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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秘密》特邀作者：朱瑾
设计：徐世明 /摄影：王叔、子夷
编辑：大倾城、尤可
感谢余正先生接受采访
部分老照片由章胜贤老师提供
本栏目由杭州嘉里中心｜逸庐 西湖私邸特约播出
二十年前，我采访余正，在满陇桂雨，他说喝喝茶可以，写我，不可以。我们就喝了一下午的茶，然后听他说自己租了这里的农民房子十年，租金白菜价，颇自得。我问他几岁，他说快六十了，我说怎么看上去只有四十出头？他说，我在西冷印社上班，天天踏脚踏车，绕西湖，住又住在满陇桂雨，能不后生么？！
过了二十年，我又见到他，在钱塘江边的今日轩里，他说，写我，可以，五十年以后再说。他已经78了，看上去也就六十出头，他说自己可以活到129，那么五十年后就是128，我想自己四十多了，对五十年后的自己不像他那么有信心，所以还是想写写他。可为了照顾他的感受，以便能够江湖再见，我这里就暂借他一双尚未昏花的老眼，去看看他周边的人，和他关心的那些事。这些人这些事都与西泠印社有关，尤其是他的师父，西泠印社的一个重要人物——韩登安先生。
文中人物关系表：
- 吴昌硕 (1844-1927) ：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别号众多：缶庐、苦铁、缶道人等，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
- 沙孟海（1900-1992）：受吴昌硕先生亲炙，浙江省文管会常务委员、曾任西泠印社社长
- 韩登安（1905-1976）：书 画家、篆刻家，萧山义桥人，曾任杭州西泠印社总干事，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 唐云（1910-1993）：韩登安同门，生前曾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西泠印社理事
- 邵裴子（1884-1968）：曾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校长，西泠印社成员
- 余正（1942-至今）：篆刻家，师承韩登安，现为西泠印社篆刻研究室主任、理事，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派篆刻艺术研究院院长
▲孤山西泠印社前山石坊，1923年印社成立二十周年时所立。
杭州，一半西湖一半城，西泠印社成立期间（1903年）的杭州又是怎样的情形？
孤山西泠印社旧照
西泠印社图 （自西泠印社官网）
据当年在马市街长大成人的外国女孩尤金妮娅晚年回忆说，“当时杭州刚刚开始变成一座城市。六岁的她随七岁的哥哥罗伯特坐黄包车从家里出发，到天水桥的小朋友家玩耍，来到中山路大街一个较为安静的地段。以前每隔三年，就有全省成千上万的文人前来此段大街东面不远处参加考试。甚至就在太平天国运动被平息之后，这种科举考试还曾给周围地区带来过生气，但是随着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取消之后，贡院里的号舍就变得空空荡荡，无人光顾，接着就被彻底拆毁，永远消失了。”
1905年科举取消，贡院拆毁，读书进仕无望，对文人的影响自然很大，领风气之先的读书人早已无意仕途，积极谋求新的救国之道。150年前的丁敬（浙派篆刻开山鼻祖）如此，1899年的吴昌硕（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也就当了一个月的安东知县，就挂冠离去；杭州还有一个马一浮，1905年20出头的他刚从国外游学回来，向时任全浙铁路公司总经理的老丈人汤寿潜提议将杭州火车站由艮山门改在了今天城站的地方，因为马一浮认为此举对在拱宸桥设有租界的日本帝国主义有利，说中国人造铁路应该为中国人着想。
