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家坝街位于成都市中心,黄金口岸。过去,它西起东城根上街,东抵西华门街北头,长约185公尺。在它的中间,有一条支街,叫横金家坝,约长100公尺。正、支街相加,像一个大的“刀字。以前,此街街面不宽,约五六公尺,若两部汽车相错,通常一部必须靠边停下,另一部才能慢慢挪过。昔时,此街全是旧式平房,一楼底,临街铺面都是可以上下的木板,70年代后有些才替以砖墙。金家坝还有18个大小不等的院子。全街门牌编号迄103号,共住着约270户、1000余人。这条街的居民,过去主要是下层劳动者。在1986年至1990年,短短的几年内,简陋平房变成了豪华楼厦;绝大多数老住户被搬到了西门外的青羊、白果林小区等地,这里变成了衙门和官邸,变了街形、换了街貌、易了主人。在这次大撤迁中,我们被迁到了青羊小区。12年来,每当我们路过金家坝时,一些记忆便涌出来。这些往事虽都过去了,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变迁,都铭刻着历史的轮迹。金家坝这条街主要是分两次形成的。这里原是少城(又称满城)东边城墙外与皇城御河之间的空地。清代晚期,有一个姓金的官员首先在这里修建了一个大院(即原40号院子的前身),其他人又接着在它的东边修房子、修院子,逐渐形成一条由东到西的街,因金家大院前有一大坝子,取名金家坝。在清王朝结束前几年,现东胜街东头的少城城墙垮塌,大城与少城的很多百姓为图近便,便从这里进出,由是很快形成一条西北至东南向的斜路,并出现一个新地名,叫“垮城墙”。不久,一个姓詹的房地产商沿这条路两边建房,连接“垮城墙”与金家大院(即后来的金家坝50号至83号)。金家坝的东邻马道街建有天主堂。天主堂在附近的街道有许多房产,租住这些房屋的居民必须是基督教徒。这是当时天主堂发展势力的方法之一。当时天主堂曾试图全部收买詹某所建的新房,遭到詹某的坚决抵制。詹某说他情愿将房子便宜一点卖给中国人,也不愿卖给外国人。他在当时被视为具有民族气节的房地产商。
解放前的成都
民国初年,金姓官员卖房搬走。房地产商詹家势大。他大摆链席,尽请街邻,欲将金家坝改名为詹家坝。天主堂却勾通政府官员出面反对,致使改名未成。故当时金家坝的一些居民对天主堂的洋人有成见,如称“天主堂”中的传教士为“洋和尚”,称修女为“洋尼姑”。金家坝的居民中也有少数几家是基督教徒,但他们在金家坝总是小心处事,绝不像马道街的基督徒们那样得意。在金家坝,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金家坝茶铺”。这是一个中型茶馆。它位于金家坝街的中部,是附近几条街男人们的休息、娱乐、交流中心。在我的童年时代,即五六十年代之交,我的父亲、伯父常带我到茶馆喝茶。当时,这里每晚都要在楼上开评书专场。我的伯父、父亲都是评书迷,每晚都带着我来听评书。我在这里较系统地听完了《七侠五义》、《八阵图》、《说岳全传》、《杨家将》等,第一次较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
在茶铺对面,是一家两开间的肉铺。在,“开放改革”前,即在50-70年代,在实行“定量供应”凭“号号票供应猪肉的年代,这里一直是附近居民高度关心的中心。当时,一些人为了确保能买到肉,往往在前一天晚上便开始在此通宵排队。排队时,为了防止有人“卡位”,还自发地发票编号。
在茶铺的西边,60年代曾开有一家杂货铺,在“三年困难时期”,这里的糖果糕点也引人瞩目。当时也需要凭“号号票”才能买到。大约在70年代,这里又改卖小吃。在它的街对面,从40~70年代一直开有一家小酒店。我的伯父讲,早年他们三兄弟常常一起来饮酒。以前这酒店系胡大爷的私产,50年代初“公私合营”时,这酒店的使用权便改属市饮食服务公司了。
贩盐
