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公元前五世紀的古希臘，
智者這個詞雖然保留了它最初的非特定意義，比如“聖人”或“專家”，但它還特指一種新型的知識分子。他們是巡遊於希臘世界的專業教育家，為民眾提供各種學科指導，特別是在公共演講技巧和如何成為人生贏家上。
我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智者這一新職業的出現，是吟遊詩人（特別是荷馬詩歌吟誦者）這個傳統領域的延伸，是對這一時期各種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反映。
特別是雅典，因其財富的增長和知識水平的提高，傳統的基礎知識，如識字、算術、音樂和體育訓練已經滿足不了民眾的需求。在某種程度上，民眾對高等教育的渴望與愛奧尼亞對物質世界的猜測方式的普及有關，它涵蓋歷史、地理和文明起源等領域。
此外，雅典人參與民主的熱情，也導致了對成功的政治和法庭演說的需求，並因此發展了說服和辯論的專門技術。
怎樣過上幸福的生活？
第三，這一時期出現了一種富有挑戰性的、理性主義的思潮，在道德、宗教和政治行為等問題上，智者都對此作出了回應和貢獻。
無論是在學術機構的意義上，還是在致力於傳播特定學說的群體的意義上，智者都不屬於任何組織，沒有共同的理念體系，也沒有創辦任何學校。因此，作為智者的從業者完全是個人行為。
普羅塔戈拉是這種新型智者的代表人物，他來自於愛琴海北岸的雅典帝國的城市阿布德拉。這裡也是德謨克利特的出生地，因此一些後來的文獻猜測普羅塔戈拉師從德謨克利特。
人是萬物的尺度——普羅塔戈拉
不過，德謨克利特很可能比普羅塔戈拉年輕。他們之間關於知識交流的唯一確鑿證據是普魯塔克的一個陳述：德謨克利特反對普羅塔戈拉的主觀主義，塞克斯都又補充說，他的論點指出了普羅泰戈拉的主觀主義是自相矛盾的。
普羅塔戈拉是最早的智者之一。正如柏拉圖在《普羅塔戈拉》中所描述的那樣，他說（317c）他的年紀已經足夠大了，可以成為在場的任何人的父親，這些人包括競爭對手希庇亞和普羅迪克。
而柏拉圖另一篇對話《美諾》則說（91e）他作為一個智者已經四十多年，直到他七十歲左右（大約公元前420年）去世。
我知道我一無所知——蘇格拉底
在《普羅塔戈拉》中他還說（316d-317b），雖然古代詩人和其他專家一直在使用辯術，但他是第一個公開宣稱自己是“智者”並提供相應教育的人。
因此，他稱自己是教授如何利用人類的卓越才能去獲取成功的老師，這在傳統上是詩人所宣稱的角色。
在《普羅塔戈拉》中，他聲稱教導“如何妥善管理自己的事務，如何管理自己的家庭，如何管理公共事務，如何通過言語和行動對城邦事務作出最有效的貢獻”。他接受蘇格拉底對這一領域的描述，稱之為“管理城邦的技藝”，他相信這將“使人成為好公民”（319a）。
平衡是一切事物的法則
對這項雄心勃勃的自我完善和良好公民的教育計劃的實施方式，我們能否建立起一個構想呢？普羅塔戈拉在對話（320c–328d）中的“偉大演講”中闡述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旨在表明良好公民精神的本質在於正義和節制。人類維護社會秩序以及最終實現物種生存，有賴於對這種天性的敦敦教誨。
這套複雜的主題，包括從原始開始的文明發展、社會美德以及人性的本質，代表了普羅塔戈拉教學的一些實際內容。
第歐根尼·拉爾修記述的普羅塔戈拉的作品題目《論美德》、《論國家》和《論事物的古老秩序》，也可以從側面反映出這些內容。
我從哪來，我是誰，我要到哪去？
接下來，他對西蒙尼德的一首詩進行了批判性的解讀，他說，能夠有理有據地評論一首詩的好壞是教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338e–339a）。
他也被認為是開創了語言學理論在文學批評中的應用。關於語言的正確性，他說，應將語言行為分為願望、提問、回答、命令等，並批評了《伊利亞特》的開頭“唱出阿喀琉斯的憤怒吧女神”，理由是這本該是命令而不是祈禱。他還認為語法有性別上的區分，憤怒一詞是陽性的，因此把它用於女神是不恰當的。