这都是1905年前后杭州城里的几件大事，不过，还有一件名不见经传小事：农历九月初六，后来西泠印社的总干事，韩登安出生于杭州的三元坊。几十年后，他给马一浮刻了一方印；又过了几十年，韩登安的弟子余正给马一浮编了三本书法作品集。
韩登安曾经的居住地三元坊现照
两次六七个小时的晤谈，话题不离韩登安，杭州城里现在知道他的人能有几个？余正说。沙孟海先生佩服他与书道相通的篆刻技艺，称“老友韩登安先生从福老（王福庵，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游，得其指点，所作无一体无本原，无一笔无来历，功力之深厚，游刃之迅忽，可以惊四筵，亦可以适独坐”，认定他是浙派篆刻的真正传人。老百姓常见的是柳浪闻莺里的那块“日中不再战”的碑的碑文，就出自韩登安之手。但篆刻技艺精湛只是韩登安匹配印社的一个能力，真正的，他是深谙西泠印社魂魄的人，精诚所向、金石为开。西泠印社百年，一直在艰难困顿中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深幽微的部分，不为世俗左右。韩登安最大的功劳是在西泠印社不存在的时候，以柔弱之躯发出金石之声。
▲柳浪闻莺中“日中不再战”碑背面的碑文出自韩登安之手
解放前，韩登安被社员称为西泠印社的“总干事”。这不是一个官方的职称，是社员对他在印社地位和作用的公认。沙孟海先生多次说过：“过去西泠印社是马叔平的社长，韩登安的总干事，但负责的，还是韩先生。”
▲1947年重阳节，韩登安先生（前排右2）与王福庵先生（前排右3）、丁辅之先生（二排右1）、张大千先生（前排左2）、唐醉石先生（前排左3）合影。
1963年，时年59岁的韩登安正在为印社的六十周年紧张筹备，比为自己祝寿还来劲。老先生六十岁生日，唐云送他一幅画，上面有一石一竹和俩麻雀。韩先生开玩笑说两只麻雀是一伙，说的是他和他老婆，用杭州话说“石竹麻伙”（十足马虎）。玩笑开好，唐云先生又画了一幅精品青绿山水为贺。韩先生跟印社几乎同年，算不算天命？只有他知道六十周年这样的机会对印社和自己来说，都太不容易，而且稍纵即逝。
2015年12月，余正费时数年为韩登安先生编撰《青灯籀古集》，他在后记回忆：民国后期，韩登安先生经师长推荐，进入省政府办公厅文书科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审核甄别，作不戴帽子遣散处理。余正说，解放前，有人劝韩先生去台湾，他也矛盾过，可是那时的知识分子对蒋介石腐败无能的统治深恶痛绝，不愿在那样的体制里生活，所以就留了下来。但在旧政府工作的经历，还是成了韩先生在新社会的“历史污点”，接受劳动改造，沦为社会边缘人。尽管恢复西泠印社他劳苦功高，在很长时间里，他都是一个被刻意淡化的人物。
《青灯籀古集》
人是这样，印社又是如何？1951年夏，创始人之一也是韩登安的老师王福庵和吴隐之子联名给在杭的印社社员邵裴子（当时任浙江省文管会主任）写信，请代为捐献西泠印社：所有账本、财产、契约都一股脑儿交给西湖园管局；藏品交给浙江博物馆。只有一个请求：保留西泠印社的这个名字。 解放后，因种种原因，印社视同解散，社员各奔东西，过了几年，连西泠印社的名字都快要被人忘记了。直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时局的巨石仿佛松动了那么一下子，韩登安他们觉得机会来了。
西泠印社石碑与北坡建筑