在金家坝有一家规模较大的菜铺,它位于与仁寿巷、寿安街相交的路口,即在金家坝的“坝子”上。这个菜铺的原主人姓陈,人称“陈卖菜”,家居楼上,楼下卖菜。50年代公私合营时,陈卖菜已50多岁,被迫将菜铺的六大间房的使用权交了出去,转为合营,后来又转为国营。陈老汉一家则在金家坝58号租房居住。陈卖菜眼看着自己奋斗了几十年的成果化为乌有,心痛成疾,在公私合营几年后便死了。六七十年代国营垄断菜市,这里是排队的当然热地。在我的童年时代,大人们常叫我在其附近玩耍,一看到架架车拉菜来,或及时通风报信,或直接跑在前面排队。在菜铺的西边,五六十年代曾有一家豆腐凉粉店,也是陈卖菜交出的铺面之一。在定量供应粮食时期,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这里卖的米凉粉、煮豌豆、煮红豆,曾是许多人通夜排队,争相购买的对象。
豆花担子
金家坝的煤铺占了两间铺面。从60年代金家坝及其附近的居民普遍烧煤起,这里也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这煤铺原是隔壁黎家的米铺,它的使用权也是在“公私合营”时交出去的。到大撤迁前为止特别是在烧“蜂窝煤”的年代,这里也是大家排队的地方。我邻居中的许多婆婆姆姆们,为了买到稍好一点的蜂窝煤(如煤质好一点的,打得紧一点的,掺的黄泥巴少一点的),都想着法子和这里的女售货员搞好关系。
金家坝的东头南边,即1号住户陈伯川,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物。一直到60年代初期,他家一直在养猪。他将两间临街的房子建为猪圈,养了十几头猪。我和许多小朋友常去看猪,那里的一头特大肥白猪给人印象特深。后来,卫生部门禁止城内居民养猪,陈伯川便将猪卖了一个好价钱,用这笔钱在近邻的字库街买了几间房子。他此后参加了“西御河街道运输组拉架架车。他有七个儿女大儿绰号“牛儿子,常跟其“拉边边。“文革”开始后,“牛儿子”曾想去参加造反组织,被老爹一顿乱骂,又乖乖地拉边边了。后来“牛儿子”参加工作了,他那从农村娶来的媳妇又接班拉边边。陈伯川拉架架车的趣事很多。如1965年春,他与运输组的三部架架车为一个机关食堂拉煤。第一天中午拉到后,他们向前来验收的食堂干部说:是否可以顺便在这里买顿午餐吃。但这干部却打着官腔说哦,对不起呀。现在啥事都要事先计划,我们没有计划你们在这里吃饭。“陈伯川等也不开腔,但次日在煤场装煤时,便不再选出夹石,并有意选一些夹石拉去。两三天后,食堂因煤中夹石太多,难以正常煮饭炒菜,一炊事员责问:煤中昨有这么多夹石,能不能在装煤时将夹石选出?陈伯川也学着那干部的官腔说:“哦,对不起呀现在啥事都要先计划,我们没有选煤的计划。”第二天,陈伯川等拉拢时,那干部笑眯眯地迎着说:“哦,对不起呀,我们现在有计划了,欢迎你们在此买饭。“陈伯川等吃饭后,对那干部说:“我们也有计划了,选一下煤。
金家坝4号是一个院子,住有十几家人。里面有一位马婆婆。这是一位70岁左右的家庭妇女,金家坝居委会主任。记得在50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前,她每晚都坚持“喊街”,提醒大家注意防火防盗等;邻里纠纷、两口子打架,她都及时调解;有的小孩生病大人未及时送医等,她也及时督促家长送医。金家坝15号是一个小院,住着兄弟两家人。其弟50年代曾任本市某中学校的校长,1957年划为右派,劳改了几年,释放后拉架架车为生。她的妻子为小学教师,丈夫落难后,有人欲逼她离婚。但她始终不渝。丈夫拉架架车后,她也不以为耻,仍尽力照顾好丈夫,并教育子女敬重父亲,在全街传为美谈。在金家坝,丈夫被劳改或划为右派者还有五六家,妻子都没提出离婚,都能在关键时刻默默地把家庭大厦撑起。金家坝的这种街风,被很多人称羡。金家坝50号,住着一位姓马的老先生。他是50年代本市某宗教界的一个“开明人士”。他过去曾拥有独院和几间铺面房。解放初,从“减租退押”运动开始,成都的有钱人家中刮起卖房风,售价之便宜,我们现在难以想象。比如说,我们的母亲那时在金家坝12号大院中买了两间有地板的房子,它仅相当于一个拉黄包车工人几天的收入。在这种贱卖风中,马老先生也很想卖房子,四处托人说情,偏偏卖不出去,最后他干脆除自己住的两间房子外,其余的统统捐赠给政府。房管部门便将这些“公房”分给十余家人住,包括他的独院也先后分了三四家人进去。