我們不能確定，關於這些主張及其在文學批評中的應用，是否主要被視為個人文化修養的一部分。是為了自身的利益，還是為了把對詩人的解釋和批評，作為辯論和說服的一種策略，納入法庭或政治演講中。
文字是一種力量
不過，我們確實有一些證據證明普羅塔戈拉教授辯論技巧。第歐根尼·拉爾修記述他有一本稱作《論辯的技巧》的書，這肯定是關於辯論技巧的手冊。另一本字面上的意思是“論摔跤”，但更有可能的是所討論的摔跤是鬥智，而不是身體上的，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普羅泰戈拉曾是一名體育教練。
儘管普羅塔戈拉的確教授辯論策略，但我們並不瞭解這些策略的具體細節。上文提到的對西蒙尼德詩歌的批判表明，從對手的陳述中引出矛盾是這樣一種策略。因為普羅塔戈拉實際上所做的是試圖表明，西蒙尼德自相矛盾，先是聲稱變好很難，然後又指出庇塔庫斯（古希臘“七賢”之一）的錯誤，因為他說變好很難。
成功很簡單——以正確的方法，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
蘇格拉底對觀眾熱烈掌聲的描述（339d-e）顯示，辯論性比賽具有觀賞性運動的地位，甚至在大型體育節日的附帶活動中也有體現。
在柏拉圖的《小希庇亞》（363c–364a）一書中，希庇亞說他定期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問答比賽，而且從未被打敗過。同樣，普羅塔戈拉也說他與許多人進行過唇槍舌戰的比賽，如果他允許對手發號施令，他的名字就不會在希臘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了（《普羅塔戈拉》335a）。
根據第歐根尼·拉爾修的記述，普羅塔戈拉是第一個舉辦這類比賽的人。
對抗性辯論的技巧顯然與普羅塔戈拉兩個著名的具體主張有關。
找到你自己的哲學
根據第歐根尼·拉爾修的說法，他是第一個主張在任何問題上都有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的人。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說法，他聲稱“能使較弱的邏各斯變得更強”，併為此受到抨擊。
考察普羅塔戈拉的這些主張可能的含義，將引發我們對他關於真理和現實的看法的深思，特別是對“人的尺度”學說和相對主義問題的深思。
相對主義特別是在道德領域，通常被視為智者的特徵，但從歷史資料來看，普羅塔戈拉是持有這一點觀點的唯一智者。即便如此，關於他的相對主義也是模稜兩可的。
普羅塔戈拉著名的論斷“人的尺度”，來源於他的作品“論真理”的開頭一句，其中寫道“人是萬物的尺度，是是其所是的事物的尺度，也是不是其所不是的事物的尺度”（《泰阿泰德》151e）。
這在《泰阿泰德》中被解釋為，依據真理做出判斷或依據個人經驗或理念做出判斷（主觀主義）之間的對立。根據這種解釋，事物呈現給一個人的樣子就是它們真實的樣子。
蘇格拉底利用這一感官表象的觀點，提出了著名的風論。如果我感到風是冷的，那麼它對我來說就是冷風；如果你感到風是暖的，那麼它對你來說就是暖風。
在對話過程中，蘇格拉底把它引申到所有的判斷中，包括判斷本身，於是產生了這樣的結果：每一個理念對相信它的人來說都是真實的（而且只對他們是真實的），因此在任何事情上都沒有客觀的真理。
亞里士多德將“肯定和否定任何事物都是同樣可能的”的觀點歸因於普羅塔戈拉，以及塞克斯都對上述普羅泰戈拉的批判證據表明，類似這樣的主觀主義的解釋在古代是流行的。
塞克斯都說，德謨克利特（以及柏拉圖，《泰阿泰德》170e-171c）駁斥道，鑑於普羅塔戈拉說每一個表象都是真的，那麼不同意這一論點的這個表象也是真的，因此普羅泰戈拉的論點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在《泰阿泰德》（167c）的其他地方，蘇格拉底代表普羅塔戈拉的觀點聲稱“凡是被當作好的和正義的東西，只要城邦的習俗還在維持，它們就是好的和正義的”。
