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播出的《演員請就位》節目中，老藝術家李成儒與藝術新星郭敬明觀點硬懟，引熱議，上熱搜，支持李成儒者有之，支持郭敬明者也不乏其人，還有人做壁上觀，在辯論中梳理著思路觀點。是非曲直自會各有評判，雖然郭敬明知識厚實，反應機敏，辯才出眾，出口成章，我認同郭敬明娛樂勝出，但反對郭敬明的觀點。當然，李成儒不缺我這個贊同者，郭敬明也不在意多我這個反對者。
作為公眾人物，都有一定的公眾影響，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人，客觀上起著維護社會公序良俗、傳承優秀文化、淨化道德情操的任務，特別是作為作家、導演的文化工作的公眾人物，更應該知事理，辨是非，擔責任，履義務。可反觀其言行表現，有些讓人跌眼鏡，除了強詞奪理，移花接木，根本看不到對社會責任的擔當，感覺不到應有的視野和格局。
客觀上講，這是社會問題。追根溯源，問題表現在公眾人物，但根子卻在家庭和社會。他們有的從小生活在衣食無憂、學習無慮、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豐足環境，權利多責任少，任性多自律少，自我多他人少，逐步養成了事事以自我為中心、奉行個人至上的價值觀，往往以強調普世自由法定權利，有意或無意地逃避責任義務，很少顧及和換位思考他人、團隊和社會。他們有的從小學習之路順風順水，成績出眾，屢屢獲獎，出類拔萃，缺少正確的教育糾偏和引導，漸漸養成了精英式的優越，只能勝、敗不起的心態，自尊心強，內心脆弱，承受不了失利和挫折。他們有的過早步入商業化極其商業化的成果，養成了泛商業化思維，認為錢是衡量人的能力和價值的唯一標尺，遇事往往用商業化的眼光去分析、看待和解決，自私自利，金錢氣濃，與其說是公眾文化工作者，還不如充滿銅錢味的文化商人更合適。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改革開放四十年，一方面我們經濟高速持續發展，物質快速豐富，另一方面，教育卻沒有得到高度重視和及時跟上，過分追求經濟利益，教育片面產業化，全社會知識技能顯著提高，社會道德卻明顯失衡，因此，他們有的價值扭曲，精緻利己，最終累積為社會問題，甚至成為膿瘡腫瘤，反過來阻礙了經濟持續發展、和諧社會建設。也就說教育的失誤，是造成這類似社會問題最重要、最深處的原因。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毫無疑問要承認代溝的客觀存在，也充分認可主流年輕人為國家和社會的奮鬥和貢獻。也更希望青年公眾人物能夠面對責任和使命，更快更好地成長起來，德才配位，又紅又專，努力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進道路上的奮進者，作為者。
青年是祖國的希望，民族的未來，青年強，國家強。青年之強，貴在有責任擔當，有家國情懷，有才華施展，有事業作為，只有這樣，我們民族偉大復興才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