但他没想到的是,他捐房时只有四个子女,后来又生了四个子女,孩子们一天天大了,结婚后也没有单独房间,老小皆为住房发愁。马老先生总是教育孩子忍着。“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是哪一家住户从自己厨房的地下挖出了一枝老式步枪,上缴给红卫兵。红卫兵们又将马老先生“批斗”了好多次。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1986年,他家在撤迁时,因子女众多,住房不够,又重新出钱将捐出的住房面积购回来。在金家坝53号住着王家。该家的主妇王姆姆是一个医治丈夫恶习的传奇人物。在40年代,她原是四川一个山区的农妇,家有丈夫和两个儿女。但丈夫太不争气,吸上了鸦片烟,不过问家务,不管妻儿老小的死活,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家产都卖了抽大烟。王姆姆曾请老辈子、亲朋等多次对丈夫劝说帮助,都无济于事。
架架车经过街口
王姆姆终于忍无可忍,便将丈夫卖了壮丁(即卖给军队当兵)。丈夫从此杳无音信。又过了两年,王姆姆发现自己一个年轻女人要带两个孩子,又要种田,真忙不过来,再加山区实在太穷,匪祸又多,就把两个孩子丢在婆家,单身一人到成都一个大户人家当佣人。不久,她与同在这个公馆帮人的人力车夫王某相熟,又结了婚。结婚后才发现丈夫好赌,多次好言相劝亦无济于事。一次,丈夫又输了钱回来,她堵着门不许他进,丈夫一再发誓保证以后不再赌,她也不信。最后,丈夫用菜刀砍下一节手指,她才让他进了屋。从此,丈夫真的不再赌博了。不久成都解放,她与丈夫在金家坝租了房子,从此成为金家坝的居民。1983年夏,她无疾而终。
金家坝56号的户主罗森云,我们的伯父、养父。罗森云的老家在遂宁县兰江河罗布沟。1933年,他20余岁时到成都闯天下,被抓了壮丁,在邓锡侯部当兵。当时邓部正在川北攻打徐向前。他被送到川北前线当伙夫。一天他趁上山砍柴时逃了出来,再次来到成都,在同宗兄弟帮助下,在金家坝租了一间房子,以拉黄包车为生,不久便买下这间房子。在1940年至1955年这段时间,他的哥哥,弟弟及老家的许多同宗兄弟、亲朋好友纷纷到成都谋生,多寄居于此。
街边小娃儿
金家坝56号为26平方米的一楼一底的平房,最多时住有十余人。罗森云对来者皆尽力帮助。他一生节俭,特别能吃苦耐劳。性情耿直,热情助人,又经常上当受骗。1948年前后,有一“老乡”找别人借钱时,在茶馆中遇见他,便请他当“担保人”。他因情面上抹不过去,便在“契约”上签了字。结果不久,借钱人失去了踪影,由他全部代赔,几乎倾家荡产。当邻居有困难时,他也尽量给以帮助。约在1965年前后,被“下放”到农村的丁姆姆一家想回成都,来找他帮忙找房子,他便将自己的厨房让给他们住。在金家坝57号,前后住有两家人。住在前面的姓赖补锅匠人称赖补锅。赖补锅在三四十年代青少年时,曾很认真地学过武打。50年代,他与老伴一同参加了合作社。60年代,他夫妻俩曾度退出合作社,在家里自己补锅,还招了一个女徒弟。女徒弟除了学补锅外,还帮做各种家务事。赖补锅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晨鸡鸣即起,先练武习拳,翻跟斗,打倒提,至70多岁仍坚持不懈;练完武后,还常拿一本线装书坐在街沿上,长声吆吆地唱读一阵。金家坝的男人们都很少做家务事,但有一人例外,这就是住在60号的张万忠。张伯伯以漆匠为业,少年时曾学武打。他原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1939年,日军轰炸成都时,成都人全城“跑警报”。他带着妻子,挑着行李和两个小孩一口气跑了五六十里,从成都一直跑拢双流黄水河,又返回成都挑家具等。40年代初,他参加成都的“打金章”赛,硬把一个有名的拳师打下了擂台。
打金章奖牌
