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時期讀了加繆的《鼠疫》，書裡最後一句話提到：“鼠疫到底是什麼？鼠疫就是生活，不過如此。”也許在一開始，我們並沒有在意這場災難，直到它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時，在這場共克時艱的戰爭中，我們既窺見了蝸居在泥潭裡的黑暗，又看到了那點點的微光從裂縫中透進，疫情是一面鏡子，照出了世間百態。
如果此時探討“鼠疫”到底在象徵著什麼，也許因為一切虛無，所以它可以代表一切，而在此時此景下，那些醜陋，骯髒，就像這場疾病一樣，肆虐著神州大地，這面鏡子當中，那些數不勝數的惡意悄然而至。
無良的黑心商家，坐地起價的口罩，因無知恐慌而“虐殺”他人的人，無不透漏出一種深切的無知，但最讓我感到無奈與迫切的是，如赫胥黎擔心的一樣：“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這場災難本就給我們帶來了無妄的痛苦，但即使是在這樣的特殊時期，也總有人想方設法轉移人們的注意力，並且誘使我們每個人開始自尋煩惱，然後帶著憤慨的情緒和激烈的語言來做“鬥爭”。“世間的罪惡，幾乎總是來自愚昧無知，善意如不明智，就可能跟邪惡造成同樣的傷害”，我十分贊同《鼠疫》裡如此對善惡的定義，在一個傳媒時代，我們固然擁有著言論的自由與伸張正義的權利，但在如此的環境之下，何為真實，何為正確，一句很老套的話，從未有真切的感同身受，程度較淺來說，我們用自己的知識體系和思維模式加上對眼前信息的處理，進行了一場正義的發聲，但它很有可能並不代表真正的真相，從而誤入一些“傳媒人”的圈套，因此愚昧的善良引發的可能是更深的罪惡。
再言：“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和家本就一體，在多數情況下，媒體往往代表著多數人的公共利益，，它能夠促進完善政府的一些措施，而政府也可以通過媒體來解讀社會，兩者相互推動，其樂融融，但也不排除一些人追求絕對的“自由”，過分渲染社會問題，輕率詆譭任何一個“出頭”的人，以求得關注和他人的“共情”，如此之負能量，將真正的真相掩埋，我們發聲是為了提出問題，進行自我的情感維護，但不慎卻會成為一些人利用的“利器”，成為殺害的元兇。“人無知只有程度之分”，在沒有明察秋毫的情況下，也許反思和沉默是最有所裨益的做法。
最後，我們大聲高歌和讚美，在這場戰爭中獻身和付出的所有英雄們，但是有些時候過分的抬高義舉，或者把一些別人忍痛而行的行為當作宣傳來標榜，會不會去間接的肯定罪惡，因為這不禁讓人想到，正是善行的罕見，才變得如此寶貴，那麼人情的冷漠與邪惡是不是就是常態？關於回答仁者見仁，不置可否。但是我想習慣了社會對好壞的劃分，承認了社會的獎懲制度，所以在特殊時期，一些標榜著善良的形式主義和英雄主義大行其道，然後進行捆綁救世，但最終目的的語焉不詳。所以像《鼠疫》裡面的敘述者，秉著客觀記錄的心態，去真實反應這樣一種情況，沒有渲染，沒有溢美，只是於他而言，與那些奮鬥在一線的英雄們而言，是必須而為，近乎一種生理本能的反應，這是在踐行真理，而踐行真理不就是一個順理成章的事情嗎？言此，不是在批判哪一種主義，只是希望我們未來發自內心願意為之，並且可以純粹的本能的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已經足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