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英國報姐
一位護士崩潰了，淚水從佈滿勒痕的臉頰上流了下來。我想抱抱她，但我不能；
鄰居問我：“當我需要呼吸機的時候，還會有呼吸機嗎？”我回答不上來；
我透過塑膠手套緊緊握著她纖細的手。我太討厭這樣的感覺了：臨死之前她都不能感受肌膚的觸摸，取而代之的是人造的橡膠觸感。
……
Helen Ouyang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Irvin醫療中心的一位急症室醫生，處於抗擊新冠的最前線。在業餘時間，她也是一位作家，在很多媒體上都有撰文。
(圖源：twitter)
3月初，意大利疫情大爆發。Helen收到了大量來自意大利同行的郵件，驚訝於疫情情況之嚴重的她開始在日記中記錄意大利的所見所聞。
但沒想到短短兩週之後，日記的主題就從整理郵件，變成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今天，全美新增死亡病例4246，累積死亡人數超過3萬，確診病例65萬。
（圖：Helen工作前在臉上貼創可貼，圖源：NYT）
在重災區紐約的急症室裡面，Helen目睹了一個一個病人的死亡，看到了滿臉勒痕崩潰在地上的同事。急診室到處都是正在吸氧的患者，空氣異常安靜，只有氧氣嘶嘶嘶的聲音。有時候，患者已經嚥氣了，也沒人知道。
當人們談論疫情的時候，我們總是會著眼於數據與地圖：這個地方新增3000例，數據穩定了；那個地方死亡200，較上週有所增長。
但往往最能存留在倖存者記憶中的，是同事臉上的勒痕；
是嘶嘶作響的氧氣瓶；
還有醫院門口的那輛裝著一具具屍體的大卡車。
這是一位紐約醫生的抗疫日記，也是美國疫情前線的悲慘實錄。有點長，卻值得一讀。
(圖源：cnbc)
3月15日
紐約新冠確診案例：330
一位80多歲的住在養老院的男子被送來醫院了，他有發燒，咳嗽和腹瀉的症狀。他很可能是我第一位新冠陽性的患者。我不能完全肯定，因為測試最多需要24小時才能出來。
這位患者被指定為DNR / DNI患者，也就是“不要復甦”和“不要插管”患者，意思是醫院不用在他病危的時候使用電擊或插管之類的干預手段進行強勢治療。但在死亡的恐懼之下，他的家人很快改變了主意，決定讓他接受哪怕是最極端的搶救手段。
這個男人已經好幾年沒有走路了。他患有晚期痴呆症，甚至都沒法說話。他無法和我溝通，因此我們只能遵循家人的命令。
（圖源：NYT）
距離這場疫情的大爆發還有幾周時間，但我們已經在努力節省口罩，防護服和麵罩。我想盡全力去拯救我的患者，就像他們家屬所期望的那樣。但是這樣一來，我是不是又虧欠了未來的病人？是不是也虧欠了我的同事？
我想到了我的指導醫師最近在Facebook上發表的帖子 ：“作為一名急診醫師，我知道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任何事情，但我從未感到自己被暴露在病毒之中。新冠病毒擊碎了我這種無敵的表面。”
3月22日
紐約新冠確診案例：9045
僅一週時間，我就感覺世界完全不一樣了。上週，我們所有人都還保持著樂觀，我們還不必面對意大利的選擇。
有傳言說紐約市的三家醫院都用完呼吸機了。一家醫院一天有13名新冠患者死亡。因為停屍房已經滿了，所以一輛冷藏卡車正在那裡安置屍體。
(圖源：sputnik)
我們開始嘗試著用一臺呼吸機給兩個患者輸氣，我不敢相信我們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了。如此之多的病人湧入走廊，依靠氧氣罐呼吸。急診室有足夠的氧氣罐嗎？同事聊天群組中沒有人知道。