这位瘦如金石的韩先生因为“历史问题”一直谨小慎微地活着。解放以后他没工作，给人刻印，就一两元钱一方。以前他给湖州中国银行行长也是社员陈左夫刻过最贵的一方印，收了半两黄金，折价四十块钱。1955年经张宗祥先生力荐，作为有成就的艺术家被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他的生活才稍有好转。当时他因为肺结核咯血在床，大口大口吐血，大儿子也是一样的病，也在家养着，还有女儿、小儿子在读书，一家五口，贫病加交，和外界也断绝了来往。突然间接到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办公室送来一封信和人民币三十元。信上写道：
“韩登安先生：政府对你的生活情况，非常关怀，经提出本馆五月九日馆务会议研究，并报准领导同意，决定为照顾生活起见，每月先行致送30元。特此录案通知并附致五月份生活费30元，望查收见受。此致敬礼。”
知识分子难承大恩，韩登安彼时看到这样的书信，热泪顿时夺眶而出，他自己写道：唯有努力加强学习，加强自我改造，有所任务，尽力以赴，以期图报于万一耳。
▲1956年韩登安先生全家合影 所以当西泠印社要恢复的消息传来时，他把身家性命都顶了上去，胆子也大得不得了，敢在座谈会上鸣放：“领导不要只管戏曲，一花独放”，希望复社的步子再大一点。
1956年11月8日，他正式递交第一份企业计划书，要求自己去办，又自告奋勇地将旧时师友一个个寻来，扛着一无场地二无设施的困难，他唱主角，订计划，联系货源，采办物件，肩挑手扛，“累得不行”，极短时间里，就把印社营业部的框架搭建成形。
阮性山、韩登安的《杭州西泠印社》写道：1958年1月，由省文化局领导组织成立筹备委员会，以张宗祥为主任委员，潘天寿、陈伯衡为副主任委员，诸乐三、阮性山、沙孟海、韩登安为委员，筹备恢复金石书画供应部门，并由韩登安负责其事，于1959年夏间，改归市文化局领导。供应部的陈设布置以及供应品物丰富多彩，为印社有史以来所未有。1959年国庆节并曾举行过一次金石书画展览会，以为建国十周年献礼。
▲1979年沙孟海先生当选为西泠印社社长，沙孟海先生（中间提笔者）、诸乐三先生（沙先生右2）、王个簃先生（沙先生右1）在迎春雅集上合作迎春图。前排左2为孙晓泉，背后为西泠印社的华严经塔。
▲华严经塔位于杭州孤山山顶平面正中，是西泠印社建筑制高点，为西泠印社的标志性建筑。此处原为古四照阁旧址，1924年西泠印社同人迁四照阁于凉堂之上，于原址建华严经塔，又名西林塔或西泠印社石塔。经塔呈八角形，共11层置于须弥座上，每级中间雕有飞檐，檐角悬挂铃铛，石座边缘刻着十八罗汉像，底层刻有佛教《华严经》经文。经文由李叔同亲笔书写。
孤山上开了一个门市部，卖印章印谱旅游产品兼刻章，没有做过生意的人努力想办法，开拓渠道增加收入，从入不敷出到最后每季度还能盈余三四十元。为了工作方便，韩先生带了大儿子干脆就住到了山上的遁庵里面。据余正先生说，此处屋角有深潭，阴湿无比。过了不久，韩登安大儿子肺病不愈，竟然死在了那里。此是后话。
▲遁庵，起名于1915年，又作“遯盦”，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吴隐的别号。庵堂柱上有一隶书六言联，为张祖翼所写：“既遁世而无闷，发潜德之幽光。”
有了营业部的基础，1963年，西泠印社六十周年筹办起来了。为了征集展品，韩登安跑到上海征集老社员的书画印藏，心急火燎去敲画家唐云的门，嘭嘭嘭，出来个佣人问找哪个，韩登安朝里大喝一声，唐云，你昏掉啦，登安来得！于是从二楼的窗口唐云探出一个头来。——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和唐云一起师从王潜楼研习书画，算是同门师兄弟。
▲唐云先生在西泠印社作画。知名画家，唐先生生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西泠印社理事。现在西湖长桥公园附近，还建有唐云先生的艺术馆。
