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惟願以愛度此生

如果瀕臨絕境，你會做些什麼？如果看到死亡，你會如何面對？當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被突然打斷時，你會逃離，還是抗爭？

法國哲學家、文學家加繆在他的代表作品《鼠疫》中，就為我們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座被鼠疫攻陷的城，一群被死亡纏繞的人。如果我們想要真正認識一個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在死亡時會做出怎樣的選擇——當人們的生命卑微如螻蟻時，他們的靈魂才會顯露如白紙。

一部好的作品，除了講述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歸根到底，是因為故事裡那些人物打動了我們。《鼠疫》這部作品之所以能獲得世人讚譽，除了加繆在其中想要表達的哲學思想外，也是因為書中人物的性格特徵是對現實世界中人類行為的高度凝練。

裡厄作為故事的見證者和敘述者，整部作品很少有他的內心獨白，但這個人物卻最令人動容。因為作者在他身上賦予了最崇高的理想：無愛的世界猶如死亡世界。其實他代表了現實世界中的大多數人們，平凡普通，兢兢業業，有一個體弱多病的妻子，一個安詳慈愛的母親。作為一個醫生，在鼠疫爆發後，他挺身而出，救助病人，與他的朋友們一起投入戰鬥，最終疫情得到控制，城市恢復生機。

塔魯也是故事的見證者之一，他代表了現實世界中聖徒式的人物。因為從小目睹自己的法官父親判決犯人死刑，他與自己的家庭決裂，從事各種社會運動，他認為個體生命應該得到足夠尊重，他極力主張廢除死刑，卻無可奈何的發現，即使在沒有疫病的美好歲月，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鼠疫”病人，因為稍不留意，就可能直接或間接的導致別人死亡。他極力捍衛個體生命，卻不得不承認“自己有時充當了謀殺者”。他以大無畏的精神投入到抗擊鼠疫的這場戰爭中去，卻在鼠疫消退之時染病身亡。作者似是想告訴我們：

朗貝爾則代表了大多數普通民眾，他本是一個偶到此地的記者，原本就不屬於這個城市，卻被突發的疫情困在此地，在他絞盡腦汁想盡辦法就要離開被封鎖的疫城時，卻突然決定留下來，與裡厄一起並肩戰鬥。他本可以一走了之去與戀人相見，但在最後關頭卻選擇去做一個戰士。即便他就此離去也絕對無可厚非，沒人會因此而責備他，裡厄告訴他追求幸福並不可恥，但他卻說出那句最令我動容的話：只是獨享幸福，可能問心有愧——在災難面前，人類取勝的有力武器就是，心中充滿大愛。

格朗則是政府機構中的一個底層職員，他清貧木訥，勤勉踏實，數十年如一日的做著自己的工作，哪裡需要他，他就去哪裡。他深愛著自己的妻子，卻難逃被傷害的命運。於是他執著地想要完成一部曠世作品，他糾結於每一個形容詞的使用，所以他的作品永遠停留在第一句。最後，他終於對裡厄說：我去掉了所有形容詞——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在心裡為自己套上枷鎖，當我們不再畫地為牢時，才能輕裝前行。

科塔爾則代表了現實世界中的陰暗與醜陋，他在疫情肆虐前因為犯罪而險些上吊自殺，幸得裡厄與格朗及時相救。他樂於看到疫情蔓延，因為當警察都自身難保的時候，自然不會有人來追究他的責任。所以在疫情結束後，他最終走向毀滅。

神甫帕納盧則代表了作者對宗教領域的探討。書中神甫進行了兩次佈道，第一次佈道時，面對鼠疫肆虐，他認為鼠疫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我們有罪，所以上帝要懲罰，我們只有接受，他希望人們接受上帝的安排，聽從上帝的旨意；第二次佈道則是在他參加了志願防疫隊，親眼目睹了一個孩子在疫病折磨下痛苦喪生的全部過程，此時他的思想已發生了轉變：既然災難已經降臨且無法避免，那麼人們要做的，就是去愛這種上帝給予的痛苦——前者是消極接受，後者則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包容。神甫在身染鼠疫病重彌留時，依然堅持不叫醫生而選擇死亡。“一個神甫應不應該叫醫生？”他用自己的行動給出了答案：他在“全信”與“全不信”之間，選擇了“全信”。加繆沒有否定宗教，但也指出宗教在某些時候的侷限性，比如戰爭與疫病。在面臨極端絕望的情況時，人們更願意相信迷信而非宗教。

我們往往會發現這個世界很多時候都充滿荒誕意味，但加繆告訴我們：“發現荒謬並不是終點，而是一個開端。”“作家可以描述荒誕，但自己並不絕望”，他筆下的文字也始終閃耀著人道主義光輝：“即便我們不能完全阻止暴力的存在，也要努力阻止一切使暴力合法化的因素”。

所以，如何選擇對待這個世界的方式，加繆給我們的回答是：惟願以愛度此生。心懷善意，溫暖世界，愛這個並不完美的世界，做好每一件我們能做好的小事。如此，才可說不負韶華，不枉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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