(圖源：BI)
我們急症室裡用完了消毒溼巾。面罩短缺，有醫生在沒有面罩的情況下給兩名患者插了管，（這種做法讓醫護人員暴露在病毒的威脅之下）。一位同事正在與他人合作3D打印面罩。
醫院領導和市衛生部門發來的郵件告訴我們要“適當”節省我們的N95口罩。一個醫生助理只能用烤箱烘烤口罩來消毒。她分享了自己的經驗：設定在170度，烤30分鐘。只有當口罩明顯被弄髒時，我們才能換新的。
（圖源：NYT）
每個醫療工作者都知道，世界上最令人傷心的一句話是：“你記得你那天接診過的病人嗎？好吧，他回來了……”。那些所有因為病情不嚴重，年紀小而被送回家的患者。他們最後都會回到醫院，需要插管。這些患者幾天前當然都很健康了。
急救人員說，他們一天之內在全市會遇到300例送到醫院就已經去世的病人，這個數字平時大概只有50。
（圖源：NYT）
一位60歲+的同事已經有了一個被感染後的計劃：查看疫情地圖，找附近城市裡面病例最少的地區。然後，她會開車去那裡看病，祈禱醫生在診斷的時候不會考慮她的年齡。
我發現越來越多的醫生因這種病毒住院。我從全國各地的同事那裡收到各種短信，都是有關感染和住院的醫生的，他們有些躺在ICU中，有些正在被插管。
我看著身旁被重複使用過的口罩。它似乎還沒有被弄髒，於是我把它戴回自己的臉上。
（圖源：NYC）
3月26日
紐約新冠確診案例：23112
我休息了幾天。返回醫院的前一天晚上，一位同事在群裡說，她的一名49歲的新冠患者在急症室等床位的時候，就這麼死在了椅子上面。甚至沒有人知道他死前是否喘氣了。
上班路上，我在廣播中聽到紐約市另一家醫院的一名48歲護士死於新冠。有人告訴我我們醫院的麻醉師現在也在用呼吸機呼吸。
當我走進醫院大門時，我已經認不出急診室了。隨處可見不同年齡的患者插著呼吸機呼吸。這個景象讓人感到振奮又壓抑。
急症室很安靜，已經有一個星期不允許家屬進入了，大多數病人都病得無法說話。少數沒有用呼吸管並且能夠咳嗽的人也被他們的口罩遮住了。大廳裡只有氧氣罐嘶嘶嘶的聲音。
(圖源：politico)
我輪班幾個小時後，一位護士來找我。她崩潰了，淚水從發紅的，有印記的臉頰上流下來。她抽泣說著憤怒，沮喪和悲傷的話。她已被壓垮了。我想擁抱她，但不能。
此後不久，有人問我：“醫生，可以把病人帶去太平間嗎？” 我和另一位值班的醫生互相看著對方：太平間？誰死了？原來是一位正在等待住院床位的患者剛死了，我們幾個都沒發現。
新冠患者幾天前的時候還很少，但是突然之間，我們好像突然變成了一家意大利醫院，一家新冠醫院。幾乎每個患者的測試回來都是陽性。偶爾看到幾個陰性結果我才會感到奇怪。
（圖源：NYT）
由於急症室爆滿，那些陽性患者和等待測試結果的健康人都在一個房間裡面。即使我們有和患者的暴露史，如果沒有出現症狀我們還是得繼續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裡第一次照鏡子。我的眼睛充滿了血絲。深深的勒痕橫穿我的臉頰。鼻樑上也有擦傷。我只想躺在床上不省人事，但我還是強迫自己洗了澡。
當我重新打開手機時，意大利貝加莫的一位護士Stefania Cornelli給我發短信說她出車禍了。車輛是報廢了，但她受傷不嚴重。對她來說，這場危機已經過去了一個月。她寫道：“我們太累了，不論怎麼睡疲憊也消失不了。”
“我覺得我真的要看看心理醫生了。”
（圖源：NYT）
3月28日
紐約新冠確診案例：30766
第二天我上班時，一位通宵插著呼吸管的病人醒來，想要把管子拔掉。她神志不清，大腦缺氧，還把靜脈輸液管拔出來了。痰，血和汗水在房間裡四處紛飛。