就这样跑东跑西，张罗了百家图章和手迹文物，韩登安还把自己的《西泠印社胜迹留痕》组印补刻四方，并将原石共五十一方，手拓本两部献了出去。这部印谱是先生在抗战时期避难金华永康方岩时开始创作的组印，中年篆刻旺盛期的代表作品。据先生自述：“今蛇豕凭陵，豸食上国，印社与西子同蒙不洁，三载于兹，回望吴峰，岂胜感慨。”想韩先生身在方岩五峰书院，心念两百公里外的印社小山，将山上仰贤亭、宝印山房、小龙泓洞、石渊、题襟馆、华严经塔等个个西泠景观胜迹都印了朱白文印，饰以边款，如若今生不能相见，也能在金石留痕中得以不朽。余正评述说，从这本印谱就可见先生是一个有赤诚爱国心的艺术家，一个有肩膀和担当的人。
▲小龙泓洞，西南口立着的清代皖派篆刻大师邓石如石像，右侧为缶龛。小龙泓洞于1922年7月人工开凿，以“浙派”篆刻始祖丁敬的号命之。洞的上部有摩崖刻石四字隶书“小龙泓洞”，下有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叶为铭隶书所题《小龙泓洞记》。邓石如石像在“文革”期间被毁，1978年重造。
连这样的心血宝贝都献出去了，可见韩先生的拳拳之心。不过，没用，最后还是因为解放前的历史问题，其他六人全在印社当了社长副社长理事，起了主要作用的他却连个理事都没有。可是展览搞得很成功，规格高，1964年全国报道，西泠印社就此重出江湖。也就在同一年春节，时局突变。
仿佛回光返照，也就两年时间，“文革”开始，韩登安他们筹办的山上印社门市部关门，先生家里被抄，关进了牛棚，期间写下十五万字的“交待材料”，看过材料的人说韩先生真是一个正直的人，十五万字没有说过一个人的坏话，不偏不倚，不媚不欺，详细记录印社解放前后的活动情况，等于写了一个回忆录，现在成为印社极其珍贵的史料。先生的为人，无形之中，也成为余正一生的明灯。
其时，韩先生的家在武林路临安里，房间很小，自名“容膝小楼”，余正说，真是只能容下膝盖而已，连靠背椅子都没的，就一张圆凳儿。后来，余正专门为他做了张靠背，稍微好靠一靠，老师高兴坏了，连说舒服煞了，舒服煞了。
在只可容膝的小楼里生活创作的韩登安先生正应了六十年前吴昌硕先生所说的“一室扫除，抽毫弄墨，其发摅心意，终不足以睥睨古今，牢笼宙合。”要得大气象得看过大境界，与园林山馆相比，城里逼仄的小楼和被人关押的“牛棚”，正是那一代文人的境遇与写照。然而就是在“寒研青灯籀古斋”的环境里，韩先生“登东皋以舒啸，审容膝之易安”，弦歌不辍，奏刀不停。这期间，韩登安先生耗费极大心力，刻了三十六方多字印，最多的一方印有一百四十个字的《毛泽东诗词篆刻集》。沙孟海评价说，“登安晚年镌古近人诗词，时或一篇一印，最多有出百字外者，真传观矣。”将其视为篆刻奇迹，西泠印社之真正的传人，是“玉严静穆”风格的代表者。
沁园春·雪印选
韩登安西泠印社篆刻
艺穷然后工，如果缶老再世，看到韩登安在小屋子里刻出前无古人的多字印，当作何感想？
韩登安一生刻印五十五年，留存印稿有14938方，算下来一年272方，堪称用力至勤。1984年，西泠印社首次为社员办个展，肯定了韩登安先生对印社发展的业绩。
余正见到韩登安，在1964年的湖滨杭州书画社，这个书画社也是韩师心血打造。当时韩先生正在筹备印社六十周年展，穿着中山装，沉着正派，相貌和他的作品一样以“瘦硬”为特征。他问余正刻图章跟哪个学的，余正说是自学的；韩先生说，有空作品拿来看看。余正形容当时的心情，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
余正先生
当时余正在中北桥的交通机械修配厂做工人，先是铣床，后来是滚齿机，上两班倒，12小时一班。早八点到晚八点，每天提前两小时学政治。原来这个汽车修配厂开在玉皇山庄对面，1961年就搬到中北桥今天的中山花园那里，叫交通机械修配厂，公交公司也有汽配厂，所以蔑称他们“交配厂”。厂里的厂医周厚予人脉广，和韩登安关系好，就引荐余正去先生那里。
余正读书只读到高一，就不读了。因为老师说他读英语跟打乒乓一样；数学也不好，形容自己的数学，余先生幽默风趣，“小学五六年级考试做题目，是蜡纸手刻的，说小林妈妈菜场里买了3斤肉，每斤肉多少钱，总共多少钱，我把‘了’看作3，看成33斤肉，算得要死，不及格；补考又考爸爸买了5斤肉，又看成了35斤。”
