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出生于浙江山阴（今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村）的汤寿潜，原名震，字蛰先，一字蜇仙，是清末民初响当当的大人物。他身居要职但生活简朴，世人称他为“布衣都督”
。1890年，汤寿潜发表《危言》四卷，宣传肃食倡兼、维新变法、兴办教育、修筑铁路、整顿财税、加强国防，受到光绪帝及其老师翁同和称赞，蜚声海内。
1906年，在西方新思潮影响下，他提出“采西法而变通之”，把西方的议会制改为中国的立宪制，跟提倡实业救国的末代状元张謇一起组织预备立宪会而名噪大江南北，成为清末立宪党首领之一。
汤寿潜
一生重才，选了两个乘龙快婿
汤寿潜的《危言》以维新变法为途径，以醒世拯民为目的。而要变法、要拯民，就一定要有人才，因此他十分重视人才，在《危言》中一再疾呼：“贫于财之非贫，而贫于才之谓贫”“人知中国之财所由贫，而不知中国之财之贫，枢纽于中国之才之贫也。”
1898年，当他得知绍兴乡试中年仅15岁的马一浮独占鳌头，便立即挽人执柯，将女儿孝愍许嫁给马一浮。后来，他看到杭州蒋广昌绸庄老板蒋玉泉的长子蒋世英经营有道，便又打破封建士大夫重农抑商的传统偏见，将二女润芝许给了祖籍绍兴的蒋世英。
汤寿潜慧眼识婿，他的长婿马一浮后来留学美、德、日本，成了既精通7种外文又熟谙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他的二女婿蒋世英理财有术，也从一个执浙江丝绸业牛耳的企业家步入了创办浙江第一所私人银行，即浙江兴业银行的金融家行列。
这两位乘龙快婿不仅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发展地方经济方面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也对汤寿潜后来的教育救国和实业富国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
马一浮
一生刚毅，敢与帝国主义抗争
1896年，清朝邮传部侍郎兼铁路公司总办盛宣怀不顾国内舆论，借口财政困难，跟英国签订了《苏杭甬铁路草约》，将浙江铁路的修建权拱手让给了帝国主义。为了夺回路权，汤寿潜依靠浙江旅沪同乡会，在张元济和姻亲蒋抑卮等支持下，集股成立了浙江铁路公司，并临危受命亲任总理，决定以商民自办方式兴建苏杭甬境内铁路。
英帝国主义者当然不甘罢休，所以清政府在允诺浙路商民自办后，迫于列强压力又出尔反尔，于1907年出场浙江路权向英国借款。
在这种情况下，浙江人民忍无可忍，由浙江大学堂带头成立了“拒款会”。浙江铁路学校学生邬钢和路局副总工程师汤绪，还愤而绝食以死抗争。跟浙江沪同乡会有密切联系的嵊县革命党人竺绍康也组织了保路敢死队声援。
汤寿潜一方面按清政府原先允诺，克服重重困难，于1907年由浙江铁路公司出面，集资百万创办了兴业银行，发行浙江铁路公司股票，加速集资，使股金高达2300万银元，超过了英国借款数的两倍。
他不怕牺牲，据理力争，决心跟买办官僚盛宣怀斗争到底，他通电各省：“人心如此，浙或不亡！潜惟死争以报！”并专电军机处：“寿潜……所以龂龂焉锲而不舍者，盖……不专为浙，不专为路，国之强弱是非而已……悬寿潜之首于藁街，以谢盛宣怀，而为遵旨商办者戒！”
在他有理有节抗争与惨淡经营下，杭嘉路终于成了当时全国质量最好、造价最低、速度最快的一条商民自建铁路，连老牌的英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瞠目结舌。
一生清廉，坐着三等慢车上任
上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说：“汤氏乃是启蒙时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他并不矫情，事事求其心之所安的。先父敬之如神明，即在于此。”
汤寿潜清末任沪杭铁路总理，是四品大员。辛亥革命后是浙江都督，为封疆大吏。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请他做交通总长，袁世凯掌权后，又多次要给他封官加爵，但他都不为名利所动，始终穿布衣，着短褂，廉洁奉公，不讲排场。
1911年11月5日，杭州新军宣布浙江光复，由褚辅成等革命党人，按省议会推荐，到上海请汤寿潜回浙江任都督，并在杭州火车站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但当列车到达后，人们在迎宾乐中找遍了头等车车厢，竟不见汤寿潜其人。正失望之际，有人来说，汤氏早已到了由旧劝业道署改的都督府了。
原来汤寿潜感到民意难违，在答应赴任之后，就于11月7日独自买了张慢车票，穿着布衣、布鞋，夹了把油布雨伞，坐上三等车到了杭州。
当时督署衙门门卫看到这个一身土佬儿打扮的老头子直闯都督府，为了避免新都督上任见了不雅，竟将他关了起来。这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
一生重教，造福乡梓不遗余力
汤寿潜是清末最早认识到教育救国、实业富国的有识之士之一。他很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他不但出任过金华丽正书院山长、湖州浔溪书院山长、上海龙门书院院长，并在1906年浙江铁路公司成立的时候，创办了浙江铁路学校即浙江高等工业学堂。
由于他任职浙江铁路公司总理4年中，从未取过分文薪金，所以袁世凯上台，强行将浙江铁路收归国有时，尽管汤寿潜曾经先后致书清政府和孙中山弹劾过袁世凯，而袁世凯为了拉拢他，仍然以补发薪金为名，送他20万银元。
对这笔钱，汤寿潜本来是坚决拒绝的，后来因为接待来使的长婿马一浮认为，拒绝了这类民脂民膏反会为为虎作张，不如来之于民用之于民，于是自作主张收了下来，汤寿潜也只好默认了。但他把这20万银元全部浙江教育会，用来作为建造浙江图书馆的基建资金，造福乡梓。
当规模宏大、堪称一流的浙江图书馆于1931年3月在杭州大学路浙江大学旁宣告竣工时，汤寿潜的同乡、同科进士、老朋友、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先生特地前来题词。
写在最后：
1917年6月，60岁的汤寿潜病故于萧山临浦。他一生不爱为官，从1895年辞却青阳知县以后，命官不任、辞却官职共有13次之多，对多次做官的机会都漠然弃之，受人敬仰。但在不得不为官时，则尽全力干实事办大事，为国为民争取利益。
汤寿潜不仅生前清廉，而且要求家人在其死后能传承“自苦”的精神。在他的以身作则和严厉要求下，汤氏家族不图利、不为名、悉心为民办实事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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