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来自地下室，比底还更低的故事。电影从开始，导演奉俊昊就暗示了这点。低矮天花板挂着洗好、灰黑的袜子，从窗外看出去，视野却比柏油路面低。杂乱的家呈现一片令人不适的暗色调，好一阵安静，才终于传出一家四口的谈话声。
这是《寄生虫》的开场一幕。
理想与现实世界的差距
对导演而言，观众只有在这样的空间里习惯一下，才能比较理想地进入故事。
不久，附近烂醉老男人跑来水沟旁，几乎是在他们家窗口随地放尿。这是导演对整部作品第二次定调：你可能在《小偷家族》看过人性的光辉、在《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见过亲情的坚韧、在《燃烧烈爱》望过辽阔的孤独；但在《寄生上流》里，这些通通没有。
这里是底层阶级的野战丛林，所有脏水汇流而来的地下室，烂醉阿伯每天可以尿上几泡，里头一家子却没人有勇气胆敢挑战，因为社会除了生存本能，没有多给他们任何其他勇气、或自信。
抗争是需要学习的。低下者的认份，带着退让的柔软，近乎顽固，令人不忍。
而这个略带喜剧调性的小小争吵，也在阿伯与主角一家人中间，拉开一道属于底层阶级的两极光谱：一种，是对生命状态的「弃」，放软、烂醉、耽溺，闭起眼睛，任黑暗笼罩自己，就算餐风露宿，内心也自有温暖与安全。
在那里，故事寂然静止，时间悄悄递上死亡。另一种，是顽强抵抗的「生」，外在残酷因素接踵而来，人需要拿出雄壮的气势踩出步伐，展开厮杀，那也是整篇故事之所以能推进下去的动力。然而，厮杀的对象往往都是相同处境的弱者；遥远的上流，要拿来尊重、服从、与寄生。
然而，「生」究竟要「寄」在哪里？自我、价值、与个人尊严如何安放？
这并非一时一刻能解释的问题。想像力也是种资本。
打开家门，踏进社会，所有「好」都先于自身感受，被妥善定义了。好的环境、好的教育、好的食物、好的气味。来自底层家庭的父亲，看到女儿伪造文书的成果后惊叹：她应该去读一流艺术大学！这句台词浓缩的，是社会能动性限制下，产生的眼界悲歌。
爸爸所不知道的是，在顶层阶级，小孩可以拥有一间专属的创作房，关起门自由挥洒；然而同样有天份，若在起点缺乏资本，就没有容许自己表现的空间，只能透过模仿，跻身上流。那不就是主角一家人兢兢业业在做的事吗？
模仿上流社会的思考方式、言行举止、价值判断。
甚至连开宾士车转个弯，都可以被称赞：如此平顺，你果然内行。透过扭曲自己，变为他人的影子。然而这只是他们的生存技能，真正的他们，仍是被卡车超前时骂脏话的爸爸；是马桶不断喷出黑水，还可以坐在上面抽根烟的女儿；是为求凉快与方便活动，老是在家穿相似廉价背心的妈妈。
追根究底，那种已经被定义的「好」，或许是权力欲望的来源。哪怕只有一个动作、一句话、一瞬间。
弱弱相残特别容易。摆出姿态正面迎击，回到暗处，再喜孜孜吸吮胜利的喜悦，不能自拔，好像真的因此，像垫起脚尖的幻觉，以为高了一层。
这种攻击，以及近似上流社会的姿态，比较好的临摹，重点在「轻」。
因此，电影在最主要的弱弱相残环节起始，请回想一下电影画面：为了加强对模仿的描摹，特地选了最优雅、无形的方式，意图造成致命伤害。
随着剧情推进，来自底层的身体、冲撞、与暴力，才由于情势胶着，渐渐浮现出来。但差异哪有那么容易弭平？同样是模仿，有人战战兢兢、姿态狼狈，有人却开开心心地，看似模仿，其实都在做自己。小男孩扮演的勇敢印地安战士，是仅存于想像世界的印地安士兵，与现实相差甚远。
细节处导演为了强调这点，甚至让影帝宋康昊的妆容，在他扮演印地安人时，上了几抹更红、更暗沉的妆。他是那个更接近现实的人。