就是手特别巧，中学时受叶一苇的篆刻小组影响，私下也刻过图章。高中里做航海模型，1958年夏天安排到航海俱乐部参加夏令营，冲击艇得了名次，奖状拿回来了，但是小组五个人就他去不了，因为团支部书记说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后来听说成份不好的人高中毕业只好卖棒冰、补鞋儿，14岁的余正决定到母亲的工厂去当工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亏瑟进工厂，不然就难说了。”
▲西泠印社中的缶龛。缶亭是印社为陈放吴昌硕先生造像，而专门在崖壁上雕凿的一座石龛。因吴昌硕号“缶庐”，故称此为“缶亭”。缶亭的奇特在于它筑龛为亭。
1965年，社会上风声紧，厂里的人保科长知道他在刻印，警惕性很高地说了一句话：“公章不要刻”；喜欢书法，写了杜甫的“国破山河在”，贴在墙上，科长又说，“这种字不好往墙篙头贴的”。后来，有工作组下到厂里，阶级斗争差点要轮到余正本人，罪名是“不可教育好的黑五类分子”。可余正并没有感觉自己低人一等，照样出工干活，从早到晚磨炼身体和心志。早上五点出门跑步，有五个人一起，两年之后只剩两个了；余正还找了六个小年轻，背《新华字典》，从头读到尾。半年下来，也只剩了两个人。
有一天，两个小师兄弟找到余正，说有个犯了小错误下放到厂里做漆工的干部，说你妈妈怎么怎么的。蹲在地上做生活的余正，一听就火了，腾地立起来，后面跟了一帮小兄弟，都说余正要搞事情了。那人正蹲在地上干活，余正问是哪个说我妈坏话？你先立起来。对方站起来，余正立刻甩手就给了他一巴掌，对方脸都肿了起来。余正说，现在是不好杀人，我打你是教训你，我娘不是能给人随便讲的。——此时的余正石头一样的硬气暴露无遗。
1979年时众多社员在西泠印社还朴精庐交流
▲还朴精庐。建于1919年，为吴隐从孙吴善庆捐资修建，首任社长吴昌硕为其篆额题记“以还朴名之”。此处为西泠印社篆刻组所在地余正先生在此工作二十年。
时间过去几十年，如今是西泠印社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文史馆馆员的余正，石头一样的余正，这一辈子除了刻印，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为韩先生正名，弘扬西泠精神正脉。
韩登安晚年收了七八个弟子，像余正这样的工人居多，都是经历文革“洗礼”的底层青年，没有民国时候的书香门第世家子了。韩登安最早的学生叫汪开年，先是从湖州到上海做生意，解放后去湖北当老师，后来犯事进监狱，在狱中教出一个干警——昌少军，现在是湖北篆刻协会副主任。大师兄姚天一，纺织厂工人；陈威遐，化纤厂工人；林乾良，中医学院药剂专业毕业，后来升教授了。许自强属驴的脾气，学了印章自己在青年路中山中路拐角弄个小门面做生意，窗子就一巴掌大小，一言不合，从里面一脚蹬到顾客脸上，边踢边骂，杭州城里刻公章说我刻得不好？你眼睛是不是瞎的啊！脾气暴躁得不得了。
70年代汉三老石室
▲汉三老石室现照。 “三老”是汉代官职。汉三老石室整体外形仿吴越宝箧印经塔（阿育王舍利塔），重檐攒尖顶，顶部又是一个小型的石质宝箧印经塔，造型结构是仅有孤例，在建筑艺术上有很高价值。
沈继良，弟子里面，最小最聪明，为赚钱做微刻，显微镜下刻，不像人家做好了装样子刻，是真功夫。茅大容，学生里面水平最高。在乔司农场下放时，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斗得要死。学篆刻很用功，帐子里面都在刻图章。平反后，八十年代去了香港。这些个学生平时上班，每周日去韩先生那里学习。这些在石头缝里都能蓬勃生长的江湖人士，遇到韩先生，俯首帖耳，大气都不敢出。
▲汉三老石室及内部碑文。室内藏有距今约1900多年的“三老讳字忌日碑”，是浙江现存最古老的汉文石质碑刻，国家一级文物。