但他刚离开擂台不远,那拳师及其兄弟伙便围过来,用枪将他逼着,一阵暴打,又用枪逼他跪下向那拳师赔礼。他想到家中老婆及两个孩子,便向那人赔了礼。从此,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只默默做事,很少说话。50年代公私合营后,他被分配到成都市家具厂当漆匠。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只干活,不说话,“文革”中也不参加任何组织。在家里也逐步演变为一切听老伴的,并主动做各种家务事。他常常一人坐在门口,慢慢地补着自己的衣服。对街邻,见了任何小娃娃都笑容可掬。他老伴由此养成了管事的习惯,他家的女儿们也由此养成了女强人性格。
金家坝的74号住着邬家五口。男人邬川泽,竹匠,善编竹席等,人称“邬笆子”1957年,一个常卖竹子给他的农民因盗砍“合作社”的竹子被捕,竟连坐到他这买竹人。他也被抓了进去,并仅仅因为此事被扣上“破坏合作社”的帽子,判了长达8年的徒刑。这可苦了他一家人。他老伴本无工作,丈夫编席子时就当帮手,现在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三个儿子中最大的五岁,最小的刚出生。她最先是捡垃圾,后来又参加了一个街道生产组,靠最低收入维持着全家的吃饭,仅仅只是吃饭。她的大儿与我同学,我记得在小学二三年级时,他还穿着在四五岁时的开档裤。小儿子在一岁多时发高烧,无钱治疗,转为小儿麻痹症,终身残废。
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金家坝的街貌并没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在文革初期的“红海洋”浪潮中,街道居委会组织人将每家的木门壁上划一块出来涂上红漆,在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
1966年秋,金家坝的许多家庭中都有人参加了工人或红卫兵造反组织。当时,我正好读完小学五年级,与街上的十多个在仁厚街小学读书的小学生因没地方参加红卫兵,便自己组织了一个红色风暴”红小兵组织。我们这个组织最初做的事情主要是帮中学的红卫兵散发传单,偶尔也翻刻一点传单。到9-10月间,红卫兵开始大规模“步行串联”。我们十余个小学生没有串联资格,便模仿哥哥姐姐,自己组织步行到大邑县安仁镇,参观了刘文彩地主庄园。当时我们都是11-13岁的小娃娃,在没有一个大人的情况下,我们自己排队从成都出发,在路上走了两天半才到达安仁镇,在安仁参观、体息了三天后才搭车回成都。约在11月,“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市建委分团”的一个小伙子来找我们联系,让我们跟随他们活动,主要任务是帮他们散传单,另外在开大会时,则派两个红小兵拿着《毛主席语录》本站在毛主席像的两边。1967年“二月镇反事件发生后,我们这个红小兵组织便自动解散了。
红小兵组织
前面提到的肉铺为前店后宅,住在后面的是一陈姓人家。该家的二儿绰号“二莽”,是有名的“费头子”娃娃。“文化大革命”初期,成都的“造反派”与“保皇派”互攻,经常发生武斗。成都西郊的132厂是“保皇派”“成都产业军”的大本营之一。1967年5月6日,成都的造反派组织与132厂的“产业军”发生摩擦,转为武斗,轰动全市。二莽当时仅14岁,也跑到现场看闹热。132厂的产业军”与前来进攻的造反派发生枪战,打死打伤数十人。二莽也被飞弹打死。造反派封他为“烈士”,很热闹了一阵子。
文革”对金家坝这些普通家庭来说,影响最大的恐怕要算知青“上山下乡”和“支边”了。1968年秋,开始了第一批中学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在这股潮流中,金家坝有20多名中学生到了农村。1971年春夏,金家坝又有20多名中学生到了云南边疆农场。此外,还有许多零星下乡的知青。但此中的悲欢离合和恩恩怨怨的故事除给当事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外,于局外人已属见惯不惊更何况上述金家坝旧事已成过眼云烟,笔者也只好打住不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