我下意識跑來幫忙，但又強迫自己停下來，穿上所有防護設備。好熱啊，我馬上就開始出汗。我們想辦法重新給她插呼吸管，並更換了她的靜脈輸液管，她終於安全地轉入ICU。經過了一個小時的工作，我頭暈目眩，但是現在摘下口罩和喝水還為時過早。接下來的12個小時我該怎麼熬過去？
（圖源：NYT）
上班六小時後，我第一次上廁所。我在沒有通風的浴室裡站了一會兒，把口罩從臉上拉開。空氣不是新鮮的，但氧氣湧進我的肺裡感覺很棒。在口罩重新壓在臉上前，我用鼻子吸了一大口氣。
當我下班的時候，我也會感覺臉上還戴著面具。一睡醒，還以為口罩戴在臉上，想要調整它的位置。
我想好好保存我的防護設備，但這都是徒勞的。在急診室時，我消毒，戴手套，摘下手套，再消毒。我必須觸摸門把手才能進入工作間寫我的臨床日誌。
我不能再消毒了，因為已經沒有便攜式洗手液了。當我不小心碰到臉時會很慌亂，我不知道我怎麼能忘記禁忌，下意識去做這個動作。有時，我不記得我手上的手套是乾淨的還是髒的。
（圖源：NYT）
在我的輪班結束時，每個病人都開始融合成一個病人的樣子。“發燒和咳嗽”，“發燒，咳嗽和呼吸急促”，“咳嗽和呼吸困難”。“由醫生辦公室診斷為新冠”，“由急救檢測診斷為新冠。” 太多以至於我無法再記住他們每個人了。通常我都會通過病人的臉來記住他們，但現在他們都戴著口罩，所以我看到的只有他們的眼睛，而現在他們通常閉著眼睛。
（圖源：NYT）
一位同事告訴我，她不得不推開一具死屍，然後為一個需要插管的新病人插上呼吸機。
人就是這樣離開這個世界的嗎？我感覺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I.C.U.已經滿了，急診已經滿了——我看不到盡頭。當我陷入這樣的情緒之後，我的本能是立刻撕下口罩離開醫院。
然後我試著勸自己：這就像跑步一樣。剛開始的肺會燒得疼，腿會疼，但當你跑到一個節奏時，你就會感覺好一些，你知道你可以繼續跑好幾英里。
（圖源：NYT）
我又想起了那個我負責插管的老人，當時疫情還不嚴重。如果讓我重新選擇，我不會給他插管了。我會把呼吸機留給其他人。我會不顧家人的要求，希望他們能理解。
我相信，很明顯，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果我們不採取極端的醫療干預措施，我們無論如何也救不了病人。
當到達臨界點時，人就麻木了。我忘記了他們是一個人，沒有什麼特別的細節能把一個人和另一個人分開，因為他們都有同樣的症狀，同樣的歷史，直到他們一起惡化，變成氣喘吁吁的軀殼。
我是他們死前最後一個見到的人，我不是他們的家人，我也不會記得他們，因為會有更多像他們一樣的人。這會變成例行公事。
（圖源：NYT）
3月30日
紐約新冠確診案例：38087
有一天，我看到一個慈父般的男人，他說話輕聲細語，笑容甜美，進來時含氧量低至75%。他說，他感覺很好，呼吸也順暢，只是有點累。別擔心，他說。我認為他會很好，因為他看起來很好。
第二天我回到急診室，發現他的情況很令人困惑。即使戴著氧氣面罩，他也無法維持90%以上的含氧量。他先前決定不採取特別措施來挽救自己的生命；他不想用呼吸機。他的家人很清楚他的願望，所以我們就打些嗎啡讓他舒服一點。
我想陪著他，但還有更多的病人，更年輕的病人，不斷地進來，呼吸困難。我得照顧他們。最終，疾病戰勝了他，新病人有了生的機會。我不想那樣想，但這是我們新形勢下令人沮喪的事實。
我希望嗎啡足以模糊他孤獨的現實。我強迫自己不要再去想他。我太擔心新病人了，我再也沒有花時間檢查他。我下班時太累了，也來不及跟他說再見。那天深夜，他去世了...