余正说，当时印谱难得一见，韩先生把自己收集的印谱给他们看，然后讲徽派浙派印学史的内容。对浙派篆刻的评价就一句话：有个性的汉印。这句话把传统（汉印）与创新（个性）的关系全说清楚了。
韩先生年轻时也曾经在武林铸造厂做过翻砂工学徒。余正去先生家，也会关心他厂里的情况。有一回，余正横渡钱江得了第三名，先生说，恭喜你！精干巴瘦游了第三。我送你一句话，“继起应争第一流”，这句话像烙印，镌刻在余正脑子里。先生除了说图章不客气，其他批评却很婉转。有一次先生让他抄一本古代的印学小册子，叮嘱不要弄破，抄下来给先生一看，先生说，你这两个字像是天书了。余正回去痛下功夫练字。韩登安主张“印从书出”，他自己工书，以铁线篆名列第一，并世难与其匹。
▲70年代竹阁及莲池。现存竹阁为清光绪二年（1876）重建。位置在莲池左侧，柏堂右前方。正门额枋上“竹阁”二字匾额，是浙江著名书画家诸乐三先生篆书。
十几年来，先生言传身教，面炙亲授，潜移默化。大家都在看的，他怎么做人。余正像进了方寸山三星洞的石猴儿，把师傅菩提祖师教的本事和告诫一一记下。
1976年春节，得了肺气肿转成肺源性心脏病的先生知道不行了，像一个高僧一样通知了上门拜年的诸弟子：“这一年捱不过了。”三月二十二日逝世，享年七十二岁。生前最后两方印：梅花欢喜漫天雪；百念皆空习尚存。
▲余正悼念《悼登安老师（1976年3月）》所写：“正自六四年春从先生习书法篆刻，转瞬已十三年矣。先生治学严谨，律己不苟，力鼎浙宗，学渊秦汉，风骨清健、虚怀若谷；且循循善诱，教诲有方，勉励后学，寄望殷切。正性愚智钝，学无长进，事乖境谬，生多坎坷，寸草之心，未得极效，深为内疚，冀望将来。不图先生自年初罹病，竟至沉疴不起，大雪春分，阖世长逝，未竟宿怨恨遗西泠。呜呼！天夺斯杰，痛失良师，血泪惊魂，情摧心折。追往思来，哀伤何已，遂为之诗”。
1979年，也是先生去世后三年，余正从中北桥的汽配厂到了西泠印社，身份还是工人，但总算是做专业的事情了。每天从钱塘江边的龙舌嘴骑车到印社上班。
▲题襟馆又名隐闲楼，建于1914年，馆前空地是眺望西湖的上佳地方，站在平台前沿眺望西湖。
从西泠印社眺望西湖，远处还可见雷峰塔。
龙舌嘴在南星桥原杭州警校前面，骑车有三条路可以到印社：一条经过凤凰山万松岭；一条虎跑路翻六条桥；最远一条走外西湖湖滨。夏天的时候，余正一条短裤，一件背心，踏了破脚踏车，稍微别一记，脱链。每天来回三四个钟头，翻山越岭，走走这条路，走走那条路。青春十里看佳人，上了二十年班。记得初进汽配厂的时候，余正组织过五人长跑队，每天五点钟起床，从中北桥跑到吴山，风雨无阻。跑了六年，有的是力气，和身体虚弱的韩先生大不一样了，可以和各种各样不入眼的事情较点劲。
薪尽火传，几代人的《西泠印社志稿》。
与西泠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印人不一样，余正去山上篆刻组上班，印社里多了工人阶级硬朗坦率的风格。半山腰篆刻组的小盘谷办公室四面有窗，望得见香格里拉西泠桥，余正说，这里是印社之眼。当时的篆刻组，余正，吴莹，陈延藏，朱恒吉.....一堆小年轻，围着余正转，他是组长。最终，在这里出了近二十个西泠印社社员。
单位与办公室环境，和登安先生的容膝楼、杭州书画社自然不同。和1903年丁仁吴隐王禔叶铭同好结社的叶家喝茶的小草篷，看上去是在一座山上，但也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有体制，也有与时代社会风云的纠结。余正身处其中，他认的就一件事，像韩师一样，“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虽然是老顽童的心态了，但是顶真起来，十头牛也拉不回。