穷爸爸富爸爸的差距
“妈妈，生命就像杂草。”这是米兰．昆德拉在《生活在他方》中，让年幼的诗人雅罗米尔说出的话。
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左右摆动，生灭于无形，没有一点姿态与要求。
然而，电影告诉我们，真正处于社会中的这种位子，最大的不幸，或许是在灵光一瞬，回想起自己还有尊严。
而尊严建立在平等之上。当用罄一切想像与用心，把自己原本面目消灭，甚至在一场倾盆大雨后，克服破烂街区地下室与郊区豪宅的现实条件差异，回到后者上班。就算如此，却仍换不回应有的尊重。那不免让人觉得所有努力、以及为求「好」而抹煞的自我，都真的灰飞堙灭。
朴社长在面对自己爱不爱妻子的问题，可以停顿、酝酿扮演，琢磨何谓「好」的表象；但当穷爸爸的气味一次次越界，他所表现的嫌恶，是社长的真。
因为太真，令穷爸爸不得不想起彼此真正的身份、与距离。他原是一家最乐观的人。但，乐观的反面是期待，期待的内里是伤害。
影片的结尾更有余韵，底层社会唯一的生路，就是把上流的名份光环给买回来，无法伪装骗，努力发大财，才是最终的救赎之道。
因为，有一天，有钱之后，就可以变善良，不用再这么邪恶。只是，有钱的人都是如此自在悠闲，仿佛全世界的大事都跟他们无关，即便前一天雨大到淹水灭顶，但有钱人总可以光鲜亮丽地出席各种派对，附庸风雅，对穷困者来说，这才是最大的邪恶。
金基佑抱的那颗石头，在穷困人家就是一颗石头，在上流社会就是气质风水开运，假山假水，却可以给你真死真血。石头可以沉甸甸地压着你喘不过气，也可以砸死你不用留情，却也可以依附溪流河水中，是它原本的位置。
石头在哪？决定他的位置。金基佑希望他就是那颗可以入门上流的石头，敲开那道藩篱。可惜，石头差点取走他性命。对于穷人来说，没有资格幻想移动位置。这是对阶级最鲜明的控诉。
奉俊昊做足精巧文化符号，看得实在是令人过瘾。
他说：“这是一部没有小丑的喜剧，一部没有恶棍的悲剧。”
就像薛佛西斯每天徒劳无功滚着巨石上山，普罗米修斯终日忍受被老鹰吃肝，属于下流人或中层社会的日复一日，终点好像永远都那么远。
写到这里就想起研究所读到的高夫曼剧场理论。
他提出社会角色的概念，认为人因角色要求需要进行印象管理，而有所谓别人看得到的前台与看不到的后台；影片中靠假文凭混进上流社会的一家人在有钱人家摆出的体面样子就像前台，下班回到那个连WIFI都只能偷邻居的、下雨马上变游泳池的家，这些狼狈样就像后台。
然后在暂时放松的后台愤世忌俗地说着上面那番话，想着如果可以，谁想为了生存而自私，但这样无奈的发言，难道真的合理吗？
“如果朴社长回来，会像蟑螂一样躲起来吧。就像进厨房一开灯蟑螂都会躲起来。”
寄生上流的英文「Parasite」，来自希腊文parasitos = para(在旁)+ sitos(食物)，指在别人旁边吃剩饭的。这些躲在阴暗角落生活的下流人，就像蟑螂一样只能在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出来一晌贪欢，就像下班才感到放松、老板不在趁机偷闲的上班族，坐在办公室蹭口饭吃，穿的体面、用小确幸假装自己没有缺乏。仿佛在这荒谬的世界，我们都是异乡人，是自愿也非自愿的流亡者，内心有一种流浪的状态。
可是到底要怎么脱离呢？到底能有什么计划能天衣无缝？电影没能给我们答案。
所以看到最后，我觉得他其实想要探讨的是自由，当剧中一家人试图想要用尽诡计无孔不入上流社会，最后在滂沱大雨造成的洪水，冲醒心中的空虚和迷惘才体悟了，伪装终究是伪装，上流与下流的距离这么近也这么远。