也就是說，關於什麼是好的和正義的真理與個人的判斷無關，而是與個人所屬社會的判斷有關。如果風對我來說是冷的，因此我認為是冷的，那麼就沒有客觀事實可以證明這種理念是錯誤的。
但是，假設盜竊由國家的法律和習俗所認可，而我認為盜竊是錯誤的，那麼我的理念就大錯特錯。當然，如果我改變了法律和習俗來禁止盜竊，我的理念就是正確的。
在一次柏拉圖式的對話中，普羅塔戈拉既表現出主觀性，又表現出受限的社會相對性，儘管它們之間是相互矛盾的。在《泰阿泰德》中，根據蘇格拉底的說法，普羅泰戈拉保持了道德判斷的社會相對性（167b-c），他對專家在個人和社會背景下的作用給出了一個務實的論證。
在個別情況下，雖然沒有一種表象比其他任何表象更真實，但有些表象比其他表象更好，專家的作用是創造更好的表象而不是更差的表象。對城邦而言，有些對正義的判斷比其他的更好，專家的作用是說服城邦採納更好的判斷。
長鬍子並不能讓你成為哲學家
這種對專家職能的解釋可能意味著，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與被專家說服的人的判斷無關。一個城邦最初可能會認為它有權追求其自身利益，而不考慮對其他城邦的義務，但隨後會同意尊重條約更符合其長期利益。這種說服的前提是，確定城邦的長遠利益到底是什麼，而不僅僅是城邦現在的情況。
因此，《泰阿泰德》關於普羅塔戈拉相對主義的證據是模稜兩可的。在對話中，他被認為是在維護：
- 普遍的主觀性
- 道德上的社會相對性
- 利益問題上的客觀務實性
打破常規
亞里士多德和德謨克利特的證據表明，他事實上主張（1），但對於(2）和(3）歸屬於他是否具有歷史上的準確性，這一點仍有待商榷，或者是由於柏拉圖有意或無意的曲解造成的。
還應看到在《泰阿泰德》中，蘇格拉底僅將（2）和（3）歸於普羅塔戈拉，在反駁之前代表泰阿泰德儘可能合理地解釋和捍衛“人的尺度”學說。
普羅塔戈拉的描寫幾乎沒有任何相對主義的痕跡，無論是個人的還是社會的；相反，他堅持認為，基本的社會美德是正義和節制，沒有這些美德的諄諄教誨，社會就不可能維繫。
這些主張是作為普遍真理提出的。絲毫沒有跡象表明，普羅塔戈拉之所以提出這些主張，僅僅是表達了對這些碰巧盛行的美德的偏愛，例如在雅典，但這些美德可能在其他一些城市的習俗中是不存在的。
基於上述假設，即在對話中反映出的普羅塔戈拉的教學活動在歷史上是準確的，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普羅塔戈拉不僅在利益問題上，而且在道德的某些基礎問題上認識到的客觀真理，其基本立場是不一致的。
然而，在1968年出版的狄迪莫斯（公元四世紀）的紙莎草碎片中，我們更進一步的瞭解了普羅塔戈拉的認識論立場。碎片記載的文字反映出，他既不是主觀主義者，也不是社會相對主義者，而是懷疑論者。
在殘篇中，他被描繪成“對在場的人來說，我似乎是坐著的，但對不在場的人來說，我似乎不是坐著的。我是否坐著，並不清楚”。
在這個問題上，有一個客觀的事實，這個事實是不可發現的，因為不同的個人對情況有不同的表象。而在主觀主義的情況下，沒有一個事實超越了個體表象，正是這個表象確定了每個事物的呈現方式。
這可能是普羅泰戈拉主義的另一個矛盾，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沒有任何其他來源的證實。更可能的是，殘篇呈現的是一個被誤讀的普羅塔戈拉主觀主義的例子。因為主觀主義的論點是，每一個理念對於持有它的人來說都是真實的。
從在場的人相信我坐著而不在場的人不相信我坐著的前提來看（因為不在場的人沒有這樣那樣的理念），正確的普羅塔戈拉主義的結論不是不清楚我是否坐著，而是對於在場的人來說我坐著是真的，而對於不在場的人來說，我坐著不是真的，我不坐著也不是真的。
所有這一切都讓我們不知該如何看待這樣的觀點：在每一件事上，都有兩個相互對立的邏各斯，以及使較弱的邏各斯變得更強的斷言。
