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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四书）
-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
- 其中，《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语行事的书；
- 《孟子》则是记述孟子言行以及孟子与当时人或其弟子相互问答的书。
- 《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大学》可能出自孔子的弟子曾子，《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
- 宋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由于这时期儒学发展的新特点，学者们非常重视《大学》《中庸》，于是，他们把这两篇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
- 至淳熙年间（1174—1189），朱熹写了《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开始确立。
- 与其他的儒家经书相比，这四种书比较通俗，内容又少，再经过集注解说，年轻人容易理解，“四书”因此流传开来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 后来的科举考试题目也从“四书”中摘取，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五经。
第二部分（五经）
- “五经”特指《诗》《书》《易》《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
- 孔子生前，曾长期从事教育，有人说：“孔子既然设教讲学，学生又那么多，很难想象他没有教本。毫无疑问，对于第一所私立学校来说，现成的教本是没有的。
- 《论语》记载孔子十分留心三代典章，指导学生学习《诗》《书》及礼乐制度，因此，我以为，孔子为了教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8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关于孔子与《诗》《书》《易》《礼》《春秋》的关系，先秦典籍如《孟子》以及后来《史记》的《孔子世家》《儒林列传》等有比较明确的记述，那时的学者认为孔子曾“以诗书礼乐教”，说他“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又说孔子“赞《易》”“作《春秋》”。
- 孔子与这些经书的密切关系，有不少已经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证实。战国时，儒家的这些典籍已被称为“经”，《庄子·天运篇》便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
- 由于《乐》已亡佚，六部书只剩五部，这五部书也就成为“五经” 。
第三部分（五经发展）
- 西汉时，经学兴盛，汉武帝立有“五经”博士，“五经”之称影响广泛。
- 汉人认为，孔子利用整理“五经”，融入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
- 所以《白虎通义·五经》说：“孔子所以定‘五经’者何？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悯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道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
- 从战国时起，人们就看到了儒家经书各自的功能，如《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 后来成书的《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 当代还有人将“五经”与现在人文学科的各科以相比类，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儒家十分重视人的文化素质培养。
- 正因为“五经”教育对人的教育有其全面、合理的一面，所以它在封建时代才有巨大的影响。
- 以后，儒经逐渐扩大范围，由“五经”发展到唐代的“九经”，“十二经”，直到宋代的“十三经”。
第四部分（十三经）
- “十三经”指十三部儒家经典，它的形成有一个具体的过程。
- 在“五经”“六经”之后，汉代有“七经”的概念。
- 汉代的“七经”一般是“五经”加上《孝经》和《论语》，但也有其他说法。
- 唐代以后又出现了“九经”之说，只是所指亦各有别。
- 一般地说，把儒家经书凑成九部即可称为“九经”。
- 唐文宗时，刻《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尔雅》为“十二经”。
- 宋代，孟子地位提高，《孟子》一书也被升为经书，这样，“十三经”便正式形成了，这些经书包括《周易》《尚书》《诗经》《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
- 到清代，阮元把“十三经”较好的注疏本选出，
- 其中包括魏王弼和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正义的《周易正义》；
- 汉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的《尚书正义》；
- 汉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的《毛诗正义》；
- 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的《周礼注疏》；
- 郑玄注、贾公彦疏的《仪礼注疏》；
-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的《礼记正义》；
- 晋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的《春秋左传正义》；
-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的《春秋公羊传注疏》；
-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的 《春秋穀梁传注疏》；
- 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的《论语注疏》；
- 唐玄宗注、邢昺疏的《孝经注疏》；
- 晋郭璞注、邢昺疏的《尔雅注疏》；
-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的《孟子注疏》，汇刻成为《十三经注疏》，成为儒家文化研究者的常用书籍。
读一世界
“十三经”当然包括了“四书五经”，而“四书五经”算是“十三经”里面影响最大、最为核心的部分。
其实“十三经”也好，“四书五经”也罢，都属于中华古代文化典籍即“国学”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前国学热大背景下，如果要开一张“国学必读”的书单的话，我想“四书五经”“十三经”应该是绕不过去的名字吧。
中华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作为今人，难道只能“望洋兴叹”？
中华文化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迎来了一次让后人叹为观止的“百家争鸣”、璀璨光辉的高峰，所以类似的问题，其实古人也曾遇到过。
古人是如何解决应对的呢？
简单说，就是化整为零、分门别类。
现在我们都知道，分类法中最出名、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四部分类法”。
在古代，我们知道，由新朝编撰前朝史书是一种惯例。
唐朝初期，一代名臣魏征等人编撰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在吸收历史传统基础上，首次引入“经、史、子、集”顺序来著录典籍，开历史之先河。
清乾隆时期纪晓岚、和珅等人负责编纂的，我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第一次完全独立地将我国古代文化典籍按“经、史、子、集”分类汇编，“四分法”最终确立并影响至今。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现存国家图书馆
“十三经”正是“经部”收录的主要内容。“十三经”是指《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清乾隆“十三经”刻石
“四书五经”——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朱熹《四书集注》图
眼尖的读者朋友，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既然说“四书”包括在“十三经”中，《大学》《中庸》又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答案是这样的：南宋的大儒、理学家、哲学家朱熹，他觉得《礼记》中有两篇太重要了，或者说朱老夫子太喜欢这两个“宝贝”了，就把他们从“母腹”中“催生”出来，让他们单独“成人”。这两个“宝贝”正是《大学》《中庸》。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大学》提出了儒家修身立志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三纲八目”——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庸》则明确了“中庸”是儒家为人处世的的最高标准，是儒家安身立命的道德哲学根基。
再来说“五经”。
“五经”：《诗》《书》《易》《礼》《春秋》。
“四书五经”包括在“十三经”当中。最后，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对于儒家经典来说，“四书五经”可以看做是对“十三经”的进一步提炼概括；他们的核心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根芥微尘
十三经包含四书五经。
中国的十三经是从汉朝的五经发展而来，到南宋形成十三经，是儒家思想的传世经典。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中国的五经分别是《诗》、《书》、《易》、《礼》、《春秋》。而十三经里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来自五经里的《春秋》，又称春秋三传，所以十三经包含五经。
四书里的《大学》和《中庸》出自《礼记》，加上《论语》和《孟子》并称四书。也都包含在十三经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