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熙寧八年罷相，退居江寧，元豐八年，神宗駕崩，宣仁太后臨朝執政，任命司馬光為門下侍郎，新法隨即全部廢除，並且流放驅逐神宗朝的舊臣，王安石因此鬱然病逝於鐘山。
而張居正逝後不久，即被抄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且險遭開棺鞭屍。
這就是歷史上兩位著名改革家最後的結局，當然在對他們的結局表示感慨時，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改革”這一陪伴他們一生的東西，也是他們一生所追求的理想。
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幾乎都是國家被倒逼到死角時，不得不改時，才實行大刀闊斧式改革。北宋與大明也幾乎是在國困民窮時，才湧現了有志之士的改革決心。王安石與張居正改革的目標幾乎是相同的，都是為了實現“國強民富”。不一定都是為民之士，但卻都是為國之士，然而反觀兩個人最終的結局，卻不得不為人惋惜。
王安石改革的失敗也許大多數知道這段歷史的人，都認為和王安石用人有很大的關係，而讀過樑啟超的《王安石傳》的人，也都知道梁啟超不太贊成這個觀點，還為此專門為王安石所用之人考據，我們都不知道真實性有多大，但若考慮王安石的品行，也許小人可能有，但不算多。
在這裡我想王安石的失敗多多少少與宋朝的行政制度及用人與考核制度有不小的關係，宋朝在行政方面推行“分化事權”，制度的建設以分化和制衡為中心。就以宰相職權為例：中書門下是宋朝的行政機構，行駛宰相職權，並且另設“參知政事”為副手，用以分化宰相職權。這分權也許也是宋朝冗官的重要原因之一。雖然這些方法在前期可以作為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方法之一。但在後期會逐漸形成冗官，懶政及庸政。
另外，宋朝還有“臺諫”制度，即臺官與諫官的總稱。這個主要目的也是為了監督百官，但在後期卻異化為人生攻擊，王安石變法時最為甚，這種攻擊只對人不對事，但卻嚴重影響了好的政策的實施。
正如費正清在《觀察中國》一書中寫道“中國的傳統思想：行為表現性格，言必表現於行，一經成立，人們就不能像西方那樣把政策和道德區分開來”。這句話可以充分用在王安石變法的時期，雖然有些大臣是為了指出新法的缺點，但大多數都是人生攻擊，以至於在後期的《宋史》中，支持新法的大多數大臣被寫為小人。再加上分權的形成使王安石缺乏像張居正那樣“專權”的能力。在執行中會出現許多問題。並且王安石在變法時沒有想過行政效率的問題，也就沒有像張居正改革那樣有“考成法”的保障。只是單純依靠人的能力。
王安石在變法時堅決反對北宋舊有的恩蔭制度及科舉制度，極力推崇推薦制度，不得不說是一個特別大的錯誤。相比於張居正的“考成法”，是有很大差距的。明朝在張居正改革時，張居正在初期是就認識到官員的辦事效率及積極性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也可以說是考績官員和督促官員的重要性，因此在改革之時就頒佈“考成法”這條新法實施後，內閣的實權擴大，並且形成了“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當然這個也只適應在內閣為賢臣之時。但卻給張居正變法帶來十分有利的條件，再加上皇上的支持，肯定會成功的。
然而兩個人最終的結局卻產生了差距，只能說王安石變法時遇到了對的人，張居正改革時遇到了對的時代，也可以說是皇權專權者不同造成的。王安石變法時，當政者為宋神宗，一個與王安石有共同夢想的皇帝。
《宋史》記載“神宗天性孝順友善，尊重宰相大臣，詔求直言勸諫”可以看出神宗勵志恢復漢唐盛世的君主。但最終由於宋開國對臣子的仁厚傳統及神宗無法專權，容易受到其他人影響，最終沒有堅持支持變法的實行。也造成了王安石兩度罷相，最終抑鬱而死。
而張居正在當政時，明神宗才是一個十歲的孩子，再加上太后與馮保對張居正改革表示支持。所以張居正能夠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負，而自己也一直擔當作為神宗老師的責任。所以神宗對他的改革也無法予以否認，然而，當一個皇帝慢慢長大就不一樣了，張居正長期行使的權利其實就是明神宗的權利，張居正行使神宗的權利，必然會導致明神宗在後期會站立在自己的對立面。
明神宗與宋神宗不一樣。雖然也有抱負，但自己的權利在十年中一直掌握在大臣手上，會造成心裡的嚴重障礙。簡單的說，宋神宗是與王安石有共同理想才站到一起的，而明神宗只是迫於張居正的威力，才一直生活在張居正的教導下，只是沒有主見的支持。所以最終張居正會有如此結局！
歷史給了兩個人改革同樣的機會，只是王安石遇到了對的人，張居正遇到了對的時期。所以最終改革與個人命運均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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