前者不能理解為普遍主觀主義的主張，因為事實上它與普遍主觀主義是不一致的。考慮到普遍的主觀主義，風對我來說是冷的，這和風對你來說是暖的並不矛盾，因為兩者都是（相對地）正確的。
出於同樣的原因，這也不能被理解為一種社會相對主義的主張：認為衣冠不整在雅典是可恥的，並不反對在斯巴達衣冠不整是不可恥的。
也許我們不應該試圖把這一主張與任何一般的形而上學立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應該把它解釋得更寬泛一些，即這只是指在許多問題上，事物都有兩面性。
同樣地，讓較弱的邏各斯變得更強的主張與相對論無關，無論是個人的還是社會的。相對論的理念並不相互衝突，基於它們的論點也不衝突。因此，無論是理念本身還是基於它們的論點都不會更弱或更強。
知識就是力量
亞里士多德在《修辭學》中引述的證據表明，這一主張的背景是法庭演講，特別是所質詢的論點是模稜兩可的時候。
例如，一方面，弱者不太可能攻擊強者，因為他不可能希望自己會被毆打；而另一方面，強者也不太可能攻擊弱者，因為每個人都會傾向於認為他可能會這樣做，所以他知道他肯定會受到法律的懲罰。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太可能真正犯罪。
在任何情況下，如果假定事實不能確定，只要有足夠的聰明才智，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合理的意見。在政治協商的情況下也可以提出類似的觀點，因為將來的結果不能確定，必須基於可能性的平衡作出決定。
因此，這句口號很可能是普羅塔戈拉作為一名庭審修辭學教師的推銷語。也許他只是聲稱，在適當的條件下，他有能力提出論點，從而把較弱的情況變成更強的情況。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主張是合理的，也不一定就是道德敗壞。
為了完成我們對普羅塔戈拉關於語言和現實的觀點的闡述，我們需要提到這樣一個論點：不可能說什麼是假的。這出現在柏拉圖的《歐緒德謨》（284a-c），《泰阿泰德》（188d-189a）和《智者》（236e-237e）中。
根據這一論點，假的是不可能的。鑑於談話者必須說什麼是什麼，那麼說什麼是假的就是說什麼不是什麼。因此說什麼不是什麼，也就是什麼是不是什麼，也就是什麼都沒說。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矛盾。
這一論點起源於巴門尼德的主張，即“你即不可能知道什麼不是……也不能說什麼不是”。此論點對矛盾不可能的應用歸因於公元前五世紀的許多人物，包括普羅泰戈拉及其夥伴，普羅狄克，克拉底魯和安提斯泰尼。
在柏拉圖的《克拉底魯》中，克拉底魯認為，即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的專有名稱，通過名稱的詞源表達了它所命名的事物的本質。名稱只有在正確應用時才有意義，否則只是一個空洞的聲音。
因此，誤用一個名稱的情況是不可能的（因為誤用的名稱不是一個名稱，只是一個聲音），也不可能存在虛假的言辭，因為每一個虛假的言辭都涉及名稱的誤用。
同樣地，安提斯泰尼認為每件事物都有自己正確的定義或描述，而這些定義或描述不適用於任何其他事物，因此虛假同樣不可能。
結語
就普羅塔戈拉而言，很難找到任何類似這樣的關聯。在對主觀主義最合理的解釋中，一個人的理念不會與其他人的理念相矛盾，但這似乎並不排除個人有自相矛盾的理念。
此外，主觀主義不排除虛假的言辭；我可以錯誤地斷言“風對我來說是冷的”，而事實上它對我並不是冷的。雖然普羅塔戈拉似乎對不自洽有相當高的容忍度，但很難說清同一個人如何能持有相互對立的觀點，而且在每一件事上都有兩個對立的語意。
《歐緒德謨》中普羅塔戈拉的措辭含混不清，這表明柏拉圖把普羅塔戈拉的主觀主義的模糊記憶歸於蘇格拉底，而不是對任何特定學說的準確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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