▲“西泠四泉”由下而上依次为印泉、潜泉、文泉、闲泉。此为“潜泉”，位于遁庵后，峭壁下方。潜泉，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吴隐的号。1915年，吴隐于此因山泉铲石土导为一渠潴而为池，命为“潜泉”。1925年7月9日，慈溪一游客及浙江省立女子中学学生在此游览，发现泉中淡水母；可惜的是现在的泉水已经不复当年之韵，水中再也难觅桃花水母的踪影了。
有一回，西泠印社在附近宾馆召开一个全国会议，中午，篆刻组的小鬼要去会上蹭饭。隔壁办公室办公的一位资深书法家言辞讥讽，说了小鬼们几句。余正见状，立刻翻脸。
余正带徒弟爱徒弟。和自己师兄弟的出身一样，他的徒弟们也都是厂里的工人： 方国梁，搪瓷厂，目前仍然在西泠印社工作。余正认为他的基础功夫最好；桑建华，电表厂，后来做了公务员；陈墨，王星记扇厂画扇面的，追随几十年，也是余正编撰印谱著作的重要助手。这其中，大部分以1979年工人文化宫篆刻班的学员为主，余正在那里主讲两小时，中午不休息，肚子饿了去状元馆吃面，发工资的那天加碗啤酒。还有吴莹，原先是茅大容学生，茅大容去香港，委托余正代为培养。吴莹还担任过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篆刻博物馆馆长。他们都叫余正：“师傅”。
余正和他的徒弟们
余正对学生严格，但尽量给他们创造条件。有人形容余正自己不显水露水，教出来的徒弟个个如龙似虎，厉害得很。翻看他为研修班学生评改作品的改稿，细细密密写满评语，不吝鼓励，又多评析建议。书画界知名记者同为印人的蔡树农先生这样评价余正：他是浙江篆刻界一位成功的“篆刻教父”，浙江篆刻在全国一骑绝尘，和余正的坚守分不开。他的学生中，有三十余人加入了中国书协，有十五人成为西泠印社社员。但余正“可能”听不得教父两字，这会激发他的冷嘲热讽。
余正说自己师兄弟一代人能跨出经济一关的很少，难的不是钱多少，而是对金钱洒脱的态度；自己徒弟这一代人经济条件要好一些，但能否成材还要看。一个人有没有品位，看他的朋友；一个人有没有贡献，看他的学生。如果自己教出的学生，能够把浙派“有个性的汉印”再往前发展一步，那就是成功。
余正的篆刻作品
77岁的余正，至今虽然有上百万字的著述，刻印过万，只有一本小小的自己的篆刻 集子，其他都是别人的，而且连个展的记录目前都是空白。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不如前辈，不如朋友，以待来日。”
《韩登安印存》、《浙派篆刻》、《西泠百年印举》、《西泠印社志稿注释本》、《禅海珍言刻石》、《清代浙派印风》、《赵叔孺·王福庵流派印风》、《马一浮书法集》、《浙派篆刻赏析》、《浙江文史印林》、《青灯籀古集》等等，都是余正的编著。他编书三大目的，正本清源、弘扬浙派篆刻；为西泠印社写心，留存薪火；最深情之处就是为师傅韩登安正名扬名，他在《浙派篆刻赏析》里专门分了章节介绍师傅韩登安。2015年为纪念韩登安先生110周年诞辰，余正联合同门和弟子众筹费时两年为先生出了一部集大成的《青灯籀古集》，寒夜灯下亲自编撰校稿。
《青灯籀古集》出版后，余正又带了他的一帮弟子，到日本、广州、澳门、香港、台湾、韩国等中外十三个城市不遗余力地做巡回推介活动，让容膝小楼里的先生能够走出去透透气散散步，使更大世界里的人可以领略西泠印社之正脉，与韩登安先生超凡的书印艺术。有一些人，不应该被时代被桑梓之地遗忘。
余正喜欢抽烟，曾经也喜欢看碟片，喜欢聊天，喜欢说笑话，他说，有一回，三清山的老道说他能活到129岁，后来一次陪朋友去金华看相，结果他的手也被看了，算命先生说他能活115岁，他马上不高兴了，说自己为什么凭空被减了14年的寿，算命先生改口说，那是在115岁的时候有一个坎。过了这个坎就能活到129岁了。如果按古人三十年算一代，从王福庵、韩登安、余正到陈墨是四代传承，活久见，就可以看到西泠第五第六代传人“继起应争第一流”了，在此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