寄生无法是永远的生计，而朴先生几次说了的「不要越界」，上流人这样的思想难道就不下流吗？
乍看之下，上面说得像是无奈的只能视乎天意、逆来顺受，但或许，真正的自由就是没有计划没有偏见没有设限，随着当下无止尽的选择，就像沙特说的：“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亲自做出选择。这样也就意味着，人在为自己做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做出选择。”
只希望，在社会阶级无情的体制下，人人最后都能得到适合的安居之地。
对比无处不在
那么通过《寄生虫》究竟想说什么？
导演奉俊昊受访说：
“社会上某些阶级和族类被长期忽略或视而不见，但现实是，不同阶级的界线仍是牢不可破。想这电影就是描述在今日愈趋两极化的社会中，这两个阶级碰头后不可避免的决裂。”
电影镜头说得比这番话更隐晦。
它用画面说故事：
《寄生虫》开场的镜头，是透过穷家半地下室的狭小气窗，窥视破旧的巷弄街景。前景是室内塑胶架晾着双白袜，连衣服也没地方晒，以显困窘。
该片开场的镜头，是透过穷家半地下室的狭小气窗，窥视破旧的巷弄街景。前景是室内塑胶架晾着双白袜，连衣服也没地方晒，以显困窘。
这两个镜头同中有异，景框比例相似，气氛相反。前者穷愁潦倒，后者宁静奢华安逸。两个镜头反覆出现，对比批判了贫富落差。
在中段，第二组较为隐晦的对比，却强调了异中有同：
一是社长夫妻睡在豪宅客厅沙发上，隔着落地窗，被庭园里搭帐篷过夜的幼子吵醒，用无线电对话；一是金家夫妻睡在豪宅客厅沙发上，醒来隔着落地窗，遥喊躺在庭园草皮上的儿子“你在干嘛”。
如果给这两家夫妻同一种生活环境，他们的反应没什么不同，都把焦点放在儿子身上。他们亲情的关注，或说「儿子心肝宝贝、女儿自生自灭」是不分贫富共通的。这是该片同理富人的层面。
片末在星期日一天之内，反覆交叉剪接半地下室、豪宅，异地同时发生的剧情，呈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该片再度明确了阶级怒火。
该片表面是贫富的对比，一部分观众可以用同情富人的视角，指责穷人的寄生。也有一部分观众可以用同情穷人的视角，指责富人的寄生。
但该片来回于两种视角，刻划两个家庭内部的心理危机。当中任何一方的痛苦，并未被另一方所压倒。因为不同的痛苦，本不该被比惨所否定，而该得到个别的理解，和共同的解决。必须先充分理解阶级痛苦，才能呈现超越阶级的视角。如果省略前者而自称超越，那无疑就是暴力。
马克思不批判地主、资本家邪恶，因为问题不是这个人本质好或坏，而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推动人横征暴敛。《寄生虫》也不是讲穷人忘恩负义、或富人狼心狗肺。是讲社会贫富悬殊，深刻影响人的心理。
就比如影片开头，醉汉常对穷家的天窗撒尿。全家期待爸爸出面吓阻醉汉，但一家之主龟缩了。
这是因为爸爸天生胆小吗？不是。当金家在富家工作稳定后，醉汉又来穷家撒尿挑衅，这次爸爸提了桶水出门去泼他。慢动作水花满天飞舞，宛如英雄片警匪枪战火花四射，刹那间全世界都高潮了，天使从云端歌颂他的英勇无畏。
两相对照，电影想说什么呢？决定爸爸表现得像狗熊或英雄的，不是他本质好或坏，而是时运待他好或坏。
成功学畅销书说「态度决定高度」，该片说「高度决定态度」。
它仍然是用空间说故事的。就像朴家，有人按门铃时，从单向屏幕看屋外访客是谁，决定要不要跟访客通话。并且装很多保全监视器、很多感应灯照亮黑暗以便监视，屋主掌握了观看的主权。