（圖源：CNN）
...我一直聽說“拐點”這個詞，我們離到達還有幾周的時間。我再也受不了這個詞了，拐點，什麼時候來？我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到？如果病例開始減緩，然後又增加怎麼辦？但是我還要說服自己度過下一個小時，怎麼還能想得那麼遠呢？
三月的最後一天，我收到了杜卡和他的同事發來的幾條短信。他們第一次看到了曙光：新病人的數量似乎終於在減少。在我從世界各地的朋友和陌生人那裡收到的所有信息中，是這些讓我堅持下去。現在這麼糟糕，但總有一天會結束的。可，那會是什麼時候呢？
4月1日
紐約新冠確診案例：47440
傍晚時分，我快換班時，一個50多歲的金髮女人走進急診室，她和護士聊起了她一週的發燒和咳嗽，但是當心電圖檢查完成時，她突然沒有了意識，她失去了脈搏。我們把她從不規則的、快速的心律中驚醒，用一根呼吸管放進她的喉嚨，開始注射多種靜脈藥物來刺激她的心臟，收縮她的血管。
那天晚些時，我收到一個60多歲的同事的短信說：“就像是世界末日。你搶救的那個人比我還小6歲。”
第二天早上，當我準備上班時，我慌了：我昨晚從醫院回家時可能沒有洗澡，我完全回憶不起來了。我簡直斷片了。我睡暈了嗎？我被感染了嗎？我應該換床單，打掃房間嗎？但我得去醫院換班。我現在對此無能為力。看命吧。
（圖源：NYT）
到急診室查了一下昨天那個女人的病歷。我非常希望能發短信給我的同事，告訴他病人一切正常，我們都會好起來的。
當我打開她的病歷表時，電腦屏幕上閃過一個警告：“你正在輸入一位已故病人的病歷。確定要繼續嗎？”她都沒撐到天亮。
(圖源：NYP)
一位89歲的病人被救護車送來，她的小臉大部分都被氧氣面罩覆蓋。我不認為她能說出話，但她可以，她告訴我：“我不想要呼吸管。我快90歲了。我還活著。”
...病人仍然醒著，和我交流。我用手機給病人家屬打電話。她的侄女來了，她光滑的臉頰上閃爍著淚光。她試著樂觀地打個招呼，但我的病人還是知道到底會發生什麼。
“都別哭了”老太太說，“他們在這裡很照顧我。”我們都在淚水中微微笑出來了一點。我給病人注射了一些嗎啡。她的呼吸變得輕鬆多了。
我到處跑，想照顧更多的病人。我不確定我所做的是否有什麼不同。
（圖源：NYP）
我在想比起我的治療，家屬視頻電話可能更有用。三個小時後，我又掏出手機幫病人給侄女打電話。
“我愛你，”她對姑姑說。我的病人半睜著眼睛。“我也愛你，”她慢慢地回答，現在她的聲音明顯變弱了。我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她抓住我的手指，告訴我她感覺受到了照顧。她不想放手。我也不想。我低頭看著我戴著紫色手套的手握著她的手，嬌嫩而瘦骨嶙峋。我討厭讓她感覺到的是人造橡膠的觸感，因為她在離世之前還得不到真正的人的觸摸。
第二天早上，一個及時的短信從意大利傳來。“求求你，不要放棄，”倫巴第的護士寫道。“我們的工作很困難，但卻是最美的。”
（圖源：NYP）
我們試著讓一些病人肚子朝下趴著。我第一次聽說這個說法是在幾周前...據說可以幫助插管的病人...我看到一個病人的氧氣水平因此上升。它起作用了，我興奮地大叫。有些東西真的有用！...
