”但紅軍最終還是成功擺脫了國民黨部隊的層層圍追堵截，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並翻越夾金山，在四川懋功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面對這一失敗結局，蔣介石不由哀嘆：“我軍節節敗退，全無抵抗能力，以致士氣沮喪，紀律蕩然。剿匪前途良堪浩嘆。”其內心無疑充滿了挫敗感和失望感。
——摘自《歷史研究》2016年第四期
作者：盧毅編輯：蔣楚婷責任編輯：張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