穷人金家只有被看的份，路人看屋内一览无遗。
在心理刻划上，《寄生虫》的主角不是宋康昊，是矿坑般深不见底、秘密的向下楼梯，通往未知魔域。穷，就是踏足那楼梯，缺钱和心理高压互相增强，不住盘旋而下。
该片的结尾，有影评解读为「富人可以嫌穷人臭，但如果穷人看不起自己臭，那就是穷人的错，穷人为什么要随别人起舞」。
我觉得不是，该片前述的大量刻画，就在解释人受社会关系所制约，就算同一个人，长期处于不同的心理资源环境下，呈现的态度也会极其悬殊。别人讨厌你，你就会讨厌你自己。别人喜欢你，你就会喜欢你自己。被踩在脚底下久了就会自卑，被吓坏了就会胆小，受辱多了就会退缩。
空间政治决定你尿人或被尿，被尿久了难免觉得自己身上那味道叫做臭。觉得自己臭，尊严就被剥夺。如果活着没有尊严，感觉活不下去是很正常的事，哪管你意志多坚强都一样。决定国民心理卫生品质的，不是医疗政策，是劳动政策。不是福利政策，是住宅政策。
穷人的心理问题，就是社会贫富悬殊的症状。
阶级高低造成的心理资源落差已经在那里，淹水会揭穿它。政府不作为，不把钱花在替穷人区盖排洪池、抽水站防洪，就创造了贫富不平等。媒体可以掩盖不平等，但压力测试见真章。
该片做的事情就是，就是把洪水放进来。
这样的社会，利用买办阶级统治大众，并且透过「将资源集中在少数既得利益者身上、剥削多数」的制度，确保全体的效忠。
寄生者，其实不是穷人。
电影的几处小细节
片中有许多关于韩国社会现象的讽刺，讽刺升学主义与现实社会的落差，无法考上大学的人却能靠着与教育无关的附加技能在社会里生存下来，让人质疑起文凭的意义，还有以文凭评价人的刻板标准。
一家四口都失业的设定，描述了韩国工作难找的可怕现象。
还有对于留美学历的盲目崇拜憧憬，亚洲人往往对于留学西方国家，或是满口英文的人士会贴上「尊敬」的标签，一种隐性的自我矮化，还有以文凭断定人格与其能力的方式，如此价值观所付出的代价。
而地下室的荒谬剧码，显示了这个社会的底层人口比你想像的庞大，隐藏在各个角落，大家都以无奈的方式奋力生存下来。
然而伪装得再好，身上所散发的「气味」却默默的说了实话。
用「气味」来描述阶级的差别非常的具有力道，这跟衣服与行为举止不一样，不是你换个服装或是突然假鬼假怪的走路吃饭就可以立刻改掉的印象，气味是被发现的当下你撕也撕不下来的标签，而且它会清楚标示着与你「气味相投」的人。
而这运用在有钱人的歧视里更显得血淋淋，歧视是默默存在所有人的意识里的。
在你不经意显露的时候最残忍。好比像捷运车厢里，那些会散发汗臭味的人，他无法躲避此时此刻的自己，周边闻到这个气味的人也无法不产生厌恶的心理。上流家庭的朴家，对着散发贫穷气味的金基泽，忍不住暂停呼吸并皱起了眉头，那是一种最发自内心的歧视。而这个歧视，堆叠了最后金基泽的反扑。
当上流社会的荒谬转折在生日会的那一幕里被刻画出来，也鲜明的凸显了底层人物的无力与愤怒，甚至无力到只能做一场梦。
上流社会的可恶是活在自己的自我宇宙与价值观里，社会上的大灾大难，与外人的生命都与自己无关，可以漠视以对。下了一场大豪雨对上流生活来说只是毁了一个周末而已，但对底层的人来说却是毁了一个家，而底层人的可恶是带着各种侥幸的生存态度。
总结以上，这不是部仇富的电影，有钱不是原罪。
这是贫富差距里，没有资本的底层者身负的结构死胡同。
综上所述，《寄生虫》想表达的远不如此。能力有限，在此浅谈，欢迎各位童鞋补充谈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