那天晚些時候，一個同事把我拉到一邊。她小聲說，本週紐約市又有一個培訓項目的醫護死於新冠。我在網上搜索沒找到任何新聞，也許是謠言吧，我在入睡前告訴自己。
第二天早上，我在推特上看到了帖子。他才26歲。到了晚上，又有一個醫護去世了。在Twitter上，我看到底特律一位口腔外科醫師已經死亡。“克里斯托弗·費利特。”我大聲念出他的名字，我看著他的照片，我想紀念他的死。
我希望人們知道，我不希望這些醫生無聲無息地死亡。
（圖源：NYT）
4月5日
紐約新冠確診案例：67552
我與家人朋友幾乎沒有交流了。很難向他們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向每個人描述醫院裡發生的事情。我和我的同事交流——他們只需一個眼神或三個字就能瞭解我的感受。
即使費城、波士頓、洛杉磯的醫生朋友，交流也像隔著牆。其他地區的人都不知道倫巴第發生了什麼。另一個城市的人能理解紐約發生了什麼嗎？
我碰巧被分配到一家醫院幫忙，一打開急診室的門，就感到了視覺和嗅覺上的刺激。
病人現在被三倍地塞到單人隔間裡，隔簾全部拉開。在一個房間裡，三名看上去80多歲的男子並排坐在病床上，每個人都戴著氧氣面罩，神志不清，虛弱的四肢在空中擺動。有些人在自己的糞便裡躺了一天。一些病人的病床輪子周圍堆了一灘尿。
護士們都感到噁心，剩下的人正在盡力應付。
（圖源：Politico）
...本週，我們的員工健康服務部門終於開始對出現症狀的醫務人員進行檢測。不過，我還是希望即使是沒有症狀的醫護，也能定期接受消毒和檢查，這樣我們就不會不經意地把病毒傳染給病人。我們中的一些人也渴望有抗體檢測，如果我們有了抗體，那就有了安全感，儘管現在對免疫的事情下定論可能還為時過早。
在急診室，我碰到兩個同事，他們已經從新冠中痊癒，現在又開始工作了。我們急診室的同事從icu出來了，我在臉書上看到她吃飯和微笑的照片。
(圖源：New Yorker)
第二天，我在推特上又看到新澤西州70歲的醫生詹姆斯普魯登住了近一個月院後即將出院。他是美國第一批因新冠感染住院的醫生之一。我當時不認為他能活下來，因為他的年齡和他的病情。在一段視頻中，穿著藍色襯衫的普魯登被推出來，精力充沛地指著周圍的人群。
我從沒見過他，但我立馬哭了，我重看了4遍視頻。然後我把這條發給了一位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他回答說：...“如果他能做到，我們肯定能做到。”
（圖源：clickorlando）
不過，同一天晚些時候，我收到一條短信，說我們的急診室還有幾個醫護人員住院，需要氧氣。我知道幾天前又有一個同事死了。更多的同事在家裡出現了症狀。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注意到輪班時聊的話題在變化。關於生死掙扎和死亡的對話在我身邊迴盪，這是我聽到的唯一的聊天主題。
圖源：NYT
...作為一名醫生，我從未曾覺得自己這麼沒用過。而我能做的一件事——在最終我認為最重要的事：就是首先要去做一個人，為了這些病人，為了他們的家人。
“保持人性很痛苦，但這是我繼續工作的唯一動力”。這已經不是度過一天或一週的事了，我們深陷其中，無休無止。我們必須直麵人性才能在這場疫情中倖存下來——即便這樣做是如此的痛苦難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